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傀儡皇帝
甘露之变以后，文宗的人生只剩下三个字：活受罪。
他要见大臣，得仇士良点头；他想下一道诏书，得仇士良的党羽起草。
他想关上宫门喘口气，门外站着的全是仇士良的人。
有时候他傍晚里被噩梦惊醒，恍惚间想起在甘露之前自己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皇帝。
他曾经想在日暮之年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他曾经以为自己有能力铲除阉党，中兴大唐。
可他输了。
输得干干净净，输得一文不剩。
甘露之变后，活着逃出生天的宰相李石曾当面驳斥过仇士良的颜面。
仇士良当场大怒，扬言要调神策军入宫。但最终在另一位宰相郑覃的斡旋下未能得逞。。
李石照样每天上朝，面不改色。
李石被刺客暗杀的那天，仇士良闻讯赶至，站在门帘外探头探脑。
李石冷眼看他一眼，吩咐仆人把这位“中尉大人”请出去。
最终李石只能以身体不好为由，上书请求辞职，被外放为荆南节度使，远离了长安这个政治中心。
仇士良笑了，他心想：你李石骨头再硬，也只能在长安城外苟活了。
不久，宰相换了人，朝堂重新鸦雀无声，再也没人敢多看他一眼。
四、立帝与退休
太和年号换成了开成。
开成五年（840年），被圈养在深宫的文宗病入膏肓，连病榻上都插满了仇士良的耳目。
文宗死后，皇帝轮到谁当，已经不是李姓子孙能决定的事了。
宰相李珏想立太子李成美，仇士良不愿意。
他与鱼弘志在灵前矫诏，硬是改立文宗的弟弟李瀍为皇太弟。
出了这种事，仇士良连借口都懒得找，直接说“太子年幼且有病”。
武宗即位，史家记了一笔“会昌中兴”。
武宗这个皇帝，仇士良真是看走了眼。
他没有被仇士良那一套控制住。
仇士良想把玩弄文宗的手法如法炮制，可武宗表面上对他恭恭敬敬，暗地里却在争兵权、夺人事、收实权。武宗重用宰相李德裕，推动了一系列改革。短短几个月，仇士良发现自己已经被皇帝削得差不多了。
武宗外尊宠士良，内实忌之。
到这时候仇士良终于看清了——会昌三年（843年），他开始一遍遍上书“告老还乡”。
皇帝准了。
他就此告老，带着半世搜刮的金银财宝回他的兴宁老家。
走的那天，宦官们的车马排成长龙。仇士良最后看了看那座他人生中最高、最宏伟的掖庭宫。
在这里，他从说不上话的小太监爬到了权倾天下的左神策军中尉。
五、后记
会昌三年六月二十三日（843年7月24日），仇士良在位于长安城广化里的私第中离开了人世。
他这颗叱咤风云的脑袋，最终安安静静地落在自家枕头边上。
据史书记载，享年63岁，死前还做着楚国公爵位与观军容使的美梦。
如果仇士良能再多活两年，也许能看到武宗命御史台抄查他的家产。
但老天对他是如此的仁厚与讽刺——他死在刀子落下来之前。
武宗给他追赠了扬州大都督的头衔，为之罢朝两日。
文臣武将纷纷跪在灵柩前，望着那个破天荒的礼遇目瞪口呆：姓仇的杀了那么多朝臣，流了那么多血，皇帝还把他当功臣送葬。
不是武宗看不清，他看得比谁都清。死人就是死人，给他几品官职、几匹哀布的体面，不过打发一个曾经碍眼的鬼魂罢了。
《新唐书》里仇士良留下的那个教训，最终在历史的火光里烧出了一个大大的窟窿：
他让皇帝沉迷享乐，让文官血流成河，自己却全身而退。
仇士良教给后辈的不是怎么伺候天子，而是怎么把天子变成玩物。
站在龙椅旁边握刀的人，比坐在龙椅上的人更可怕。
他不会上书，不会骑马砍杀，只会用最隐蔽的手法，让整个国家的掌舵人在奢靡与荒嬉中沉沦。
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智深虑远，吾属薄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货财，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
《资治通鉴》记得更简明：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
这是最阴险的政治理论。
他教人如何用享乐与愚昧去保证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者晕头转向，乐而不思国政。
历史在这样的人手里拐了一个弯，走向了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