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七岁。在这个青涩和稚嫩兼具的年龄，我离开家，到不远的一座小城上师范。
那天，离家时，父亲背着沉重的行李，我拎着简单的生活用品。背上的包里有父亲为我办好的户口迁移证和报到手续，行李卷里那床布满大朵大朵红花儿的被子是姑姑给做的，脸盆、牙膏牙刷等用具是从五里之外集市上的商店里买的，虽廉价，但在当时的农村已算奢侈。离开家门，我竟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欣喜。我的父辈们时代为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被繁重的农活压得弓腰塌背。现在，我可以不用再日复一日地步他们的后尘了。
第一次离家，着实胆怯，便约上了邻村的同学同行。坐上一辆约好的顺路车，司机把我们带到了五里之外的镇上。八十年代的农村，交通还不发达，到十五公里之外的邯郸市须到紧邻交通干线的村镇才可乘坐公共汽车。而且，因为车辆稀少，还得耐着性子等。已忘记了这次我们等了多长时间，才挤上一辆汽车。
在邯郸汽车西站，父亲帮我买了票，又安顿好行李，才离开。因为有通知说，在武安汽车站有老师接站。也即，只要我们坐上开往目的地的汽车，到下车时，有人会帮我们把行李运送到学校。
在目的地车站，看到我们大包小袋的行李，有关切的问候跟来：“你们是去学校报到的吧？”随即为我们安排了一辆卡车，我们人先到了学校。不多时，行李被卸在校园大门口一张铺展开的篾席上。然后，就有人带着我们把行李放到了宿舍里。虽然是一楼，光线不是太好，而且，我是上铺，但比较于我们初中时的人挨人的大砖炕，我已是万分知足了。
校园好大，好漂亮啊！来到学校，如入梦幻中。想到自己从此就要在这儿度过三年青春光阴，着实有点激动。十八年的过往生涯中，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楼房，而且，我要在这些楼房里生活，学习，怎能不令人心生向往呢？
其实，为了这一天，我已经鏖战了好几年。而我之所以丢弃已经叫了十多年的“官名”，而以另外一个名字迈进学校，全是复读造成的。记得，当我正在床铺上收拾时，一个瘦高个子的男生敲门而入，念了几个人的名字，因为当时宿舍里的姐妹还不熟悉，所以，我只是听见了我的名字。不过，那是相当陌生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以这个名字出现在人们面前，况且，那个高个子男生还把我名字中间的“红”说成了“江。”
就在报道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便返回了家。是当时我们交于学校的报到手续有问题，需要重新办理。当我第一次跟邻村的同伴摸索着回到家时，父母正在用土和麦秸混合着的稀泥砌着墙头。看到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我，他们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惊喜。特别是从不在孩子们面前表露出任何情绪的父亲，甚至一句话都没有。
其实，父亲是无上欣喜的。哥哥先我一年考上了某大学，父亲一趟趟跑着公社，粮站，办理着迁往学校的户口。第二年，又重复着同样的差事。跟父亲熟悉的乡友诧异地问：“你去年不是办了吗？”父亲一定是骄傲地告诉了他们：“去年是小子的，今年是闺女的。”回家之后，父亲跟我们提起此事，还是掩饰不住满脸的喜悦。即使这样，他对我们总是没有几句话。
二
初入校，眼生面不熟，于我是恐惧的。我自认为，在我的性格中，有着很多与常人不同的因素，比如，敏感，自卑，内向等。就拿排座位那件事来说吧！教我们文选的郭海平老师兼任班主任，排座位时，按照高矮排，是没有问题的。已经记不清当时是个什么情况了，反正我是气呼呼地冲进了教室，大约是郭老师也没跟我计较什么吧！
现在想起来，年少的我，怎么可以这样呢？本就是一副冷面孔的我，可能从那时起，就没给老师留下一个好印象吧？
