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平之后不太平
“曾国荃的人马成群结队四处抢掠，但他们却没能带回任何值钱的东西。几乎找不到任何粮食，而大街上到处都塞满了男人的尸体，他们看上去很明显是被饿死的”。
洪秀全所住天王府奢华，一枚纯金玉玺竟重约30磅（27.21斤）。
“天王府的宫殿布置得非常华美，尽管它在南京城陷落的第二天就被烧毁了，但仍留下了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它曾经是何等富丽堂皇。天王的玉玺——总共三枚，也都被找到，现落到了曾国藩的手中。其中一枚用纯金打制，约重30磅”。
天京城破后，忠王李秀成被太平天国的子民——离城几英里外的村民俘获并押解回天京交给了清军，而洪秀全的儿子逃走。”
1864.12月 18日 纽约时报。
1863年3月——1864年七月，经过一年零3个月的较量，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曾国荃攻破，天京城破后，李秀成带幼天王突围而出，不久失散。1864年7月22日，李秀成被俘，8月7日被害。
幼天王在江苏东坝与洪仁玕相遇，经浙江进入江西，10月分别被俘，11月在南昌遇害。
至此由1851年起，历时13年，蔓延东南半壁的长毛之乱终于被清廷剿灭。
一时之间，颂圣之赞铺天而至，中兴之誉动地而来。清廷得意之余，一面以一等毅勇侯的爵位加封攻灭太平天国的首勋曾国藩，一方面又训诫其不要骤胜而骄，要其不懈精神，继续扑灭长毛余党。
清廷又下恩旨，对被太平军占领多年的苏杭封地，减免赋税，广开恩科，以示抚恤。
大患既去，圣泽八方，天下似乎要太平了。
然而，就在第二年五月，骇人的消息从山东传来，原本已经势衰的捻匪，跟长毛残部合流，复聚成一支新捻，祸及鲁，皖，豫，湘四省，而专职剿捻的钦差大臣，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兵高楼寨兵败身死。
消息传来，九重愕然，不胜痛悼。
太平之后，无复太平。
捻军是什么部队，何以有如此强的战力？
这要从捻军起源处，慢慢说起了。
二、鲁，皖，豫，湘聚之捻
捻”是淮北方言，意思是“一股一伙”。
捻军之名起源于“捻子”，最初安徽、河南一带有游民把纸捻成一股，裹上油脂，烧油捻纸用来作法行巫，于节日时聚众表演，宣称可以为人驱除疾病、灾难。然后向乡民募捐香油钱，购买油捻纸，这种游民被称为“捻子”。后来逐渐成为了一种农户自助的会党。
荒年歉收之时，许多农民加入捻子以求互助，避过饥荒后，又回家务农，故而捻党的特点就是：“居则为民，出则为捻”，
由于1851年之后，清政府忙于应付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统治能力减弱，捻党在淮北一带势力大张，可谓之村村有捻，庄庄有捻。
捻党势力壮大后，就开始充当地方保护者，有时也勒索地方，逐渐发展成半农半匪的组织。
捻党的活动还和私盐贸易有所关联，其前期首领张乐行，兄弟父亲都是私盐贩子，每被清吏追拿，然后索性纠结武装团伙，聚众抗官，成为捻军的领导者。
捻党带有宗族，商，会党三种属性，活动上聚散不定，流窜性很强，武装混乱，人员也不一定，因此捻党是一种不定型的半武装组织。
捻党转型为捻军后流窜五省，战法飘忽不定，或因其初始性质所至。
太平天国派遣林凤祥、李开芳率师北伐，这支部队路过淮北，于1853年（咸丰三年）6月7日占领雉河集，张乐行和永城冯金标、亳州朱洪立等十八个捻首，得到太平军的接纳，在雉河集山西会馆里歃血为盟，树立黄旗，号召农民起义，他们自称“十八铺聚义”，建立黄、白、红、蓝、黑五色旗总制，从此捻党在形式上完成了建制，就可称之为“捻军”了。
