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 Journal of Design and Science
作者：内里·奥克斯曼（Neri Oxman）
翻译：Thea Chen
校对：费尔顿、何聪聪

本文为 ONES Piece《设科志》特别翻译系列的一部分，也是总第 171 篇译文。《设科志》（Journal of Design and Science）为 MIT 媒体实验室联合发起的一个全新的在线出版计划。如想第一时间收到译文更新，欢迎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设科志》官网也将陆续发布此系列所有译文。

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遗迹：织布机、汽车、个人电脑和 3D 打印机。《百科全书》是那个时代的路标：它把所有学科分门别类，固化它们之间的界限。这些都是在 18 世纪漫长的启蒙运动中形成的。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千年里，我们一直被灌输着发展自这种遗迹的陈旧观念，在彼此离散的思想谷仓内各行其是。在千禧年伊始，「反学科」（antidisciplinary）的模因（meme）出现，我们猛地摆脱了亚里士多德的阴影，步入崭新的「纠缠时代」。

本文提出了一张描绘科学、工程、设计与艺术这四个创造性探索领域的地图，旨在阐释反学科假设：知识不再归属于特定学科，也不仅在学科边界之内产生，而是彻底纠缠在一起。我们的目标是就这些领域间的相互关系，建立起一张暂时但全面的地图。在这之中，一个领域可以激发另一个领域的演进（变革），单个个体或项目可以横跨多个领域。更重要的是，本文鼓励质疑，并进一步完善已提出的理念。

当前田遇到戈尔德

条条路径都通往「百慕大四边形」（Bermuda Quadrilateral）。2007 年，约翰·前田（John Maeda）基于「里奇·戈尔德矩阵」（Rich Gold Matrix），提出了一张名为「百慕大四边形」的图表。这张矩形地图分为四个象限，每一个都对应一个独特的视角——科学、工程、设计或艺术，以此来解读乃至影响整个世界。据前田称，每个象限都有其特定的使命：科学对应探索；工程对应发明；设计对应沟通；艺术对应表达。最初，戈尔德画下这张矩阵草图，描述四类创造力各自的角色，是为了展示创造与创新四种独特的表现形式。你应该铭记自己的观念模式，攻克一方专业领域，并安居于此。戈尔德的观点代表了四种截然不同的存在方式，彼此之间存在明显的智性界限和性情分隔。恰如「四种体液」（Four Humors），每种体液都被视为其特有的物质，有各自的含量和面容特征。换言之，如果你是某地的公民，那在另一方领土，你就是行经此地的过客。

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常年云游在「智性的盘古大陆」，不受国界的阻隔，也没有晦涩的术语？我们如何以能思考、会创造的生物这一身份穿越智力的超大陆，有如世界公民一般？我们如何才能依赖一份适用所有群体而非为四类人群绘制的地图来寻找方向，并能凭此，以及一点运气和勇气，同时栖居多处地方？科学家能比工程师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吗？艺术家的观念与科学家的真的那么不同吗？还是它们仅仅是世界上两种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运作方式？或许，当我们实践艺术创作时，真正重要的不是艺术形式，而是个体的存在（形式）？归根到底，是否存在一种超越二维欧氏几何——即对应四种角色的四个象限——的方法，以更完整、更综合、更全景式的方式，去理解创造的文化？