第一次作文，我便拔了头彩。记得第一单元的课文是“托物言志”类的，随后的作文便是仿照此写作方法写一篇作文。我写的是《石榴》。在随后的作文讲评课上，我的这篇作文受到老师好评，并被要求上台读文。刚从面壁苦读、不管任事的环境中逃出来，我哪里享受过如此优厚待遇？当我面对四十多双眼睛时，我甚至都怀疑那声音是不是从自己嘴里发出来的，面红耳赤、懵懵懂懂，好不容易读完了，没等老师发令，我早已逃也似的跳下了讲台。在我之后登台读文的还有和我同样不善言辞的李美华同学。
第一个学期的冬天，一场大雪使校园成了童话世界，而我们则成了城堡里的王子和公主。我们这些正值青春年少的男孩子、女孩子，尽情地挥洒着属于年轻人的朝气，和雪，和雪所代表的纯洁无暇来了一次亲密接触。那年的团会，不知谁提议，我们出去打雪仗吧！顿时我们如一群鸟儿扑棱棱飞一般奔向操场。喧腾縢、白茫茫的雪地上，着五颜六色服装的我们，展露着清纯的容颜，宣泄着青春的骄傲。你抓起一把雪，塞进我的脖子里，我团起一把雪，投到你的身上。这时候，不管是平时走得近的，还是相对疏远的，都彼此没有了距离。欢呼声、尖叫声，响成一片，震颤了树上的积雪，“扑簌簌”落下来，撒在我们的头发上，脖颈里，又引得一阵惊叫。
当然，这样粉妆玉砌的美丽景色，我们是不愿辜负的。正值美好年华的我们，没有了初中时的学习压力，一个个像一头小鹿欢快地在校园里逡巡。学校食堂的一个脸上布满麻坑的师傅有一部当时看起来很高档的照相机，他时常为我们这些囊中羞涩的穷学生照相，当然是要付费的。一次雪后大家纷纷在雪地里摆着各种各样的pos留下了青春的影子。我们宿舍几姐妹约定在宿舍门前留影，当时正在学校乐队学吉他的刘同学，带来了道具——一把吉他，我们便依次怀抱吉他，在雪中留念。还记得我摄于那时的那张照片，我身着大红的上衣，双腿绷直，面色严肃，动作僵硬，像抱着一挺机关枪，我则像一个在岗楼里站岗的哨兵。那样子，傻乎乎的。
于我，印象很深的，还有每天的饭菜。人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那时的我，虽柔弱得像个豆芽，但特别容易饿，饭量也特别大。早餐，是一勺咸菜，一盆稀饭和一个馒头，晚饭，有时是几块豆腐乳，有时是凉拌土豆丝，简单，却也吃得有滋有味。最吊人胃口的是午饭。第四节课，是最难熬的，其时，我们的肚子早就咕咕叫了，只待下课铃一响，也顾不得老师走与没走，便抄起饭盆下楼，奔向食堂。“近水楼台先得月”，往往排在队伍前面的不是我们，而是教室在一楼的同学。午饭是最丰盛的，经常是一份有着肉片的熬菜。早到者除了能早点安慰肚子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盛着熬菜的大盆表面，是一层被炒得油津津的诱人的肉片，早到者自然能多舀得几片。每周还有一次吃包子的机会，五角钱一个，两个就可吃饱，是一种很香的肉包子。据说，打饭时的秩序是不大好的，大约是体内荷尔蒙过剩的缘故。
那时，学校条件简陋，没有餐桌椅。当时的餐厅还兼具会场的功能，偌大的餐厅，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围成一圈，随地一蹲，边说边吃。或者，在校园的某个水泥台上，一个不经意的角落，总能看到围在一起吃饭的学生。基于此类情况，派生出了一个新的名词：饭友。饭友一般是平时关系不错的几个人组成，一块儿打饭，一块儿吃饭，甚至是洗盆都一人包揽。现在回忆起来，我甚至都想不起来，我跟谁是饭友，可见我那时的孤僻和自闭了。
我们同学来自邯郸、成安、磁县、肥乡、武安等各县，都是通过勤奋学习考到这儿的农家子弟，融在我们血液中的淳朴善良的秉性没变，大家兄弟姐妹一般相处得其乐融融。脾气相投的玩得多一点儿，性格有较大差异的相对玩得少一点儿。
进入一个新的环境，眼前展开了另一种全新的生活。对于有心人来说，是另一个课堂，在这里，他们像一块儿海绵，尽情地吮吸着知识的甘露，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完全摆脱了初中时的学习压力，现在得以解放，尽情地张扬着个性，挥霍着青春。我就是属于那种既笨又不肯用功的人，所以一年级的时候，我的成绩勉强说得过去。
