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红拂夜奔》，像是大冬天里洗热水澡，洗的正舒服时，突然断了供暖，冷水满头满脸地浇下来，透心凉。
王小波的脑洞依旧天马行空，时而让人捧腹，时而让人拍案叫绝。可这笑却是揪着心的，每每一笑完，立马悲从中来。好比是德云社的舞台上，郭大爷抖了个包袱，台下“吁——”声一片，嗨翻了全场，紧接着，却是“嘤嘤嘤”的哭声此起彼伏。
一脸阳光灿烂地讲述一个令人绝望的笑话——王小波啊，这类戳心的事，您还真没少干。
《红拂夜奔》戳起心来，不留手。《黄金时代》里，压抑的是时代，被禁锢的是陈清扬，王二始终是自由不羁的。他不仅自己自由，还在清平山上，用拍屁股的方式，把陈清扬的精神也从牢笼里释放了出来。
《万寿寺》里，王二靠着想象力创造了故事的无限可能，以此来对抗真实世界的庸俗。直到想象力被穷尽时，故事才在庸俗的着陆里无奈落幕。但至少，在大半本书的篇幅里，主角们一直都在天上飞啊飞的，够本了。
但《红拂夜奔》不同。风尘三侠们，一直在逃跑。逃啊逃，逃了大半生，却发现所有逃离的努力都是徒劳。
掩卷之时，我首先想到的，是老电影《异次元杀阵》（Cube）三部曲。
第一部里，逃出一个立方体，会进入另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立方体，幸存者们又是扔靴子，又是算质数，拼尽全力找出路，最后发现，折腾的结果是回到了最初的那个房间。
第一部还算仁慈，让傻子最终走出了魔方。虽然那片白光散发着邪恶的气息，但至少留了个逃出生天的念想。到了第二部，残忍的就更彻底了。女主虽然最终逃出了魔方，但仍逃不过被杀的命运。
逃或不逃，结局是相同的——就像李靖和红拂一样，虽然逃出了洛阳，逃到了长安，但面对的还是恼人的生活，了无生趣。
若仅限于此，倒也不算什么。可怕之处在于，长安，竟然是另一个洛阳。
这就好比，踌躇满志地逃离了一个立方体，正想松一口气迎接阳光时，发现自己身处的，是另一个相同的立方体。
《异次元杀阵》的恐怖，不是立方体里致命的机关，而是循环往复、没有出路的绝望。
风尘三侠这三位主角：李卫公、红拂、虬髯公，分别代表了三类想要逃离的人。
李卫公和王二是同一类人，聪明，智商高，有创造力。后世的人说：“李卫公之巧，天下无双”，他发明过各种器具，比如能开平方的机器，和能救火的唧筒。除了发明家的身份外，李卫公还是个科学家，即使是费尔马定理这等旷世难题，在和酒坊的李二姐一番云雨后，也能被证明出来。
然而，李卫公最希望被人肯定的聪明才智，一直无法被人认可。他所有发明的机器，都无人问津，只能卖给太宗皇帝。到了太宗手里，开平方的科学工具，成了杀人的“卫公神机车”，开平方开出来的无理数，把人砸得脑浆迸裂；能救火的唧筒，成了“卫公神机筒”，不能喷水，只能喷粪；不能浇水，只能浇人。至于费尔马定理的证明结果，自知不会有人在意，就被写进了春宫图的小说里。
读起来都是笑料，满纸荒唐言；细想来都是无奈，一把辛酸泪。
在李卫公的篇幅里，王小波致敬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让卫公在洛阳城踩着高跷到处横行。高跷拉开了卫公和地面的距离，隐喻着卫公想逃离的冲动，可惜冲动只是冲动，远不及柯希莫那样一辈子待在树上的决心。高跷上的卫公，不得不时常从天而降，李卫公对自由的追求，也只得时常向现实妥协。
红拂和王二也是同一类人，直性子，不做作，真性情。她不计形象，不顾名利，所追求的，只是“有趣”。她选择和李卫公在一起，是因为有趣；选择和李卫公一起从洛阳私奔，也是因为有趣；选择为李卫公殉节，则是因为发现了长安和洛阳一般无趣，且别无选择。
这是一个“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飞跑的贵妇”红拂；是一个因为性生活不够有趣而态度始终不积极的红拂；是一个认为躲在菜园子里是一生最幸福时刻的红拂。
“死柳树的黑色剪影，篱笆上蓝色的喇叭花，洼地里的积水，表面上蒙满了飞虫，偶尔飞进房里来的大如车轮的白蝴蝶”——这些才是红拂所追求的有趣。可惜长安城里什么都没有，见不到一块石头、一棵活着的草、一股流动的水。
红拂想要像逃离洛阳那样逃离长安。不同之处在于，逃离洛阳时，是翻墙逃掉的；到了长安，无墙可翻，只好死去了。