张乐行等聚众5万余人，趁太平军北伐进入黄河、淮河流域，侧应于皖、豫、鲁、苏、鄂交界地区，形成十余支相对独立的队伍，使捻军迅速发展至十余万人。
此时的捻军仍然没有脱离捻党时代的作风，个个旗总其实是由几大姓宗族组成，而且各自有各自的地盘，比如黄旗捻军以张姓为核心,分布在毫州雉河集以北，蓝旗捻军以韩、刘、李、任、陆、张等姓族为主体,以顺和集为中心,地处毫州与宿州之间,白旗捻军的姓族也较多,包括龚、孙、江、王、葛等,地处雉河以南。黑旗捻军姓族更多,包括苏、王、宋、刘、李、杨等,地处雉河集西北。
这些旗总以名义上联合，其实组织非常松散，很多部队时聚时散，有的甚至中途回乡务农，大部分首领只热衷于流窜打粮（抢掠粮饷）对于建制称国毫无兴趣，由此可见捻军首领政治素质较太平天国又要低很多。
1853年年旧历年关，捻军在六安发生内讧。以绰号“饿狼”的刘永敬和绰号“小白龙”的刘天台二人为首的蓝旗将领，自恃实力强大，反对和太平天国联合，不服从张乐行的统一指挥，有的人擅自率部北归，于是，在盟主张乐行的默许下，白旗旗总龚得树以“反叛”罪名将刘永敬和刘天台处死，蓝旗将领不服，刘天福和刘天祥等率部北归。这就是捻军史上的“六安事变”。
六安事变反应出了捻军内部的真实情况，捻军仍然不是一支军队。五旗总只是几大姓的家族集团，捻军是一个以地域，乡故，宗亲为纽，军事化和政治化的程度都非常低的武装力量。
六安事变之后，捻军五旗之间因为地盘纷争的相互残杀依然在继续，即使在最危急的时刻也没有停过。
比如,三河关、正阳关反围攻战中,黄旗、蓝旗捻军为争夺粮食大打出手,矛戈相向。到了淮河中游,张乐行与张龙之间竟发展为“讨伐战争”,尖锐地对立。到僧格林沁南下攻捻,捻军面临严重危机时,蓝旗捻首分纷投靠清军,出卖张乐行等捻首。除了政治立场问题,就是挟私报复,是“六安事件”的延续。
1863年(清同治二年),淮南淮北捻军战争严重失败,张乐行率捻军在雉河集展开最后殊死一战。可是,长期积蓄的私仇旧恨一齐发泄出来,以刘天福、刘天祥、杨瑞英、李四一为主的蓝旗捻首一齐叛变,成为张乐行的最可怕敌人。最后雉河集被僧格林沁打破，张乐行身死。
从某个角度说,前期捻军不是被敌人打败的,是被自己打败的。
到了捻军后期，地域性的五旗捻军也不存在,以人成军,以宗族为核心形成大大小小的山头武装纷纷出走。张姓，龚姓、苏姓三个宗族集团结成巩固的联盟,长期战斗在一起,成为捻军的核心力量。
所以捻军从不割据一地，只是长期流窜于鲁豫皖湘地区，热衷于在富庶地方就食。因为其根本不具备建立一个成熟政权的能力
不过割据建制和长窜流冦，这两种风格的武装力量谁优谁劣？
就政治正确而言，可能前者更优，毕竟打下根据地，封王建国是建立新王朝的第一步。政治上绝对正确，不过于捻军来言，这或许是一个难负担的政治正确。
举例来说，比捻军素质优良许多的太平军，在攻下南京，定都建制之后，就每每被清军集中火力精确打击，其后次次军事行动，无论争安庆，下苏杭，打上海，看似风光无限，但是天京一旦有事，就不得不全军回援。可谓纵横天下没有对手，天京一地尽拘自由。
1864年，李秀成攻打上海，本有胜算，因为天京被围，三十万大军只能返回救援，几战失利，完全陷入被动。最后天京失手，玉石俱焚。
可见，如果一支武装没有足够的实力(人员素质，军队规模，后勤能力，政治能力，制度能力）去强行建立根据地，是画地为牢的昏聩之举。而保持流冦本色，不以一地一城得失为意，不失为一些野路子革命军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一条路径。
1863年，张乐行在湖北雉河集和僧格林沁二十万精锐死磕，结果兵败身死，而分兵而出的张宗禹部纵横驰骋于山东，湖北，江苏，安徽四省，遍及数十州县，力挫胜保，击毙僧格林沁，甚至令曾国藩束手无策，靠的就是以走避敌，以走疲敌的流窜战术，虽然其最终在1868年被李鸿章剿灭，可是如果捻军去经营什么根据地，只会灭亡的更快。
