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出身不好，尽管父亲才华洋溢，在家乡附近却不容易找到愿意嫁她的姑娘。在村里一位兄弟夫妇的引领下，父亲来到了两百公里开外——妈妈的家乡相亲。外婆、大舅和舅妈先见过我父亲，觉得父亲虽然身材瘦小，但人机灵精干，就同意这门亲事。这之前，妈妈有自己喜欢的人并相处了两三年，但受到家人的反对而告吹，父亲与妈妈相亲的时候，妈妈正在赌气，觉得已经不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随便找个人嫁了。

    就这样父亲和母亲只见了一面，相处了两天；两个月后就母亲就跟爸爸回我的家乡结婚，开始了新家庭的生活。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母亲经历了人生中最严苛的磨难。

    妈妈嫁给父亲三年就生了哥哥和姐姐，父亲当时在煤矿工作，每周只能回家一天，有时候有事还不能回家，这样一个月呆在家里的时间不足四天。家里一切的劳务、家务照料两个孩子的生活重担压在了妈妈的肩上。

    1975年，是这段时期最黑暗的日子。妈妈怀上了第四个孩子——我未能存活下来的哥哥。当时，计划生育工作已经开展，爷爷“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有摘掉，如果妈妈坚持把孩子生下来，很可能被拿作典型被批斗。想起过往爷爷和爸爸被批斗的日子实在是不堪回首：在台上被绑着拷打、踢到台下，他们能活下来已经是死里逃生，爷爷如今年纪大了了，经不起折磨，无奈之下妈妈含泪去医院做了引产。“上了产床我都想逃。医生告诉我那是一个成形的男孩，我的心都痛得心碎了！“如今说起，我仿佛看到母亲的心还在滴血。

    母亲手术后只休息了十二天，就要到地里开工，收割水稻。开工第三天，母亲突然发烧，辗转在村里看了十几天不见好，有一天在看病回来路上晕倒了，送到镇上的医院检查，诊断为急性肝炎，已经非常严重。母亲在医院一住就是两个月，她还清楚地记得八月初四那天出院。

    回来后，奶奶提出和母亲分伙，当时家里一颗米都没有。虚弱的母亲含泪到亲戚家借了几杯米、五块钱，买来盐和火柴，才得以开伙。这一年母亲生病住院很长时间没有出勤，父亲在煤矿没有工分，年终结算的时候，母亲、哥哥和姐姐三人不但没有收入，还超支几百斤粮食，共计36元。那孤苦伶仃无所依靠的感觉让母亲濒临绝望，至今耿耿于怀。她说过，如果不是放不下才一两岁的姐姐，她可能投江自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