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亡：诗词中独特的题材

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是一首悼亡之作。

所谓悼亡，特指悼念妻子的作品。从西晋潘岳的《悼亡》诗三首开始，悼亡就成了诗词中一个独特的题材。到了后世，它的含义有所变化，妻子悼念丈夫、男子悼念妾侍，也可以纳入悼亡的范围。

悼亡之作，无疑是诗词中国一个独特的题材。何以独特，见于以下几方面：

其一，悼亡题材，是诗词中为数不多的真正写爱情的题材。

诗写人情，写友情的最多，朋友之间送别、酬唱、久别重逢、鱼雁传语，尽皆可入诗。杜甫写给李白的诗，白居易、元稹之间的唱和，都是赫赫有名的友情诗。

写亲情其次。亲情，尤其是表现以孝为内核的亲情的，在诗中并不少见。至少我们都知道孟郊的《游子吟》，会背“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清人黄仲则的《别老母》写到自己老大无成，愧对亲恩，“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也是锥心泣血，格外感人。

而写爱情的，则非常少了。

这是因为诗作为正统文学，往往只写公共空间的那一面。爱情，在古代被视为私人世界里、不可为外人道的东西。甚至，“爱情”这个概念，也是不存在的。夫妻之间，不谈爱情，只谈人伦，“爱情”是不可说的；而夫妻关系之外，恋情又不被社会规范所认可。

历来有人将李商隐的无题诗作爱情诗读，但是更加主流的观点认为，看似抒写爱情的无题诗，实际上是借恋情来托喻。事实上，大部分看起来像是写爱情的诗歌，很多都是这种情形。

在死亡之中，找到讲述爱情的合理性

而真正写爱情的诗歌，不仅数量少，而且常不被认可。譬如明末有一位诗人王次回，有《疑雨集》、《疑云集》，收录了大量爱情诗，但其人其诗正是由于这种“另类”，长期不为人所知，在当时所得的评价也不高。

词与诗相比，写爱情的作品多得多，甚至于相思恋情，是词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所表现的恋情，往往是存在于非婚姻关系的情侣之中。而又有大量的作品，写爱情，并非写真实人生体验的爱情，只不过是代言设想，作纯粹的文学创作而已。

而悼亡不同。悼亡，作为丈夫哀悼妻子的作品，在伦常允准的范围之内，而这份感情，由于死亡的参与，剔除了一切现实的、琐碎的、不如意的成分。它被提纯了，文学化、浪漫化了。

悼亡之作的感情强度，也非别的题材可比。离别之作动人，因为它写出了“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真理；相思之作动人，因为它写出了“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的无奈，而悼亡之作，则包含了这所有的一切。

悼亡之作的生命意识

其二，悼亡之作，是最具有哲学意义的诗作。

哲学和文学不分家，上古尤其如此。说到诗，包含哲思自然是好的，但是如果只有理性观照，没有感性书写，则称不上好的诗作。六朝时候的玄言诗，就是这样的反例。

中国的文学，如果与西方文学相对比，思辨性相对较弱。诗词曲赋，乃至诗词话，都是以感性、片断性取胜。

但是悼亡的作品很特别。它关注的问题，第一层是爱情，更深一层是生死。

死生亦大矣。大到与之相比，其他万事，皆如尘土。但是中国历来是缺少“死亡”这一课的。也许这个传统，从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就确立下来了。虽然孔子强调的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我们看来，死与生相比，似乎是不必着急的事情。

人的一生之中，意识到死亡必然会到来，往往是比较晚的。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可能是父母的离去；第二次意识到这件事，则可能是伴侣的离去。

与“生”离得很近的时候，你很难读懂悼亡之作。只有思考过甚至面对过死亡的时候，才能感受到悼亡之作的魅力。

悲剧美学的力量

在这里，一切未完成，但再也无法完成。斯人在彼岸，我在此岸。我也终将去那里，但却远不是现在。

现在，只能与回忆相处，只能继续一场再也无法完成的思念。这太磨损人，所以李清照会说“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

他再也无法得知我的一切，只是面对离别，柳永就说“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那面对永别，这种虚空无着落感，又该深重到什么地步呢？

如果有愧疚，有遗憾，有未履行的承诺，那感受又更复杂了一些。就像元稹说“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最多只是安慰自己罢了。

最最重要的是，从这一次永别里，诗人真正懂得了生命。死不一定像夏花般静美，它的惭愧，它的无情，它的永不落空，让人战栗，让人沉默，让人写出真正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