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笔灰落在讲台边沿，积成微型雪原。我时常错觉这些白色颗粒仍在生长，在晨读声里缓慢攀援，直到覆盖整间教室的棱角。
窗台上的绿萝垂下一串碧绿逗号，二十年前学生送的陶瓷笔筒早已褪成月牙白，裂纹里卡着几粒褪色的修正液，像冻僵的星子。
作业本上的字迹在光阴里洇开。去年那个总把句号画成太阳的男孩，如今在作文里学会了使用分号。他的比喻句长出了新芽——“妈妈的皱纹是晾衣绳上跳舞的五线谱”。我批改时的红墨水悬在纸面，终究没忍心圈住那个不够工整的“舞”字。
储物柜最底层躺着2000年的铁皮铅笔盒，生锈的搭扣锁着半块薄荷糖。当年的课代表早已成为主治医师，可那些用圆珠笔写在科作业纸上的三角函数，仍在替她保存着十四岁的体温。
雨后黄昏，我在整理旧试卷时抖落出半片银杏。叶脉间褪色的墨水写着“老师再见”，背面是铅笔涂抹的卡通笑脸。忽然想起那个总爱在课本上画小人的女孩，去年寄来的明信片里，她拍的敦煌残壁上，飞天的衣袂正掠过她女儿的羊角辫。
学生把蒲公英似的背影撒向七月，我留在空教室里给盆栽浇水。夕阳像块旧橡皮，慢慢擦去玻璃窗上的值日生签名。风掀起讲台上未收的作文纸，标题《三十年后的我》在暮色中轻轻翻身，露出背面的课程表—— 2028年9月1日，星期四，第一节语文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