洞穴

在马克·列文森（Mark Levinson）最近的纪录片《粒子狂热》（Particle Fever，2014）中，他拍摄下了为探究物质起源而在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上进行的首轮实验。影片以 LHC 的首次启用为开篇，试图重现与大爆炸相关的物理条件。而结尾则是史前洞穴壁画，以及萨瓦斯·季莫普洛斯（Savas Dimopoulos） 就艺术与科学之间的联系得出的耐人寻味的论断：「恰恰是对生存而言最微不足道的东西，使我们成为人类。」艺术与科学，都可以理解为人类为表达周遭世界而产生的「需求」。两者都要求保留质疑，在取得例证前先就物质和非物质现实做出推测。这两者——就如同肖维岩洞（Chauvet Cave）中从大约四万年前留存至今的洞穴壁画——没有规则，没有边界。绘制这些画作的艺术家这般创作，首先是为了面对现实，尔后才是理解现实。我们带着完全一致的动机从事科学研究。同样，模糊的边界也出现在设计、艺术和工程之间。设计的批判式体现（即批判式设计，Critical Design），通过推测的方式制定出人意料的策略，就如何使用、居住现有的环境挑战我们先入为主的假定。设计的肯定式体现（即肯定式设计，Affirmative Design），则提供可行、实际、并能快速实施的解决方案。前者带有艺术的思维方式，后者则与工程难分彼此。科学与设计、工程与艺术，以及科学与工程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模糊不清。可想而知，如果你的设计有意义、有影响，那你就不会在一个单一、特有的领域工作。

我们如何才能把「百慕大四边形」的四个区域重新演绎为创造与创新的瞬时体现？更进一步说，我们如何能以一种既有意义又有效率的方式在这些不同区域之间通行乃至多栖发展？单一领域的成果能否产生一种「创造性能量」，使我们更容易进入另一领域？

创造性能量（CreATP）

克雷布斯循环（Krebs Cycle，即三羧酸循环）是由一系列化学反应组成的新陈代谢途径。它是最早存在的细胞代谢组成部分之一；没有它，所有依赖呼吸作用的生命体都无法存活。该代谢途径运作时，会通过氧化营养物质生成化学能，最终以三磷酸腺苷（ATP）的形式遍布于细胞中。因此，ATP 又被视为能量转移的货币单位。克雷伯斯循环类似于代谢钟，随着时间推移，以 ATP 的形式产生、消耗、再生能量货币。简单来说，良好的新陈代谢会令你一直精力充沛。同理，智性上的代谢——要求你变换视角和观点——是否也能让你保持思维活跃？

创造力的克雷伯斯循环（简称 KCC）是一幅呈现「创造性能量」（亦称「创造性 ATP」或「CreATP」）持续转化的地图。在类比克雷伯斯循环的过程中，代表人类创造力的四种形式——科学、工程、设计和艺术——取代了原先的碳化合物。模块（或「组件」）之间通过相互转换产生「货币」:

科学旨在解释并预测我们周围世界的运转，把信息「转变」为知识。工程旨在将科学知识应用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中，把知识「转变」为效用。设计旨在提供解决方案的具体实现形式，将功能最大化，并增强人本体验，把效用「转变」为行为。艺术旨在质疑人类行为，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周围的世界，把行为「转变」为对信息的新认知，以崭新的面貌呈现数据并从科学部分开启又一个循环。在这个「灰姑娘的非常时刻」（即当 KCC 指针走到 12 点时），新的认知会激发新的科学探索。例如，在《越慢越好》（As Slow as Possible）中，约翰·凯奇（John Cage）带领听众进入了一个时空拉长的状态，他就时间膨胀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并向时空的本质提出了质疑。

KCC 被设计为一个包含四个创造力模块的圆圈，而模块都保留了各自在「里奇·戈尔德矩阵」中的位置。当从一个模块过渡到另一模块时，你将以智性能量或创造性 ATP 的形式，产生并消耗能量货币。科学所产生的知识为工程师所用。工程师提出的实用程序又为设计师所用。设计师对行为加以改变，进而为艺术家所感知。艺术产生对世界的新看法，使人们获得关于世界以及世界内部运作的新信息，并激发新的科学探索。正如存在于阿拉姆语复咏歌《一只小羊》（Chad Gadya）中的重复、连续和变化，一些内容被生产出来，一些内容被消费，一些内容被释放，而新的内容也在形成。