在张乐行身死后不久，捻军的同盟者太平天国也至穷途末路，曾国荃以五万湘军，用围城挖壕的战术，将天京挖成一座死城，城中一万余太平军百计突围不利，粮草枯竭，渐呈颓势。最终曾国荃攻下天京城墙重堡“龙脖子”，又用三万斤火焰炸塌城墙，攻入城内，太平军分崩瓦解，耗时一年的天京保卫战结束。
这场攻防战，是以壕为堑，陷敌于客，使己为主的湘军攻略完美模板。
湘军的战术脱胎于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总体思路就是以守为攻，重视土工作业，挖深壕，结硬寨，层层推进，将敌人逼于死地，使其不得不濒死一击，己方以逸待劳，必然一举获胜。
曾国藩对此深有心得，谓之结硬寨，打呆仗，称大阵必用呆兵。呆兵看似土鳖，却令英雄束手，勇悍如陈玉诚，狡黠如李秀成，总被呆兵大阵层层碾压，分割就戮。这种战术直到一战还有翻版，在凡尔登之战，德法皆不敢浪战，双方用战壕加铁丝网层层推进，结果硬怼之下，机关枪绞杀了二十万条生命。
曾国藩的湘军以堡垒渐进战术为强，而他未来的对手捻军以长窜奔突为胜，这样的精彩对决，想想都让人兴奋，不过不要急。我们，先看看捻军是如何用长窜流动战术拖死一代名将僧格林沁的。
四 、鲁豫大地争角逐
1862年，张乐行战死之后。突围而出的张宗禹等部率部回安徽，进攻太湖、潜山、桐城，以长窜之势，在地图上兜了一个大圈，于同治二年再次回到雉河集，此时较张乐行死去才一年。
此时天京已经危在旦夕，陕西的太平军东下欲救天京，张宗禹本来就是太平天国加封的梁王，于是两军合兵一处，一起东下。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湖广总督官文的鄂军、河南巡抚张之万的豫军和安徽巡抚乔松年的皖军前往阻击。两军大战于鄂东地区，东下受阻。
夏天，天京失守，张宗禹与太平军部将赖文光、马融和等合围湖北麻城，被僧格林沁清军陈国瑞、成大吉部所败，折入安徽宿松、望江、潜山、太湖之间，僧格林沁由英山追至豫西之邓州。
多次和蒙古骑兵交锋之后，张宗禹开始认识到骑兵是部队机动性的主体，于是开始易步为骑，把捻军主体转化为骑兵部队，使得捻落的流窜能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
1864年12月初，僧格林沁亲督翼长恒龄、成保及副都统常星阿等部进抵湖北枣阳，旋即而进。12月7日，捻军败僧军于襄阳，然后挥军北上，进入河南邓州（今邓县）境。
捻军在邓州、鲁山再度击败僧格林沁，随即叶县北走襄城、禹州，复经长葛，新郑，转入尉氏县境。
僧格林沁行军作风野蛮，剿捻屡次失手，让他更欲灭捻军而后快。于是僧王和捻军在鲁豫大地之上，开一场生死时速的角逐。
1865年2月11日，尾随捻军的僧军到达尉氏县城，捻军已南下鄢陵。追至鄢陵县北阎寨坡。捻军探明追兵单薄，便以少数部队诱敌，大队回马力战，将其击溃。
2月中下旬，捻军由临颍、郾城南下，攻西平，围汝阳，僧格林沁只得于3月5日亲督马队南下。捻军见僧军追来，便挥军南下，进攻信阳州城南关。
待敌军到达信阳时，捻军又举旗北上，经确山、遂平、西平到达郾城，然后攻挟沟，入睢州境。1865年3月29日，捻军自河南考城进入山东境内。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僧格林沁尾随捻军之后穷追不舍，从豫西、豫中、豫东、豫南，一直追到山东，行程数千里，所率的蒙古骑兵居然被捻军被拖得精疲力竭，
“将士死亡者数百，军中多怨言”。僧格林沁自己也被拖得“寝食俱废，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两巨觥，辄上马逐贼。如此长窜，飘忽不定的捻军，却意犹未尽，又在地图开始一波走位风骚的神操作。