八十年代末，对越自卫还击战进入尾声，驻扎在小城的部队也领命前线。凯旋之际，地方政府命各单位在小城的主要街道列队欢迎，以示对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的的敬意和感激。我们师范学校的学生也在被邀之列，机关干部，学校学生，城市居民，黑压压的一片分列在街道两侧。我遏制不住澎湃的心潮，畅想着列车经过时的那一刻。此时，有同伴建议，我们来个更别致的欢迎方式如何？我们一拍即合，旋即从路旁的商店里买来红、黄、蓝各色彩纸，把它撕开揉碎，做成彩色的碎屑，类似结婚现场喷以新人头上的彩带。刚忙活完，人群一阵骚动，只见远处一辆辆遮着篷布的绿色卡车驶来，敞口的一面，探出张张年轻的脸和一双双厚实的手掌。卡车经过之处，人们挥臂呼号，至于什么内容，不是关键，还有人试图想握一握那刚放下钢枪的手，前伸、握住，松开，仿佛都想从那一双双手上沾染一点果敢、刚强。卡车驶至我们几个跟前，我们抛起准备好的彩色纸屑，天女散花般，从天空飘落，颇有点浪漫的气息，人群中一阵惊叹。同时又不失时机地探身握手，也不知道握住的是谁的手，无论怎样，都难以平静，直到卡车渐行渐远。
三
经过了一年的适应和熟悉，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颇懂得了一些掌故。随着新一级学生的入学，我们成了学姐学哥，突然觉得自己莫名地高大起来。
学弟学妹们在军训，校园里飘过几枝橄榄绿，正做梦的年龄着迷般地恋上了那点点新绿。他们是从驻扎在小城的部队被选派过来的，据说业务不错，教给这些没有任何基础的学生一点基本军姿，应该没有问题。我就躲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偷窥着他们。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零距离地接近了他们，像粉丝般请他们签字，一个面容清瘦，身材修长的男孩子在我的笔记本上留下了他的家庭地址和名字，字迹潇洒，可见功力。以我当时的想法，应该是希望他能留下一句励志的语录，至于他为什么写下了我并不关心的家庭住址，现在想起来，他们小小年纪走进军营，大约是文化程度并不怎么高的，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什么“豪言壮语”吧！
懵懵懂懂地，被一种情愫缠绕着，可我明明有时甚至连他的容貌都想不起来。现在想起来，那是对一种身份的爱恋，而不是特定的某一个对象。以我当时孤僻、自卑的性格，能勇敢地走到一个陌生人的面前，然后再轻松地对他说一声：“嘿，你好！”，也算是一大突破。军训时日不长，他们归队，留在我笔记本上的那几个飘逸的字成了我的念想。我为他，我心中的一个影子，在专门准备的一个日记本上写下了大段大段的文字，一首一首的小诗。部队有严格的纪律，对于这些正在蹦跶年龄的小伙子来说，是约束，也是规范。一个周末，我不知他们是如何逃离那个封闭的环境的，他和一个同伴如约来到学校旁侧的西岭湖，而我，就把那本记录着满腹心事的日记本交给了他。当时，我们就坐在还没有湖水充溢的湖心处。
从此，写信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项内容。用或阴或晴的语言，抒发或喜或悲的情绪。即使是假期也不会停止。记得，当我央求哥哥替我写信封时，大我几岁的他警告我，凡是当兵的都是社会上的“二混子”。对此，我不置可否地一笑。他不是，我坚信。小城边缘处的那座军营也成了我向往的地方。每至周末，和我有着相同情结的某同学便相约来到高高的营墙外，似乎这样就可以离他们近一点。那是一段情感泛滥的日子！
我尚在小城，他却复原回到了西北的家乡，从此，再无联系。一段痴人说梦般的故事变成了往事。
