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1979年2月初，父母开始张罗大妹的婚事。举行结婚典礼的时间已经商量好，定在了3月上旬，可还没有找到婚房。他对象家住的是两室一厅的楼房，按说条件不错，但家里人多，除了父母，还有两个弟弟，在家里结婚确实不现实。
母亲通过熟人帮大妹找了农村出租的房子，我跟着大妹去看的。房子是北关大队社员家的，就在北关大街小石头桥的东边，护城河的阳坡。院子的地势越往里越低，让人感觉别扭，担心下雨存水。可看了看后边的院墙有雨水口，雨水能直接流到河里，倒也没事。房子是1间半，大约有十七八平方米，足够住的，只是很旧，里边有些潮。可这个地方基本上已算市区，离我父母家很近，走路也就十几分钟，回家非常方便。能在这种地方租到房子实属不易，我们就决定租它。
除了张罗房子，父母还在准备嫁妆。印象中父母给大妹买了一对木头箱子，是托人找票买的。
结婚典礼在男方家里举行的，热热闹闹，挺顺当。
大妹结婚之后，我曾去他们的新家看望，感觉他们生活得不错。
我1979年10月30日的日记，又提到了大妹租房的事，日记写道：
母亲说，妹妹家的房东在撵她们搬家。
妹妹今年3月份结婚，和我一样可怜，找不到房子，只好租了北关大队社员家的一间半房子。一次就交了一年的房租。可前几天，房东说他的儿子快回来了，需要房子，通知中间人让妹妹她们搬家。
妹妹怀了孕，母亲还没敢此事告诉她。
此事后来怎样解决的，我已没有印象，好像是没搬。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妹肯定会为此事大伤脑筋。
大妹夫的工作单位有图书馆，他听说我喜欢看书，就主动帮我借。那时候我特想了解外国的情况，就请他帮忙借这方面的书，借的书有英国温斯顿·丘吉尔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美国汉森·W·鲍德温著的《明天的战略》、英国戴维·费尔·霍尔著的《俄国觊觎海洋》等。一边看还一边记，主要是摘录一些重要资料。
那时候，我还有意识地做一些景物描写的练习，也不防抄录两段。
雨景
烟雨溟蒙，荒草迷离，依稀高杨黑绿。
云沉沉，风凄凄，蛙鸣不起，蟋蟀声稀，雨燕哀啼。
1979年8月15日于二塑
1979年秋，回家路上
如纱似雾的秋雨，弥漫了整个的天，整个的地。路边的景致朦朦胧胧，只有自行车下面这块稀泥铺满的路还有些真切。
夜慢慢地吞食着光亮，天色暗下来，下班的车流都变成了黑影，一团团地飘过来，又一团团地向远处飘去。
我也写诗，不防抄录两首。
菜园
秋圃晨光洗，青翠叶摇金。
一片欣欣意，为报滋润恩。
1979年9月10日于保定
杂感
十年纷乱成大灾，神州无处不伤怀。
醒者多愁甘为醉，仁人无语实可哀。
黑猫厌饫白猫懒，仆人反由主人抬。
连年多病偏多忌，灵丹妙药谁能开？
1979年年终于二塑
大概在1979年11月，厂里倡导大伙申领独生子女证。领了证的夫妇要保证不再生第二胎，国家则给予夫妇双方每人每月5元的奖励。我和妻子商议之后，领取了独生子女证。当时的感觉是，名为倡导，实际上不领是不行的，厂里会不厌其烦地找你。
在这之前国家实行的是间隔够4年就可以生二胎的政策，妻子在生了女儿一年多后也曾再次怀孕，但担心单位处罚，就没有要这个孩子。谁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国家对生育的控制是越来越紧，之后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要第二个孩子了。