1865年4月初，捻军进入山东，经曹县、定陶、城武、嘉祥、汶上、宁阳，甩开丁宝桢由衮州而来的劫杀，北趋宁阳、东平，途中击溃范正坦部后，继续北上东阿、平阴、肥城，然后转头南下宁阳、兖州、邹县、滕县、峄县，经兰山、郯城进入江苏的赣榆、海州、沐阳。5月3日，再次又由邳州返回郯城，西走峄县，在临城（今枣庄市西薛城）附近击败丁宝桢部后，再次北上宁阳、汶上，，，
如果把捻军的行军路线画出来，从1865年4月到5月，他们就是地图上由北至南，由南至北，心电图般的高频率飞窜，几次官军的堵截，都被冲破。而紧随其后的僧格林沁已经成为一支孤军，被捻军牢牢牵住，最后引到死地。
1865年5月17日。僧格林沁追到山东菏泽。得知捻军主力在城西高楼寨屯扎。随即率六千骑兵。二万四千步兵进入高搂寨谋求与捻军决战。第二天凌晨，僧军遭遇任化邦的蓝旗马队，张宗禹的黄旗马队冲阵，又被柳林深处的捻军埋伏，激战三天，师老兵疲的僧格林沁终于被击溃。
第三天凌晨，僧格林沁借助亲兵五百红孩儿的来复线膛枪杀出重围，行至柳林附近，天色未明，中了蓝旗马队的埋伏，捻军用长杆镰刀之术，将红孩儿纷纷挑死，僧格林沁落马后逃入一处麦田，被加入捻军的太平军小将张皮绠所杀。
僧格林沁的败亡有多个原因，和僧王自己一意孤行，友军相互观望驰援不利都有关系，但这终究是捻军将长窜流兵的运动战术的发挥到极限的一次辉煌胜利。
由此可见，在太平天国被剿灭后，捻军以赖文光为名义首领，接受了太平天国的建制，又保留了五旗总的设置，部队性质介于称王建制的革命军和毫无组织的流冦之间，成为有组织，有纲领的武装力量。
他们在战术风格上已经完全定型，战斗能力极彪悍，运动速度相当风骚，惯于流窜劫掠，不侧重于割据建国，实力逊于太平天国，虽然不能对清廷造成颠覆性威胁，但也成为了清廷目下最为头疼的狡顽之敌。
清廷赖以重任的蒙古铁骑失利之后，为了剿灭捻军，不得不再次启用以曾国藩为首的汉臣，派遣以湘湖子弟为主清廷第一强军——湘军前往剿捻的战场。
曾国藩对捻军的精彩回合终于开始了！
五 、国之经纶唯湘湖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六、二十七，曾国藩接连接到三道谕旨：“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国藩，着即前赴山东一带督兵剿贼，两江总督着李鸿章暂行署理（代理）。”
曾国藩被称为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首，所凭借的功劳是剿灭太平军，所依仗的军事势力是湘军。所谓“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不胜数。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投入到曾国藩麾下。后来人们总将中兴四大名臣的后三位，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与湘军系统和曾国藩看做一个整体，其实并不精确。
湘军的确是由湘湖（主要指湖南湖北地区）师生亲眷子弟组成的武装力量，所谓四大名臣中的三位都生于湖南，曾国藩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是乡绅农家子弟，为人拘谨小心；胡林翼是湖南益阳县泉交河的官宦士家子弟，胆气嚣张，手段老辣；彭玉麟是安徽中产人家，性格方正，刚直不阿；左宗棠是湖南省长沙府湘阴县人，出身寒门，以才高自许，目中无人。