思想上开了小差，学习上也经受着磨难。从小疏于动手锻炼的我，动作技能特差。每周两次的体育课，那个黑瘦黑瘦的孙老师要求极其严格。在双杠上完成一系列动作，对于擅长的人来说，可能是手到擒来，可对于我，却怎么也做不规范，老师也是恨铁不成钢，说话难免不客气了点，而我又近乎偏执，于是我们之间在一段时间内几乎是水与火的关系。意识到这样下去，对于我总是没有好处的。我改变了策略。以写信的形式，向老师诉说了我的苦恼，取得了老师的同情和谅解，果然老师的态度缓和了许多，但体育成绩始终不曾好起来。
记得当时，无论冬夏，早晨都是要跑操的。起床铃滴滴答答响起来，女生宿舍楼里的不大的卫生间里挤满了人，就连楼外的旱厕也是人满为患。匆匆地解决内急问题，匆匆地系着扣子奔向操场，奔向自己班的集合地点，有时赶不上，就在半路插到队伍里，夏季还好，冬季天色昏暗，影影绰绰，有时辨不清，还会在混在别的班里跑上一通。
我也有值得骄傲的时刻，就像一首诗的名字：野百合也有春天。我自诩丑小鸭，不妨活用为，丑小鸭也有春天。那是一次全校统考。班主任郭老师教《文选》，其中有一道阅读题，是让同学们答出一段文字的表达方式。作为学校业务方面的领跑者，郭老师是唏嘘不已。此题在三百名学生中，只有寥寥几人答对了，我就是其中之一。其实，我在小学和初中，一直是语文老师眼中的娇宠儿，语文课上的佼佼者。只是，不知怎么的，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我忽然被淹没在人山人海中，成了一粒微尘。
说真的，师范学校和初中学校的环境完全不一样，在这儿，学习成绩只是一方面。每个学期，每个月，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展示才艺的机会，只要你足够优秀。而我，永远是观众。特别羡慕李同学那堪与歌星媲美和圆润的歌喉，她的一曲《连城拜年》直唱得人归心悠悠。还有舞蹈队里的马同学和杜同学，永远是舞台上的焦点，水袖长舞时优美娴熟，短衣打扮时酣畅淋漓，整个一个十八变的大姑娘。还有刘同学的悦耳的吉他声，陈同学那充满磁性的浑厚的男音，侯同学的优美的文笔，《瓜棚.月夜.少女》盛满青春期几多幻想。篮球场上，陈同学那投向球篮的矫健的一跃，武术队里，高同学耍棍弄棒的敏捷的身影，无不在我的脑海里留下深深印象。可惜，他们的世界里，我是缺席的。
一次班级元旦歌咏比赛，班里选唱的是《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外表优雅，姿势规范的娟同学，自然非指挥莫属。一遍又一遍的练习，我五音不全，自然是随声附和，充个人数而已。那次，我们的服装是猩红的长裙，黑色的跟鞋。那是我第一次穿那么艳的衣服，穿那么高的跟鞋，简直都走不上来呢！好在，我们只需等先演完的其他班级同学脱下来，我们在上场前穿上即可。这样的比赛，考量的是集体的凝聚力，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那次比赛，我们取没取得名次，早已忘记了。不过，那张盛满红色，像一杯醉人葡萄酒的照片却是人手一份。
四
曾经无限拉长的日子，忽然不再用劲，却已短得只有一段。这是在小城读书的第三个年头了，仿佛一觉醒来，就已是正午，并且让人感到一种惶惶的不安。
我依然像一只丑小鸭，活在自己孤独的梦里。
有一段时间，我使劲读书。读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被三毛把辛苦的日子过得有趣而感动，被三毛对荷西的真挚感情而生出无限向往。读琼瑶的爱情小说，整个人就傻傻地陷在她所制造的意乱情迷中，并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如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把爱情过成地老天荒。还看过一本老鬼的《血色黄昏》，厚厚的卷本，是描写知青生活的，最喜看其中，艰难而贫瘠的日子里，男女主人公相互取暖，共同与孤独对抗。遗憾的是，在最适宜读书的年龄，竟没有读过多少经典，学校的图书馆里，也似乎没有多少书可读。晚自习后第二节课，是学校阅览室开放的时间，里面有几种期刊，只是，一节课的时间，太过短暂。还未来得及进入，就得撤离，太不过瘾。从初中起，我就养成了读书摘录的习惯。在师范的三年，我也断断续续写满了几个摘录本，这种习惯保留至今，受益终生。
