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kuò）犹犬羊之鞟。”
我的理解：棘子成是卫国大夫——“夫子”是当时对大夫的通称。棘子成与子贡探讨文与质的问题，其实是对孔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回应——他认为君子只要保持内在“质”的纯正，不需要外在“文”的修饰——“已矣”连用在文言中经常出现，“已”表结束，可以翻译为“罢了”“可以”；“矣”为语气词，不需要翻译；“文为”是“为文”的倒装。说实话，如果是我来回答棘子成，我会很不客气地说：“那么请夫子去裸奔吧！”既然不用外在修饰，当然可以不穿衣服裸奔啦；既然不用外在修饰，我也不需要那么客气，直白表达就好了。其实，子贡也挺不客气的，“驷不及舌”就是在直白批评棘子成说话不过脑，也警示他要慎言，否则就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危险，因为再快的马车也跑不过舌头——因为太快，风险也更大！
第二句话开始说理：“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这句话简单说就是“文”和“质”是一体的，不可分割。宇宙空间任何有形的物体都有其特有的外在形状，地球与月球，月球与太阳，海王星和冥王星......没有任何两个星体是一样的；再大些，银河系和其他星系，外在的状态也不相同。小到我们眼前的杯子、鼠标、显示屏、办公桌椅等等，都有其固有的形态；再到山川树木、花草虫鱼、飞禽走兽，也都有其特定的形态。目之所及，就没有文质分离之物存在，因此“文犹质也，质犹文也”，二者不可分割。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子贡也打了一个比方：“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意思是，退了毛的虎豹之皮和犬羊之皮有什么两样？换一种方式说就是，虎豹与犬羊的区别就在于其完全不同的皮毛，所以“文”“质”一体，不可分割。
最后回到“君子”身上，一个人仅有内心的“仁义礼智信”，却没有外在的“温良恭俭让”，这是不可理喻的，因为外在的“温良恭俭让”就是内在“仁义礼智信”的体现，只有内心达到“仁义礼智信”的境界，外行才能表现出“温良恭俭让”的儒雅敦厚。如果外在做不到“温良恭俭让”，就证明内心的修为境界完全没达到“仁义礼智信”的层次或境界。用王阳明先生“知行合一”来说，做不出来就等于不知。
言语意旨：子贡是借助棘子成的话来解析孔子的“文质彬彬”——“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宇宙空间全部物象，“文”和“质”都是不可分割的，有其质必有其文，文不同质也异。所以当一个人真正修成“君子”之质，其外在就一定会体现君子之相。虽然说我们身边很多“伪君子”，但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只有傻子才会被“伪君子”所蒙蔽。子贡的说话逻辑也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否定——警示——说理环环相扣，严丝合缝，毫无破绽。子贡先明确表达否定，但还是表现足够的子贡气度——他不是直接说：“夫子，你这样理解君子是不对的”，而是用感叹的语气说“很可惜，夫子你会这样理解君子”。接下来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直接用“驷不及舌”来警示棘子成：说话不经过慎重思考，是有很大风险的，言下之意就是，君子可不会这样说话！“说理”分两个部分，先直接表达物象存在事实“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再用一个常见的事例来证明论点的正确，让棘子成无可反驳。
知行合一：“文质一体”从识人的角度来讲，有其相必有其心，即“相由心生”。所以一个明智的人是完全可以从人的外在行为动作、服饰相貌看出他（她）的内心世界。识人是用人的前提，不会识人也就不会用人。历史上用对人的比比皆是，用错人的也比比皆是，比如尧用舜，舜用禹，周文王用姜子牙，齐桓公用管仲，刘邦用萧何，刘备用诸葛亮，李世民用魏征......这都是用对人的代表；再比如秦始皇用赵高（宦官），诸葛亮用马谡，李隆基用李林甫，赵构用秦桧，朱由校用魏忠贤，孙中山用袁世凯......这些都是用错人的典型。从政府首脑到单位领导到家庭家长，都应该具备基本的识人能力，否则都可能会出问题。比如说范蠡耐不住大儿子和夫人的坚持，就派大儿子去楚国救老二，不仅没救成自己还差点被杀，这就是一个家庭用错人的经典范例。当然，对与错都是相对而言的，历史本就应该这样演绎，哪有什么对错呢？一个国家元首身边有那么多高级干部，难免会看走眼，或者说看对了也耐不住制度的限制、恶性的膨胀和外在的侵袭，只要能及时刹车不出现系统性问题，就不能算是绝对的用错人。一个单位也是如此，看走眼是永远存在的，但领导公正廉洁且开明，就会减少很多很多“看走眼”的情况——其实很多的“看走眼”都是领导的私心的作祟，比如乾隆皇帝用和珅，就是乾隆自己的欲望所起的作用，因为和珅可以悄悄满足乾隆的所有想做而不能的欲望。以上这些基本上是“废话”，说一个小例子：昨天约了一个新教师谈话，我对她说：“女孩子多的地方八卦就多，我们学校女孩子极多，所以闲言碎语少不了。但我知道你是一个不问世事、不扯闲篇的人，所以不需要我提醒你！”这位老师很惊讶地说：“我就是这样的，您是怎么看出来的？”我说：“我是从你的说话、相貌上看出来的......”这时候她更惊讶地小声“啊”了一声，我继续说：“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都会表现在言语、颦蹙、行坐上，掩盖不住......”我说的不是虚话，而是真正觉得她就是这样一个人，至于怎么看出来的，我还真没法用语言描述，描述出来也是词不达意，各位读者自己慢慢揣摩为好，观察多了、思考多了，也就慢慢总结出规律了。