时钟、显微镜、指南针和陀螺仪

作为带有思辨性的地图，KCC 有意表现得十分抽象。因为原本就寄希望于激发辩论并获得指正，所以不妨通过多种视角来解读这张地图所包含的诸多意味。

作为时钟的 KCC

与克雷布斯循环一样，KCC 也可以被解读为时钟。但不同之处在于，创造能量的路径是双向的。在这样的时钟里，方向可以颠倒，时间可以静止不动（在圆圈上保持相同位置）、被「弯曲」（引入几何变化，例如从圆形变为椭圆）、被缩短（引入拓扑变化，例如从圆形变为「8」字形或螺旋形）。此外，如果生成了多余的能量，便可以跃过一些领域——绕过工程，从科学直接跳到设计——于是就开启了「时间旅行」。当我们擅长自己所做之事或具有出色的整合能力时，就可以获得大量的创造性能量。例如，优秀的设计同时也是绝佳的探索计划：它对世界固有的信仰体系——无论是物质的还是心灵的——提出质疑。之后，这些质疑的有形实体被释放到真实世界之中，从而建立起我们所知的「文化」。如果进展顺利，出色的设计不必通过艺术便能创立起新的基础科学。例如，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设计的圆顶建筑「巴克球」(buckyballs)，启发了科学家设想出 C60 分子的具体结构（即「富勒烯」）。

作为显微镜的 KCC

从目前的形式来看，KCC 还无法表现物理尺度的转变。但是，你当然可以把这四个领域视为假想显微镜的四块物镜，透过它们观测、认识世界。物镜的选择，最终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周围环境、如何与其互动。选择这一行为并不客观。材料科学家通常会通过「属性」来探索物质的物理组成。生物学家则更倾向于通过「功能」来看待世界。这两类科学家都生活在同样的现实中，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体验世界，也因而选择全然不同的行动方式。如果他们可以同时通过两种视角观察现实，也许就会把属性与行为联系在一起。

作为指南针的 KCC

KCC 可以被解读为罗盘刻度盘，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由北向南的轴线，从天空延伸至地面：由科学与艺术产生的「信息」到设计与工程产生的「效用」，从「认知」半球到「生产」半球。越往北，系统就越理论（哲学）。越往南，系统就越实用（经济）。北方标志着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顶峰。南方则是由探索衍生出的新型创造性解决方案与应用相关的产品以及成果。由东向西的轴线，从自然延伸至文化：由科学与工程产生的「知识」到艺术与设计产生的「行为」，从「自然」半球到「文化」半球。沿着东西轴线，我们从理解到描述、预测物理世界的现象，再到创造出利用以及体验世界的全新方式。

作为陀螺仪的 KCC

最具挑战性的，是把 KCC 理解为陀螺仪的平面投影，时时测量并保持创造导向。这一类比构想了一个超越平面的三维球体，在其最顶端，即图的端点，所有模块都碰撞成一大团星云。大爆炸正是这一切的开端，它成就了「纠缠」。

漏洞与裂痕

与任何推测命题一样，尤其在用图形表示时，会出现许多智性上的漏洞与裂痕。

从艺术到科学：灰姑娘的非常时刻

一些人声称，乃至是喋喋不休道，从艺术通往科学的道路太过牵强，甚至可以说是在歪曲事实。毕竟，毕加索与爱因斯坦并不相识（除了 1904 年在蒙马特狡兔酒吧那次即兴的传奇会面）。但这重要吗？两者都对空间和时间的关系提出了质疑，并以深刻且富有意义的方式重新推测了时空的关系。这两种推测都是现代主义的原型，共存于一个质疑自然文化以及文化本质的年代。诚然，假定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断定 KCC 是连续的），这种做法可能显得天真，甚至一知半解。但请接受它，不要怀疑。毕竟，只有通过信仰（信念），我们才能跃升。这意味着，创造出足够强大的杠杆使艺术直抵自然的能力是我们终极的力量倍增器。在这样的条件下，势能转化为动能，可能性转变成了现实。

文化即自然即文化

自然与文化的分野，是每位人类学家赖以为生的基础。然而，两者能否被综合感知、表达、产生作用这一问题在 KCC 横轴两端的文化与自然之间产生了张力。如果「自然」被描述为「任何支持生命的东西」，如果生命「没有文化就无法得到维持」，那么，这两种信仰系统就会坍塌为「奇点」。在这一奇点，自然构成了文明的基础设施，同样，文化激活了自然本身的设计。

