1980年8月我调回机修车间后，厂里自办的托儿所和食堂都开张了。
妻子三妹回天津之后，我们接着送女儿到棉纺厂幼儿园，他们不收了，说床位已让别的孩子占了。我就把女儿送到了我们厂的托儿所。我每天骑自行车带着她上下班，单程大约要骑50分钟。那时候公交车不发达，只有几路车，很多地方都到不了，所以只能骑自行车。我用钢筋焊的那个可以卡在妻子自行车上的儿童坐椅，也能卡到我的自行车的后衣架上，女儿就每天坐在那个小铁椅子上跟我上下班。小椅子有靠背，向后靠没问题，前边也焊了横杆，向前扒也掉不下去。为防止女儿站起来晃下去，小椅子上加了绑带，女儿坐好后可以绑上。小椅子的底部也是钢筋的，她妈妈怕她坐着硌得慌，又做了个棉垫放在上边。
我和女儿一般不在家吃早饭，而是去韩村路口东北角的饭馆吃油条。那时国家的经济已经好转，街上的公营饭馆早晨开始供应豆浆和油条。
当时能供应早点的饭馆很少，吃早点也得排队。我为了不迟到，每天还得早出发一点儿。我们8点上班，正常情况下7：10出发就可以。可要在外边吃早点就得6：40出发。
天热的时候还好点儿，天一冷女儿就受罪了。怕女儿冻着，她妈妈给她做了棉腿套，上身还要盖上小被子。虽全副武装，女儿还是冻得慌。
厂里的托儿所离我们车间很近，就在我们车间的南边靠近厂区南部围墙的地方，是新盖的一排很正规的平房。阿姨是从各车间抽调的已有孩子的女工，现在就记得有郝工友、秦工友。
我送女儿入厂托儿所的时候，托儿所还没有几个孩子，她基本上算第一批新生。
托儿所设施比较少，好像就有小床。孩子的饭要家长自带，托儿所生着炉子，阿姨给热饭。我们厂的托儿所基本上就是照看孩子，没有教育的职能。照看孩子也不讲什么科学、规范，阿姨以前怎么带自己的孩子，现在就怎么带别人的孩子。
我女儿自小就胆子小，特别怕见生人。但她很乖，绝不会给阿姨捣乱，也不会大哭大闹，所以阿姨都喜欢她。最喜欢她的是郝工友，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女儿也把她视为自己的安全保障，可以依赖的对象，形影不离地跟着她。女儿每天的午饭都由郝工友喂，她自己带了好吃的也给女儿吃。
郝工友总带女儿还带出了感情，我二线之后跟老伴转商场碰到她，她还说她总想我女儿，很想有机会见个面。
厂里的食堂离我们车间也很近，它夹在我们车间和托儿所之间，是依托厂区西部围墙盖的一间平房。炊事员有两位，一位是从附近村里请的厨师，一位是从车间抽调的女工甫工友。
这位厨师又高又胖，肥头大耳，长得特像厨师。我觉得他肯定有两下子，就想观摩一下，好长点见识。我看他炒豆角时先用开水焯一下，炒出来后又绿又亮，觉得学了一招儿，就回家跟媳妇显摆。可没想到炒出的豆角好看不好吃，没进味儿，一点儿也不香。
时间长了，我确认他长的像厨师，但没啥厨艺。他每天中午要炒荤素两样大锅菜，供没带菜的人选购，但哪样也不好吃，味儿都是熬菜的味儿。时间一长人们还是自己带菜，他看自己炒得菜卖不出去，后来就不炒了。这样，食堂最主要的任务就剩下给大伙热饭了。
那时厂里的绝大多数人都带饭，一到10：40，想让食堂给热饭的人就可以把自己的饭盒放到炊事员提前准备好的笼屉上。由于有人饭盒里放得是生米，一般都蒸较长时间，这时饭盒中如有叶菜，肯定就烂乎了，但这也没有办法。
再到后来，好像那位厨师就不来了。