“文质一体”从治国的角度讲，应当文武一体，不可偏废，若有偏废必定亡国。秦始皇尚武、尚刑，二世就没了，蒙古族人统治的元朝也是如此；宋朝总结前朝经验，偃武修文，经济文化都上去了，但武备废弛，三百年只能偏安一隅；而满族人统治的清王朝把汉人踩在脚下，培养了二百年的奴性，最后一打就跑、一击即溃，八国联军轻松入北京，慈禧太后只能仓皇逃窜，悲哀。文武的平衡自然是一个大难题，平衡好的就成为盛世，比如文景之治、开元盛世、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等，平衡不好的就如前所述成为短命的王朝、偏安的王朝、奇怪的王朝。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是国家日常必须养兵，没有养兵就无法应对一时之需；二是国家不可能时时用兵，否则就是穷兵黩武，不用兵时贵在“养”，既有生活的供给又有武备的常训。所以在冷兵器时代，汉代的屯田制就是祖先武备智慧的体现——“以兵养兵”，战时是兵，闲时为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算是对古代“屯田制”沿袭吧。《谷梁传.定公十年》有一句话：“虽有文事，必有武备。”《史记.孔子世家》说得更清楚：“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故事是鲁定公和齐景公在夹谷会盟，定公想轻车简从，孔子就劝他必须带左右司马（带兵的官员）随行，在会盟时化解了齐国想劫持鲁君的企图，并且按照承诺归还鲁国三个地方。这样的故事很多，我们熟悉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也是因为廉颇在边境做好了战斗准备，蔺相如才能安全地从秦王手中拿回和氏璧。重庆谈判刚开始时，上党战役爆发，八路军将领担忧毛泽东安全不敢放开手脚，毛泽东同志就直白告诉他们：“你们打得越好，我就越安全！”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也是把美国人“打”回谈判桌的。至于如何平衡文武，就需要大智慧了，我想老祖宗造字就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武”是“止”加“戈”，所以武备的目的一定是制止战争的爆发，没有强大的武备，就很容易遭到侵略，这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是非常宝贵的经验。但武备能够做到保卫疆土、震慑四方就可以了，太过就有了扩张之嫌，所以《道德经》说“兵者，不祥之器也”，武备太过了必然招致四方的不安，危险也就隐含其中。
治国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问题——过去的四十年，我们过于在意经济建设，却忽视了文化建设，虽然伟人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是抓精神文明的那只“手”却怎么也没硬起来，在党的组织建设上、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上、在文学艺术的发展上，都几乎是个断层的状态。党的建设就如当前领导人所说“宽松软”的状态，所以出现一系列的腐败问题、作风问题；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几乎是个空白，十年寒窗除了背那几篇“老三篇”的内容和注解外啥也读不懂，我们和无比智慧的老祖先成了“陌路”，可悲；文学艺术的发展也很成问题，几十年就《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活着》几部优秀作品，文艺界差不多就是官场的附庸、金钱的“妓女”，没有独立人格，也就没有优秀作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快速纠正了“以jiejidouzheng为纲”的极zuo路线，全国人民都拍手称快，但走着走着就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变成了“以金钱为中心”的极右路线，在这种不良思潮引导下，学校德育苍白的说教就成了“假大空”的代名词。好在领导人明智，提出并倡导“文化自信”，坚定管党治党，铁腕惩治腐败，全国的确呈现一派风清气正之相，但“文化沙漠”干旱太久，“文化自信”尚需一批智者振臂高呼并引领潮流。国人应当知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这是定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