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每个朝代最不缺的就是文人怨客,虽然他们大部分无缘朝堂,但是他们对于帝王的言行举止,行事作风有着非同寻常的洞察力。因而,暗中讽刺的诗词从未断绝,这一点从《诗经》中就可以窥得些许……
在《诗经》中,周朝的诗人怨客们虽然少有能如唐朝魏征那样能直言纳谏,但暗讽曲指却是首开一面。例如《鹑之奔奔》,如果单从这首诗来看,并不难看出它所叙述的故事:一名女子唾弃那个自己对他心怀敬重的人,骂道:“人之无良。”这表面上是一位怨妇错把禽兽当君子,它把男人的无耻败坏突出的淋漓尽致,还用鹊和鹑的爱情与男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反映了女子内心激烈的情感。但细细品味,我们又不免猜测《鹑之奔奔》中的“人之无良,我以为君”的“君”是否指国君,而非君子。再观《诗序》,谓此诗为“刺卫宣姜”之作,这让人几乎可以断定《鹑之奔奔》讽刺卫宣公之实。
其后又有《新台》又用比兴的手法明夸耀卫宣公筑的新台宏伟华丽,其下的淇河之水浩瀚丰盈,但是实际上是暗指卫宣公的表面功夫,而被夺的姜氏也被迷惑。卫宣公夺儿媳姜氏,先造新台,如同唐明皇欲夺杨玉环,先让其入道观,这样事情仿佛就合法合理了,但事实上都不过是假象。
哪怕是从现代人角度来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周朝的文人们的语言艺术,他们不用担心写出去的诗会给自己招来“文字狱”,又毫不留情地用肚子里的墨水嘲讽了一把品行不端的国君,不得不说这是个缓解愤懑的好方法。并且,我们不知觉地就能体会出周朝的文化精神。
一方面,我们从《鹑之奔奔》中可以看出其通过比兴的手法所反映的国君的令人厌恶,一名国君的所作所为甚至不如鹑鹊之行,可见他做出了多么荒谬无耻之事。但是人们只能用诗暗讽其行,而无法责其心,后来的君主尚有大臣劝谏,周朝的国君竟只有暗讽诗责行。因此,可见在周朝国君对其领土的掌控力之强,还有周朝文化中森严的等级制度,这是早已认定的社会共识。因此,哪有人敢直言纳谏,君终究是君,民怎敢言君之过,只有到了周朝衰弱的后期,才出现了君不君臣不臣的现象。
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从《新台》得出周朝的社会伦理观,《新台》中体现了不正常的公媳关系,国君要求子民严守礼教,自己却卑鄙无耻;要求子民恪守规矩,自己却为所欲为;要求子民忠贞不二,自己却荒淫无度。这是属于上层社会的道德沦丧,人性扭曲,可见封建社会统治者的虚伪,约束方案对上不对下。
此外,无论是《鹑之奔奔》,还是《新台》,它们都反映了周朝时候人们所向往的爱情观。《鹑之奔奔》中鹊和鹑的双宿双飞,不离不弃;《新台》中姜氏所追求的郎才女貌,琴瑟和鸣的幸福生活。这样的爱情是古往今来人们所共同期待的。
《诗经》中的暗讽不在少数,它反映的不仅仅是文人对国君的不满,或者是社会伦理的荒唐,更是周朝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