这四人在合作扑杀太平军时确实有过蜜月期，可是好景不长，彭玉麟因为看不惯曾国荃在安庆，江宁的屠杀行为，和曾国藩间隙渐生；左宗棠出身贫贱，性格敏感乖张，和曾国藩相处时多有矛盾，在收复天京之后，因为曾国荃虚报幼天王之死事件，左宗棠数度上表攻击曾国藩，曾国荃兄弟。老好人曾国藩也忍无可忍，二人矛盾激化割袍断义分道扬镳。左宗棠自立门户创立楚军，完全脱离了湘军系统。相对来说，老练圆滑的胡林翼和曾国藩配合的最好，曾性格的缓懦和胡性格的敏勇互补，真正是一对感情事业双双飞的好基友。
可惜的是胡林翼在1862年就已经病逝，而同治四年（1865），彭玉麟正在策划清朝的长江水师建设，分身乏术。左宗棠在五月初已经率一万人弛援僧格林沁，由于不爽僧格林沁的骄横，又觉得汉人争功会引起其嫉恨，所以行动迟缓，至高楼寨时，僧格林沁已战败身死。
原来和曾国藩休戚与共的湘军三大名宿死的死的，散的散的，还剩下的一个又与曾国藩衔怨颇深，在剿捻的战场上未必会合作得力。曾国藩颇感苍凉，对于催他北上剿捻的谕旨几度托辞拒绝奉命。
曾国藩请辞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反而给他一个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的大权。曾国藩一面上疏推辞节制三省之命，一面知君命不能违抗，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北上。
此时曾国藩能动用的湘军资源已经十分有限，在天京收复之后。他将湘军陆师渐渐裁撤，使得名将星散，人员锐减，金陵只有5000人，此外就是驻宁国的刘松山部、驻太平的张诗曰部，加起来不过8000人。捻军遵王赖文光，梁王张宗禹，鲁王任化邦人马号称二十万，并且马队强大，湘军无骑兵，彭玉麟筹备的长江水师不能北上守黄河，所以湘军不能和捻军打奔袭战，而捻军活动范围捻军活动的范围达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江苏五省，要和五省督府协同作战，更是难上加难。
不过以挺经自许的曾国藩最能坚忍持重，很快他就根据有限的资源，拿出了一份完备的平捻方略。
1865年，6月2日，曾国藩上书同治，畅言治捻方略，核心之策就是一句话:“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庶几渐有归宿“。
曾国藩治捻思路是，捻军是没有定性没有据点的流冦，他们流窜五省，运动神速，却长之处就是无定。如果用精兵追击，就成了用无定之兵制无定之冦，双方在大地图上你追我赶，冦不能止，兵也不能止，这样官军就被捻军牵制，陷入被动。
要想成功，必须用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冦，捻军流窜数省，我们不去随他们而动，而是在捻军流窜的关隘要害之处，设深沟高垒以待，阻止他们长窜之势，再以重兵缓缓合围，压缩捻军的生存空间，使其渐有归宿，由无定变成有定，最后再一举歼灭。
因此曾国藩拟以江苏徐州为老营，在山东衮州，沂州，曹州，济宁，河南归德，陈州，江苏淮安，徐州，海川，安徽庐州，凤阳，颍川，泗州。所谓历年捻匪出没最熟之处，各驻大军，多存粮械，一处吃紧，他处支援，此之为四省十三府之网。
除了四省之网，他在1866年伊始，又筹划河防。徐州、济宁是运河防线的重点，临淮是淮河防线的重点，黄河既是天然防线又有水师驻防，周家口是沙河、贾鲁河防线的重点。从周家口到沈丘槐店再到安徽的正阳关，属沙河防线。整个沙河的中下游都驻兵防守。自正阳关以下，统属淮河，由水师和皖军会防。从周家口到朱仙镇，属贾鲁河防线，刘铭传部在周家口和朱仙镇驻防。从朱仙镇往北经开封到黄河南岸，有70里沙地，无河可防，曾国藩命豫军挖濠设防，严密防守。整个沙河、贾鲁河防线与黄河防线和淮河防线连在一起。东以运河，北以黄河，西以贾鲁河，南以淮河的自然天险为界，沿河筑起长堤和碉堡，分兵守防，形成对捻军大面积包围圈。