虬髯公，是个明面上的悲剧人物，很爱红拂，但是红拂不爱他。失恋了之后去扶桑当了国王，阅女无数，但内心挚爱的巨大空洞，始终无法填补。
虬髯公这类人，和时代最契合。他练武勤恳，乐在其中，武艺高超；他循规蹈矩，从不给领导添麻烦，态度端正。他对现实习以为常，对自由意志不置可否。这样的人物，自然是不有趣的，可他偏偏爱上的是追求有趣的红拂。
他爱红拂，但不敢表达，只会每天默默注视着红拂的身影，远远地嗅着红拂身上的气息，把红拂散落在地上的头发缠在腰间，幻想着红拂长发之下赤裸的身体……意淫式的暗恋，这是性压抑者的典型特征。
王小波常用“性”来隐喻自由。时代的自由程度，往往体现在性的自由度上。专制的时代，往往会抑制性的自由，就像《1984》里所写的那样：
“性生活的剥夺能够造成歇斯底里，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可以把它转化为战争狂热和领袖崇拜。”
在《黄金时代》里，陈清扬的压抑，是被王二的性爱解放的。虬髯公就没有了这等幸运，红拂没有解放他的兴趣。于是，做了扶桑国王的虬髯公，完成了从性压抑到性变态的升级。
在描述虬髯公变态的桥段里，王小波借鉴的是卡夫卡《变形记》的写法。虬髯公变成比目鱼爬来爬去，只会本能地把精子屙出来，诞生无数小鱼；晚年的虬髯公变得更扁，到处飘来飘去地扒灰，只要从女人的身上飘过去，这女人就会受孕……
虬髯公的升级，是从撞见红拂和李卫公做爱开始的。他目睹了女神在和其他男人做爱时的草率，心中的图腾崩塌，从此失去了爱的能力。
但虬髯公的变态，原因并不在红拂，而在他自己。目睹红拂和李卫公行苟且之事的他，“本来可以跳出去杀死李靖，XX红拂；但是他没有这种勇气。他敢干的只是跑到扶桑来，XX他合法的大老婆小老婆。”
王小波对虬髯公的讽刺，性压抑也好，性变态也好，归根到底，讽刺的是“没胆的懦夫”。但王小波讽刺的绝不仅仅是对性的态度，而是对自由的态度。
对自由与否麻木的人，通常是性压抑；没有追求自由的勇气的人，通常也没有追求性的勇气。
综合来说，李卫公这类人，智力水平最高，靠着聪明追求自由，成功地逃出了旧牢笼，凭着自己的能力创造新世界，结果发现造出来的是个更坏的牢笼。这一头撞到了体制的南墙上，撞出了绝望，于是一蹶不振，在装疯卖傻里了却余生。
红拂这类人，智力一般，靠着真性情追求自由，敢爱敢做。逃出了旧牢笼，发现新的也是牢笼，还想再逃，实在逃不掉了，就毅然决然地死去。
虬髯公这类人，智力不差，性情最压抑。他们普遍缺乏勇气，自由意志在懦弱中逐渐消亡，把逆来顺受美化当做理所应当。这类人看似和时代合拍，活得不差，但迟早会被压抑“反噬”，不在压抑中变态，就在压抑中狗带。
可悲的是，这三类人里，虬髯公代表的，正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沉默的大多数”，无趣的大多数，被王小波所讽刺的大多数。
更可悲的是，这三类人，全是悲剧。王小波在最后说，这个故事一点都不怪诞，“我不过是写了我的生活”。在生活里，唯一需要的，是“指望”——
“我们需要的不是要逃出洛阳城或者证出费尔马，而是指望。如果需要寓意，这就是一个，明确说出来就是：根本没有指望。我们的生活是无法改变的。”
至此，王小波完成了对《1984》的致敬——只有绝望。所有的希望都在“异次元杀阵”里被屠戮殆尽。
与王小波的杂文相比，《红拂夜奔》的讽刺，更为用力。
以李卫公的故事讽刺反智，以红拂的故事讽刺官僚，以虬髯公的故事讽刺无趣的大多数人。
常有人问，读书何必要思考隐喻，何必要读的那么沉重，草草读完，付之一笑，有何不可？
似乎没什么不可以。
只是如果要这么读的话，当我们面对《红拂夜奔》夸张离奇的桥段，忍不住捧腹大笑时，我们就变成了王小波讽刺的对象——好比李卫公把费尔马大定理的答案写进春宫图里那样，明明是本科学宝典，我们却当成小黄书来读，还自我安慰道：“只是为了读个开心嘛”。
王小波在书里反复说到：“活着成为一只猪和死掉，也不知哪个更可怕”、“这样的死亡和一个无性、无智、无趣的人生相比，也不知哪个更可怕。”
金庸写过：“慧极必伤，情深不寿。”
王小波的回答大约会是——即使折寿，也不值得放弃对智慧和爱情的追求。
文 | 乐之读 | 简书签约作者
关于转载问题：请统一简信联系我的经纪人圆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