进入1979年雨季，我租住的房子出现了问题，先是屋顶漏雨洇得纸顶棚都成了地图，漏得厉害的地方还得接上水盆，后是里屋西北边的房角被雨水冲出个窟窿，晚上从屋里就可以看到外边的星星了。自进入雨季之后，这个房角就没有干过，每次下雨都有雨水渗进来，墙总是湿漉漉的。由于墙是土坯的，越泡越软，最终塌掉了一块。
我把这种情况告知了房东，他说屋顶雨季不能修，人上去会漏得更厉害，只把塌掉的房角给堵了堵。雨季过去后，房东才重新捶了屋顶。
租住别人的房子，总有寄人篱下低人一等的感觉，我一直盼望能拥有自己的房子，所以一直关注着保定市有关住宅建设的情况。
记得在1978年，报纸就刊登了有关加快城市住宅建设的消息，说国家将要增加住宅建设经费，加大住宅建设力度，到1985年城市平均每人居住面积要达到5平方米。
后来，报纸又刊登了保定市盖了许多住宅的消息，我觉得自己在房管所分房有希望了：我在房管二所申请登记时排在300多号，而全市只有两个房管所，既然盖了那么多房子，应该能轮上我啊。
我兴冲冲地去了房管二所，可令人震惊的是，对这么重要的消息房管所竟然一无所知，并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分房指标，我急得想帮他们找报纸。这时有位好心的同志让我去房管局问一问。我到局里一问，人家回答得更妙，说报纸上确实刊登了这样的消息，但里边的数字是谁提供的，他们也不清楚。
此事让我很恼火，可我不打算放弃，我觉得放弃了就更没希望了，所以我还是经常往房管所跑。
工夫不负有心人，有一次我还真的碰上了房管所分房，一帮办手续的人吵着嚷着在里边乱挤。因为有位姓王的同志曾答应过我，有了房一定会分给我，我便四处找他。找到他后我就像见到救星一样，心咚咚地跳着赶紧问：“现在有了房，该分给我了吧？”没想到这位平时对我态度很好的同志却一改常态，很不耐烦地说：“以后我们不再管分房，市里已把指标给了各局，让他们分。”“那这次呢？”“这次也是由他们分的，不信你去看看，办手续的人都有局里开的信。”
我看了一下，那些来办手续的人确实都拿着证明信之类的东西，我无话可说了。
可我还是不死心，我想市里把指标给了局里，局里就应该分到厂里，于是我又去找厂里的韩书记。韩书记说：“局里没给厂里什么住房指标啊，不行你去局里问问吧。”他怕人家不相信我没房，还让办公室的人给我开了无房证明信。
到了二轻局。人家说这类事要找秘书科。可我问了秘书科的所有同志，他们都说不管。我又听说是那位姓郝的人管，可他说他确实不管，而且也没有听说过科里有什么人领回过住房指标这样的事。
1979年，市里又大张旗鼓地建设住宅，8月份市革委还召开了住宅建设会战誓师大会。会战重点是裕华路、税务角、南大街等处的五幢大型住宅商店两用楼。其中税务角的工地离我父母家很近，我回家看望父母时都顺便看看会战的热闹场景。
知道有了新的房源，我又去房管二所探询，他们依然说所里没有分房指标。
我茫然了，新盖了那么多房子都分给谁了呢？
1979年9月下旬，我听说吕工友弄到了房子。他弄到的房子是套楼房，就在保定染厂旁边那座新盖的楼房中。听说，他之所以能弄到房子，完全是沾了他对象的光。
吕工友也是我的兵团战友，比我年轻，长得也好，工作努力，作风正派，很有人缘。他不是保定人，好像是通过什么亲戚朋友办到保定的。他在保定没有家，厂子就是他的家，厂里的集体宿舍多会儿都少不了他。大伙同情他，也愿意帮助他。我们这些已搞好对象的战友，就都想着给他也张罗一个，让他也尽快能有一个家。
