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读史使人明智，其实也未必。国人写史、读史、鉴古，总有一个问题挥之不去、如影随形：五千年文明史，兴衰、荣辱、贤愚的故事和规律，历朝历代似曾相识、如出一辙。史鉴、人鉴如此之多、清晰如昨，为什么人们总是屡屡视而不见、一再重蹈覆辙呢？历史是不是已经故去，时代是否还在原地踏步？

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充斥着对小人、奸臣、昏君不遗余力的批判嘲讽谩骂，对君子、忠臣、明君不吝美词的歌颂赞扬崇拜。似乎历史上的恩怨纠葛，就是因为妖人当道、忠良蒙冤，一部古代史俨然一部“坏人”和“好人”的争斗史。古来圣贤多寂寞，大奸大恶之徒、大忠大贤之辈占据了典籍的中心舞台，岂不是自古逢秋悲寂寥。

正如梁启超先生所批判的，中国史学只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一如庄子所说的“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看多了兴衰荣誉、大喜大悲，越发感到那些淹没在历史中的籍籍无名之辈乃是历史真正的主角、历史真正的英雄。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流芳百世也好，遗臭万年也罢、都不如淹没于历史之中。

历史一如新闻，平白如水难以入文，所以后人能够看到的只剩王侯将相、大富大贵、大忠大奸、才子佳人。这些固然精彩，合上书卷我总会不禁遐思：当赵高指鹿为马之时，满朝文武所思所想如何？当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时，天下学子所思所想如何；当“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慷慨陈词“上佛骨表”之时，列卿所思所想如何？当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宗旨的范仲淹泣谏宫门之时，士大夫所思所想如何？……看起来很美，可是总缺乏一种历史的现场感，热闹背后总是透露出一种无边无际的冷寂感。历史正像一面“风月宝鉴”，所见非所得，真相永远隐藏在表象的背后。所谓“读史使人明智”，如不能走进历史深入，便难以把握人性本相，遑论探求那些无形、无相、无言的智慧。

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走进历史的后台，会发现籍籍无名之辈不必如道德君子那样矜持纯粹、物喜物悲，也不会像江湖宵小那样利令智昏、无所不用其极，没有虚名的牵绊，没有道德高处的骄傲，有瑕疵但不失底线，有私心但不失良知，为人处世情随势迁，游刃有余。《世说新语·贤媛》：“赵母嫁女，女临去，敕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耶？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好事坏事哪是泾渭分明、是非分明的，福祸的随转迁移往往超乎常规的想象和精神的预期。小人物从来都是这样生活着的，而这不正是历史的常态、生活的主流嘛！大人物之失，恰恰是小人物之得。

庄子论木雁之间：“周将处夫材与不材之问。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于累。”人们孜孜以求的一切美好的东西，——无论是才能、学识、权力，还是威望、经验、名声——或将走向他的反面。莫让美好的工具异化为虚妄、贪恋，在自我陶醉、盲目自信中迷失自我。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过犹不及”、“物极必反”，蕴含着的正是这样朴素的道理和古今同理的警示。历史充满了辩证法，其本身也是一部耐人寻味的辩证法。以辩证法的方法去审视历史，尽管会削弱我们关于历史是什么的确定感，却能帮助我们从不熟悉的方面了解和把握熟悉的事物。只是现实中做到谈何容易。

国人素有道德洁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不为“稻粱谋”、不为“妻孥计”、不为自己着想。人们不断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仁人义士慨叹扼腕、树碑立传，其实就是“鼓动”时人一味地去追随去效仿，就是“诱导”世人背离实事求是，甘做义无反顾的飞蛾扑火。面对着一段段“大义凛然”、“道貌岸然”的宏论，我觉得既没有思辨的魅力，也没有人性的慈悲，感受到的只是思维的僵化、方法的呆板，是对生命的冷漠、对他人的残忍。

在我们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还有一类“明哲保身”、“难得糊涂”、“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所谓处世哲学、为政箴言。乍听乍看，似有几分道理在里边。虽然唯利是图、随风转舵，即无所谓东，也无所谓，是任何时代都所不齿的，但是任何时代也都不乏其拥趸和信徒。无可奈何，历史的真实注定要隐没在历史深处，故事里的故事必定要循环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