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依附晋国，这就让楚国不满意了，景公十五年楚共王派子重进攻郑国。晋国栾书救援郑国，两军在绕角相遇，楚军为回避晋军撤退回国。晋国趁胜侵扰蔡国，楚公子申、公子成带领申息两县的军队救援蔡国，两军在桑隧相遇。赵同赵括积极请战，栾书本打算答应，但荀首、士燮和韩厥却极力反对。

反战者的理由有两点，一是晋国出动的本来目的是救郑，楚军退避之后才追击到蔡国，既然楚军出兵抵御了，我们也就该见好就收了。其二是，晋国出动全部的国家武装，对抗的却是楚国区区两个县的军队，打胜了也不光荣，可打败了就真丢人了。

身为中君主将的栾书也有他的考虑，晋军出动六军与楚军遭遇，虽然目前遇到的是楚国两个县的军队，可战事一旦开启，楚军很可能会派大军前来增援，到时候就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大决战。彼时晋军远离国土而毗邻楚国，在这种情形之下与楚军展开决战对晋军会很不利。真要到了爆发大战的时候，晋军被区区两县的兵马所牵制，想提早退出战场都很难。况且以晋国目前的局势，还不是与楚军展开决战的最佳时机，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的考虑，则与晋国国内的局势有关。此时正是晋国下宫之役的前夜。下宫之役看起来是晋景公领导的行动，但实际上栾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很大。栾书正筹谋诛灭赵氏的政治行动，他不想因为国外的战事影响了他多年的布局。此时与楚军展开决战，如果战胜了，赵同赵括又立大功，这对于诛灭赵氏的行动来说是很不利的。而如若战败了，赵氏兄弟所承担的罪责有限，反而身为中军统帅的栾书要承担最大的责任。有鉴于此，栾书还是决定听从三位大大夫之言，罢兵回国。

晋人失信

景公十七年，晋景公派韩穿到鲁国聘问，商讨要将鲁国的汶阳之田割让给齐国，其用意大概是为了拉拢齐国而惩罚鲁国的首鼠两端，但是这个举动却为晋国带来了严重的外交危机。要知道，当年晋国伐齐的鞍之战就是为了要将齐国侵夺的汶阳之田还给鲁国，这才刚过几年，晋国就又如此反复，是失信于诸侯。

这实际上就暴露了晋国君臣之间矛盾，韩氏是受晋景公拔擢的，其行动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国君的意愿，这与执政卿族的方针政策是有冲突的。君臣之间政令不一，再加上晋国诛灭赵氏的下宫之役，使得诸侯对于晋国的政策走向感到不明朗，都纷纷疏远以观察其局势。晋国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就趁着楚国伐郑的机会，号召诸侯救郑，并在蒲地举行了会盟，但结果也不是很理想。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下，处于晋国西方的秦国就开始落井下石，联合白狄侵晋。楚国也不愿坐失良机，派人带重金厚赂郑成公，让郑国转服楚国。郑人此前几年依附晋国较为坚决，此时却也与其他诸侯一样有着同样的困惑，只好到邓地与楚国举行会盟。但郑成公依旧抱有幻想，希望能够在与楚国结盟的同时，不惹怒晋国从而招致讨伐，于是就在景公十八年到晋国去解说。

可晋国人虽说内外交困，在郑国归属的问题上却不愿意为郑国设身处地地考虑，愣是把前来朝见的郑成公给拘了，并由栾书亲自带兵讨伐郑国。郑国人惧怕晋人兵威，派了使者到晋人营中求和，不料却被杀掉了，最后还是在楚国人的救援下，晋国才撤军回国。

这一战之后，郑国的执政公孙申决定转变策略，也不再与晋国交通，反而转头去攻打许国。他的本意是假装向晋国人传达一种倾向，这个国君我们不要了，我们要另立新君了。晋国人若是看到这种情形，新君一立，他们所抓的就是一个废人，就没办法威胁郑国，他们自知没趣，就会把郑成公放回来。

这个打算是不错，可晋国人的反应实在有些太迟钝，一直也没有把郑成公放了，反而是郑国内部有人真起了这个心思。晋景公十九年，郑国的公子班真就立了公子繻为国君，可郑国还有很多人不答应，不久之后新君繻被反对派杀掉，改立了公子髡顽，公子班不敌逃到许国。郑国国内变得乱哄哄，两派势力勾心斗角纷乱不断，公孙申无法控制局面，晋国于是就起兵征讨郑国的内乱。有一个叫子罕的人只好把宗庙中的钟送到晋国，并派人在修泽与诸侯会盟，让公子驷到晋国做人质换回了郑成公。郑成公回国后，将提出立君计策的公孙申杀掉了，才算是平定了国内的乱局。

当此之时，晋楚两国对于中原诸侯的争夺处于胶着之中，谁也无法更进一步。而下宫之役的爆发，使得晋国国内的矛盾不仅无法消弭，反而更加紧张起来。公卿之家都人人自危，担心哪天稍一不慎做出出格的举动就会把祸水引到自己家中。所有人的精力都聚焦在国内的斗争上，与楚国争夺霸业反而成了其次。在这种情形之下，晋国开始做两手的打算，一方面与楚国建交，以缓和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则扶植楚国东方的蛮族吴国，以从侧面牵制楚军的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