这座中等师范学校，在不大的小城，也算是个“高等学府”，我们也算是天之骄子。作为一个身处异乡的外乡人，能为第二故乡做点事也是非常之幸福。在一个春天，我们忽然被通知列队外出，莫名其妙中仓促离校，路上才得知，是小城的一个造纸厂失火，虽火已扑灭，但成垛成垛的麦秸还对堆在一起，如果再有引燃，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麦秸垛抱走，远离火源。因为年轻势众，我们成了整个工厂的生力军。很快，麦秸垛被转移，我们的脸上、手上却沾满了黑乎乎的燃烧物的痕迹。
似乎意识到了不远处的别离，同学们三个一簇，五个一伙，凑得热乎。家住山区的某同学憨厚淳朴，某一个周日，热情邀请同学到家乡小游。他们还自由结伴同游娲皇宫。我在同学们的眼中，应当是孤僻的，不合群的，因此这类事情，很少有我的身影。我也曾和芳同学造访响堂寺。学校距峰峰矿区的姑姑家不远，响堂寺与姑姑家近在咫尺。毕业之后，以当时的交通条件，特意再来，已属不易。在一个周末，我和芳同学来到姑姑家，登上了响堂寺。当时登山的欢愉早已不记得了，不过留下了我们的闺蜜照。当时的我们，，坐在一块凸起的石头上，穿着同款类似交通制服的上衣。
日子像快要结束的戏曲的鼓点，越敲越密。一股惆怅的离别情绪开始在我们的心头蔓延。
不得不说告别了。
那是一个晚自习，平时成行成列的课桌被撤到了四周，我们就坐在课桌的内侧，大家表情严肃，空气沉闷，连平时活活泼泼的同学也崩起脸，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一只话筒被推来推去，像个烫手的山芋，谁也不愿开头。这是我们班举行的告别晚会，要求每人说几句话，表达祝愿或感受。时间滴滴答答走过，不得不开始了。空气中充满着濡湿，仿佛谁用手一掐，就能浸出水来。按照次序，我们在用心地表达，三年，一千多天，全凝结成了今天的几句话。有的未开口，泪先流，有的几度哽咽，语不成声。轮到我了，本就言语木讷的我，一时无语，竟重复了几句：我说什么呢？我说什么呢？那种难舍的情绪淤积心头，造成了思维短路，言语不畅。那个夜晚，注定是一个悲情的夜晚，它让我们嗅到了弥漫在空气中的愈来愈浓离愁别绪。
果然，不几日，一辆辆大客车开进学校，我们被告知，要各回各县，到学校实习。一拨拨人，拎着大包小裹，相继登上了客车。每上一拨，便有一群人站在门口，拉着手，眼圈红红的，千般不舍万般难离，联系啊，写信啊。有的干脆抱头痛哭，旁边的人也陪着落泪。特别是“饭友”们，再也不能一块儿打饭吃饭，再也不能谈天说地，那种分离的痛苦会更甚。整个一上午，学校大门口的空地上，挥泪告别的场面感人至深。我们班邯郸县的学生跟随李老师来到了李老师的家乡北李庄实习。
今天，当我一次次轻轻触到那些日子，那些往事的概貌和轮廓，他们一寸一寸地恢复，拼合，蛇样游走并勾画呈现出来，往日的气味也迎面扑来，明媚、忧伤，就像一个人在眺望他的过去。在小城度过的那三年的时光啊，又何尝不是常常明媚、忧伤在每一个师范人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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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红霞，女，邯郸市人，70后，民革党员，系河北省散文学会会员，邯郸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散文百家》《散文风》《邯郸文学》《陶山》《九月》等。现供职于邯郸市邯山区教育局电教仪器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