这个方略涉及四省，及黄河运河淮河，在地图上看来，他是以东西南北四条河流为天然长壕，以四省之力重兵结寨，困捻军于中原腹地，然后渐渐逼迫，使其濒于死地而灭亡。
这是一个比以往湘军所结之阵大百倍的四面之网，前所未有的呆兵巨阵，如果四省之力能够成功会拢，那么捻军必定灭亡。
不过，再成功的战略沙盘扩张了百倍之后，就会出现各种难以预料的问题，官军在四省十三府的区域集结防线，在四条大型河流旁修筑长堤，围堵捻军流窜时还要统一步骤配合行动，这样军事行动对于调度，指挥，通讯，后勤，是严峻的考验，以当时清廷组织能力，和湘军自身的技术条件，完成起来恐怕相当勉强。
除了方略实行的困难之外，湘军本身实力也不足用。曾国藩早在1865年，6月2日的上书中也苦陈利害，湘军已经大部分裁撤，江南分驻之兵，可以调往北上的顶多三千人，原驻皖南的刘松山部愿意随我北上，不过兵数不多，需要到徐州后再行招募补充，虽然李鸿章愿意调淮军支援，可是归我指挥的只有刘铭传，周盛波等部，此等兵力完全无法和捻军正面交锋，至于老冤家左宗棠已经领了陕甘总督要去防御回乱，恐怕无心也无力施以援手。
由此可见，曾国藩剿捻的更大的问题不在方略，而在人事，治下湘军已经疲弊不堪，友军派系纷杂难以信用，此权属之争，乃人心之患，是一个无法预测的变数。
纵然曾国藩叫苦不迭，请四至五个月的时间再建新营，训练水师，可清廷心急如焚，不容他从容练兵，在严旨之下。他只好携三千湘军从金陵北上徐州，以54岁老迈之身去和中原之地和捻匪玩命了。
六 、四省之网漏如篩
大将刚出阵，四省十三府之防还未布置停当，袭掠如风的捻军就打了曾国藩一个措手不及。
在他离开金陵之时，梁王张宗禹率领一路捻军又长窜到雉河集攻打皖军，安徽布政使英翰在捻军重围之中连连向曾国藩告急，曾国藩被迫改变行程，折向雉河集，进驻临淮关，调集湘军，豫军救援雉河集。
张宗禹见形势不妙，于是避坚而走，继续以走为战，以走疲敌，让新上任的剿捻统帅曾国藩亲眼见识了运动战的威力。
雉河集解围后，曾国藩继续北上徐州，而捻军则分兵两路，张宗禹一路捻军打至河南南阳。卢氏，兵锋扫及湖北襄阳，赖文光，任柱率别路捻军于1866年1月19日从河南光州闯至湖北麻城，此时，清军提督成大吉部哗变，居然火烧营寨，接应捻军。于是赖文光以麻城为中心，分兵四处，收取黄安，南至黄陂，黄州，西至孝感。曾国藩无奈，又分兵去增援湖北，大军未至，捻军已经回兵河南，来去如入无人之境，1866年4月初，张治禹重来山东，4月末，赖文光又打进曹州，开州，与张宗禹回合，5月，两军再次分兵西走，进入河南。
从时间线上看，在1865年7月21日，曾国藩抵达临淮时，随即调淮系刘铭传，潘鼎新，张树波，周盛波等各军，湘军刘松山，张诗日各部，分驻四省，至9月底，四省之防已经基本成形。可是就在此后，张宗禹，赖文光，分进合击，在河南，山东，湖北纵横驰骋，所向披靡，四省之网处处漏口，官军疲于奔命，焦头烂额。所谓迎头拦截，有如虚设，这原因何在？
首先四镇之设并没有遏制住捻军的长窜之势，因为四省之间战略纵深广大，官军据点相去遥远，捻军避坚而走，在空隙间随意穿插，根本无法阻挡。第二，官军消极避战，既然上头要我们只迎头不随尾，那就坐等捻军一头撞来，他不来我不动，他绕我而去，我就笑看欢送。
曾国藩治下湘军诸部只有五千人，此次四省之网主要依靠的是刘铭传等淮军力量，淮军对曾未必听命，至于其余地方守备部队则更加轻忽。相较和太平军对阵时，成了四省总督的曾国藩统御全局的能力反而大大削弱了。这是人事之患，最难控制也最难预料，曾心知肚明，也只能困坐徐州，徒叹奈何。
平捻方略实行不顺，各路友军态度消极，曾国藩仍不畏烦难，又拿出了补救方略，针对四省之间防务间隙，他调刘铭传一部为游击之师，又令李昭庆所办游击之师，开赴前线。对捻军横追堵截，以补重兵围堵之漏。