我把这事跟妻子念叨之后，她上了心，觉得她在缝纫机厂结交的好友小燕和他很班配，就给他俩牵线搭桥，让俩人见了面。我俩很看好这段姻缘，可最终女方不同意了。当时她说的理由已忘了，好像没提到家庭出身什么的，但男方的感觉是女方嫌他出身不好，是地主。
经过运动的人，都知道出身对个人进步的影响有多大，不愿和出身不好的人结婚是也很正常的选择。尤其是这种介绍的对象，对本人的了解不多，主要还是看硬件条件，出身啦，政治面貌啦，工作单位啦，相貌啦，身高啦，收入啦（那时候年龄相当的人工资都差不多，这条一般不作重点考虑）。至于人品，人们虽然也非常重视，但这需要长期接触才能了解，所以都把它作为搞上对象之后再考查的问题。吕工友的那些优势自然也就难以发挥了。
可他身边的那些小姑娘能发现他的这些优点。如果只图他这个人好，就能接受她。别说厂里还真出了这么个小姑娘，就是卉工友。小姑娘长的非常漂亮，人也很好。他俩搞好之后，工友们称他们为金童玉女。
小姑娘的家人对吕工友也很认可，所以俩人一通热恋之后，就开始谈婚论嫁。吕工友在保定孤身一人，筹办结婚的事还得仰仗女方父母。女方的父亲不知在什么单位工作，任什么职务，反正是手里有分配房子的权力。他的千金要结婚了，当然要优先考虑，这样，吕工友沾对象的光，也就有了一套新楼房。
听到这个消息，我为吕工友高兴，可心里很不平衡，在1979年9月28日的日记中我写道：“听别人说吕工友也弄到了房子，就在染厂旁边那座新楼中。他真是三生有幸，找了个对象，其父亲竟是管房子的，解决住房问题也就不在话下了。我是三生无幸，亲戚朋友中没有一个人是管房子的。当然，也不一定非要和管房子的人沾亲带故，那些头上有乌纱，手中有官印的人，哪个有住房之忧？连他们的子女都不必为此发愁。我一个普通工人，无权且又无钱，自然连被研究的份儿都没有了。”
有了房子，这对情侣很快就结婚了。婚后他们需要的日常用品，勺啊铲啊，炉子啊火钩子啊，都让我和吴工友给他帮忙做。用他的话说，家里缺什么都在厂里做，给他帮忙最多的就是我们两个。下料啊，焊接啊，肯定是我干，加工方面吴工友干得多一些。
据吕工友自己说，天冷了他想打烟囱，正好厂里进了雪花板，他就和吴工友一起，将雪花板剪成烟囱料，趁夜色从围墙墙头扔出，再出去用自行车拉走。最后他们一人打了6节烟囱。炉子装上烟囱后，他又要装土暖气，需要许多管件，那时厂里正好有一批废弃的旧设备，上边就带着管件，于是他算计出需要哪些，然后在夜间带着大管钳去卸。
我的1979年10月21日的日记，还记载了另一件与房子相关的事。内容如下：
今天，去珍工友家看新房，是染厂边上的楼房。她向我们抱怨说，这几座新楼一直不给水，不给电。至于原因，珍工友的丈夫说，分这批房时，局里的9个局长都到了，唯独没有负责盖这几座楼的那个局长。因为搬家的事都神速，这个局长知道时已然晚了。气得这位局长带人摘走了全部的水龙头、电门、灯口，至今还在断水断电。
珍工友也是我们的兵团战友，她是我们这帮人中家庭背景最好的，她的父亲是局长。虽然有个局长爸爸，但珍工友很低调，和兵团战友们走得很近，所以结婚还邀请战友们来参观她的新房。
新房布置得很好，房子也很好，就是没水没电，住着实在不方便，确实让人上火。造成这种窘境的原因听上去与领导之间的矛盾有关，但背后还有什么猫腻，人家没说，咱也就不知道了。
1979年之后，我再也没有去过房管二所要房。有时候还会想，我那么认真的往那儿跑，是不是有点儿缺心眼？
（照片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