刘主任给食堂定了规矩，要中午12点才能揭锅，目的是防止人们占用工作时间吃饭。可人们的想法正好与他相反，都希望早点吃饭，最好在12点前就吃完，一到12点就名正言顺地休息。尤其想在中午休息时间打牌的人，更是早早就到食堂等着拿饭。
这让炊事员甫工友左右为难。她虽然希望人们早拿饭，她早下班，可他又怕刘主任发现批评她，所以就尽量阻止人们早揭锅。
甫工友是我们的兵团战友。
我有一段练笔的“速写”，就描写了这个时段的情形。
1980年夏，工厂午休。
太阳懒洋洋的，快中午了。
人们或蹲或坐都凑到了小伙房的门口。
“臭老甫，午饭热好了吗？”猴了吧唧的小王冲着胖胖的女炊事员喊着。
“快了，快了。”老甫叽里咕噜地回答：“再等5分钟，今天的生米多。”
又瘦又高戴着眼镜的小魏也着了急：“快11点了才来，臭娘们，明天早来啊！”
挤在一起的人也都乱糟糟地喊起来：“行了吧！行了吧！”
终于有人忍不住了，短小精悍的小时霍地站起来，几步就进了伙房，长声地喊着：“热了！热了！”说着就打开了笼屉，湿热的蒸气顿时充满了低矮的伙房。蒸气里挤满了晃动的人影。
老甫把头扎在笼屉上看着一盒盒的米饭，喊着：“你看，你看，都不熟，多蒸会儿怕什么？你们不就是急着玩牌，晚玩会儿怎么啦？这么早揭锅，刘头儿（指刘主任。当时都这么叫他）看见还得训我。”没人听她唠叨，人们很快就散净了。
机修的牌迷们，端着饭盒开了战。
“今天得弄死你们！”小魏狠狠地开了牌。小王示威似地亮了一下刚抓上来的大王：“你咋呼什么？哪天你赢了？”“哪天不赢你？”跟小魏一拨的小时也向小王开火。满身油污的小司忙给自已的同伙解围：“谁也别吵，咱们牌上见。”
在舌战中牌抓完了。
“黑四！”小王扔出一张黑桃四。小时刚想跟五，小王又加了一张红方四，小时刚想跟对六，小王又得意地加了张红桃四，小时恨恨地骂了一声：“学会羊拉屎了！”
这段练笔中提到的扑克游戏，就是那时流行的“五十K”。当时觉得它趣味无穷。我们车间的男工除了老司师傅和李师傅两个头头，基本上都玩儿。由于想玩的人多，我们经常同时开辟两个战场。
这段时间车间里可就热闹了，抓到好牌时昂奋的叫声，出牌时的用力拍击声，互相较劲的斗嘴声，看客们的叫好声，响成一片，吵得人头昏脑胀。另外，那些烟鬼们也都开始“饭后一颗烟”，吞吐出的乌烟瘴气，呛得人难受。那场面，就像狂热的赌场。
我干供销时很认真地学习了吸烟，可天赋太差，就是学不会，所以闻着别人呼出的烟气，总带着一股子臭味儿。不过多么反感也没办法，那时候还没有“公共场所，不许吸烟”这样的说法，只能无奈地忍受。
上班的时间到了，人们恋恋不舍地把扑克收起来。输了还不服气的一方往往会说，下班了别走，看我怎么收拾你。赢了的如果接受挑战，那下班了就真的不回家，接着打牌。回去晚了怎么跟老婆交待呢？人们都统一了口径，一律说加班。
我有时下了班也跟他们玩一会儿，可不能说“加班”，因为有女儿监督。我们下班时，白班的阿姨也要下班，我要及时把孩子接走。这样女儿要陪着我玩牌。
她对此很不耐烦，一会儿说一句：“爸爸，咱们走吧！”我自知理亏，每次都哄她：“好！好！马上就走。”可我一走人手就不够了，大伙都玩不成，所以我答应后并不起身。她对我也没有办法，只能继续哼唧。看着她脸上无奈的表情，我也感到愧疚，玩不了多长时间，就得带着歉意提议散伙。
（照片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