但这样一来，等于复原了僧格林沁的老套路，以无定之军制无定之冦，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都跑不过捻军，刘铭传，李昭庆新办的骑兵又能有何作为？？
而曾国藩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经营四河长堤，以自然天险加人工碉堡困捻军于中原腹地的方略。
这一次，他确实抓住了捻军的要害。
七 、天堑不能锁鲁豫
7月 捻军由鲁西而豫，又至皖，徘徊于怀远。凤台，睢州一带，豫皖两省，是中原平旷之地，四通八达，捻军借此大规模流动，避坚击虚，使官军疲于奔命。所以捻军不怵官军据点，就怕由点成线，由线成围，如果曾国藩的河防策略落实，黄河，淮河，运河，沙河——贾鲁河成为四条天然长壕，那么捻军北不可以出山东，东不能至江苏，南不能下安徽，西不可以至湖南，运动空间会被压缩在豫西山多田少的贫瘠之地，如此就只做困兽之斗，无法避免被歼灭的结局。
于是曾国藩亲至周家口，以湘军守备贾鲁河，命乔松年守沙河，命皖军与湘军水师同守淮河。此议一出，河南乡绅群起反对，因为沙河，贾鲁河沿岸尽是沙土，在这里万难建立堤墙，徒然劳民伤财。
曾国藩力排众议，强行在沙河，贾鲁河沿岸建立堤墙，堤墙一倒再倒，克服无数艰难，才在8月中旬勉强建成。
沙河，贾鲁河防线初步完成，捻军已至生死存亡的边缘，捻军不能打破四河连锁的格局，很快就会有被曾国藩聚而歼之的可能。
1866年7月——9月，捻军数次力图冲破河防，可是均未成功，9月24日，张宗禹赖文光牛洛红任化邦四部在河南中牟会师，四部会同一起，目标沙河防线，欲拼死一搏，杀出生天。
1866年，9月24日，正是中秋时分，月明星稀，河南省城开封以南数十里之地，官军瞭望有火光隐隐出现，接着火光渐迤至北，逼近豫军的沙墙长城。官军马队驰探，发现沙河堤墙已经毁塌数处，后来查明，捻军于二更时分，大队骑兵潮涌而至，豫军抚标三营未及拦截，人马全被捻军冲散，沙河堤墙本就虚弱，随即被一股冲破，捻军大队向东疾驰而去。
捻军突破沙贾防线之后，进入山东水套地区，计划再次突破运河防线，到海岱富庶之地饱食休息，但几次攻击运河提防都不成功，10月23 日捻军在许州分兵，互为犄角，11月赖文光冲破清军阻截，越秦岭进入陕西，张宗禹抢渡运河失败后，复折向西，再次突破沙贾防线进入湖北，如此一来四河之锁西线全面崩溃，河防战略宣告失败。
坐镇徐州的曾国藩这下感到凉凉了。
他治捻一年多，排艰克难，苦心经营四省十三区，又修四河防堤，精疲力尽已近厥竭，如今功败垂成，又被官僚士绅物议攻击，谤满盈朝，至此实在难以为继，于是奏请将李鸿章调来徐州接替他剿捻钦差大臣的职务，自己回两江总督任上休养去了。
至此，从1865年5月至1866年九月，曾国藩治捻的生涯以失败告终。
八 、成败利钝在人心
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之时风头无两，剿捻所用战略思路和剿太平军时一脉相承，为何太平军尽相授首，捻军却逆袭成功？
个中原因主要为以下几点。
一， 好的方略没有的好的执行。
平捻方略之中要害是黄河，淮河，贾鲁——沙河，运河的四河堤墙，要修筑四堤，尤其需要四省合力，皖，豫两军配合，还有地方乡绅出人出钱，这确实是个花费巨大，艰苦卓绝的人防工程。
河防的策略切中捻军要害，但致命之方未能收致命之效，原因就在落实上，从当时总的情况看，无论曾国藩直接领导的湘淮诸军，还是地方守备文武诸官，都没有认真执行。“前者纷纷推诿，均愿游击，不愿防河。盖防河兴工之时，荷锸负土十分辛苦，不比游击半行半住，稍觉安逸，防河者工竣之后，保守汛地，厥责甚重，不似游击者易于报功，，，将领皆欲做活事，不欲做笨事。
后者如河南“河南文官之议，均谓贼衰，宜于速剿，不必为河防之谋。”连巡抚李鹤年也与曾国藩意见相左，派兵驻防，自朱仙镇以北至黄河南岸七十里，豫军未有认真办理，也不肯全力防守，从而给捻军留下了突破口。捻军数次从河南冲破沙——贾鲁河防线，皆因此故。
曾国藩一生，最善结硬寨，打呆仗，最有耐心静候成效。然而他麾下诸将和节制官员，都想做易事，当聪明人，不愿下苦功，却急于见成效，最后事与愿违，如之奈何？
二，一个统帅却无法统一指挥
曾国藩剿捻时，因为湘军已经裁撤，不堪大用，于是又调淮军相助，而四镇之防，又要依靠各地的守备军队，因此，他指挥的部队有，山东的东军，河南的豫军，安徽的皖军，还有僧格林沁的遗部陈国瑞军。
东军，豫军，皖军都是为了防御本省而由各省巡抚筹组的省军，是地方部队，习惯在本省作战，以邻为堑，不愿赴它省。而捻军行动飘忽不定，有意在苏，鲁，豫，皖，交界出没，有时一日之间连跨二省，时而山东，时而江苏，各省兵马只是固守本地，不能共同一气，就被个个击破。
即使是曾国藩自己的嫡系部队，由得意门生李鸿章带出的淮军，也大扯他的后腿，比如他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率领游击部队和捻军角逐，李鸿章相当不爽，执意请调李昭庆去固守济南。他身在两江，却干涉曾国藩的指挥权，弄得曾国藩十分恼怒，但淮军虽脱胎于湘军，可已经自成体系，若李鸿章不买账，曾国藩也无力调动。
寒心之余曾国藩大发牢骚，说，若淮勇不能平此贼，大局岂敢复问，若六七月毫无起色，国藩当奏请阁下（李鸿章）北征剿捻。
四省驻军的消极避战，门生故吏的处处掣肘，曾国藩徒叹奈何，若在1862年之前，湘军最为锐盛之时，胡，彭，左等得力战友尚在，局面又何至如此尴尬，所谓运去英雄不自由，此气数使然，也非曾国藩之过错。
三，对捻杀伤的策略也杀伤了地方。
为了切断捻军补给，曾国藩在四镇十三府实行查圩，保甲连坐坚壁清野之策，修四河坊堤又要征用大量民夫，耗费各省钱粮，这给地方官绅带来了极大的负担。不仅百姓怨声载道，地方官员也意见极大，比如河南巡抚吴昌寿就对曾国藩的各项指令逐一挑剔，拒不执行，曾国藩要坚壁清野，吴昌寿说正值夏收夏种，农忙季节，野不可清，到秋八月，又说秋收秋种，野也不可清。曾国藩要在周家口重点设防，成立大营，屯米万石，同时屯集大量草料，吴寿昌说，烽燹所至，则求一升米，一束之刍不可得。还骂曾国藩在河南纵兵扰民，于民不聊生之际，大肆搜掠。对于修贾鲁河，沙河，征发民工，吴寿昌也推诿不办。曾国藩不得不将吴参劾而去，而换来的李鹤年也不比吴寿昌好些。贾鲁河，沙河防线是四河防线的要害，没有河南地方官的支持，自然被捻军突破。另外地方乡绅见僧格林沁追击捻之势赞忠勇，而见曾国藩坐镇徐州以静制动，便谤其无所作为空耗粮草，因此物议纷纷，谤满盈道。也给曾国藩平添了很多麻烦，他自己也说，河南公事皆不顺手，地方官员奏疏中对自己毁伤甚重。
1866 9月 捻军破沙河防线，曾国藩自哀制捻无术，其实他自金陵北上治捻，军令战法条条有序，河防之策更切中要害，只是地利人和皆不在他，湘军疲弊不堪，淮军坐大自擅，地方官员轻乎散漫，这些原因。最终令其无功而返。
说到底，曾国藩还是太执拗。
彼时淮军之势渐盛，李鸿章正在成为清廷新晋大员，新旧交替，权柄更迭之时，曾国藩以许国之心，勉强抖擞，率疲惫之湘军剿五省流窜的顽敌，或许本来就是赴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局。
曾国藩去任之后，他的河防之策被李鸿章继承了下来，并以一贯之，终于在1868年彻底剿平了捻军，至此淮军替代湘军，成了清廷最为倚重的武装力量。
湘军的时代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