以缺失学科专长为代价的世界公民

获得智性上的灵活性，是否比赚钱更有价值？发展智性世界公民是一条通往灭亡的道路吗？同时栖身于这四个领域（思想谷仓）会导致学科专长与研究能力的丧失吗？也许。然而，你不能念此而不即彼：主流（学科）视野会引你走向远方，但非主流（反学科）视野会带你走得更远。因此，虽然具备同时占据所有这四个领域的能力需要一种牺牲专业技能的专业技能，但这是我们放手一搏的必要条件。

安东内利之「结」

数学意义上的纽结与你的想象不同。它不是那种你系鞋或打领带时用的结。在纽结理论中，结是闭合的环：没有一端可以解开。正是这一概念启发保拉·安东内利（Paola Antonelli）创造出「结点物件」（Knotty Objects）一词。

那么，究竟什么是结点物件呢？

我们可以把世界视为一个奇点，即自上而下通过某一个专业视角或「里奇·戈尔德矩阵」上某一点来认识，也可以从下往上观察，从具体事物开始。结点物件大于部分之和。观察它们需要融合多种视角，从而形成更广阔、更深刻的世界观。结点物件如此复杂，你无法再拆解出构成这些物件的具体学科或学科知识。如果在纠缠时代能从多重角度来理解，那我们便能通过一种含义丰富的途径来认识结点物件。

在 MIT 媒体实验室的结点物件峰会期间（2015 年 7 月），保拉·安东内利、凯文·斯拉文（Kevin Slavin）和我关注了四种作为原型的结点物件：手机、砖块、比特币和牛排。每种物件都为它们的难题提供了特定语境：沟通、环境、贸易和美食，但也都亟需我们从更多领域去探索。

以牛排为例，它的「设计」——无论是以动物为原料，还是产自实验室——代表技术与伦理难分彼此。斗牛肉很讽刺地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环保的肉类，却面临着伦理困境，而实验室合成的牛肉也同样如此：受市场驱动的人造肉产业将牺牲环境，正如杀死神圣的斗牛一样悲壮。无论怎么看，你都无法逃脱罪恶感。在这个遍布纽结、错综复杂的宇宙中，我们还是穴居人，被预设的道德准则和观念所控制。

结点物件的创造也同样棘手。事实上，创造的技术手段与最终的物理形态互为智性镜像：创造过程就反映了相关成品的复杂程度。坦白说，创造者必须横跨 KCC 的四个领域，把既有科学深意又有艺术洞见的想法融合到一起。

这些物件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们的创造过程——所包含的科学、工程、设计以及其映射在文化中的位置——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非线性的，无法拆解的。当一个结点物件被认为成功时，它不仅有能力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提出质疑，还可以改变物质实践、质疑生产惯例，并重新定义社会建构。对于环境的创造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不同学科在共同的语境中相互交织，精通技术的同时又保持了对文化的敏锐。于是结点成了纠缠的终极形式。

结点物件是反学科的。证明完毕。

伊藤的「盘古大陆」

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探索和表达的领域就一直在各自的谷仓中被精心呵护，无论在行为方式还是观念模式上，它们都自给自足、自我参照。但是，如果你能在一根长约 27 英里的导管内，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击穿质子，你便有权质疑重力的分类。仅靠理论物理学是不够的：这是一个由（字面上和隐喻上的）纠缠态引发的、针对真正重大问题的纠缠命题。

「量子纠缠」指的是几个或多个粒子相互作用的时刻，这使得我们无法单独描述各个粒子的量子状态，只能将所有粒子作为一个整体。如果说启蒙运动是一盘沙拉，那么纠缠时代就是一碗汤羹。在纠缠时代，要从一种成分中区分出另一种成分是不可能的。分类法失灵了，学科高墙不复存在。在 KCC 陀螺仪的顶点，所有区域都（重新）合并为信息的「盘古大陆」。

由于新兴的制造技术，人工合成所能企及的程度正在接近分析已达到的微观程度，「书写」世界也因而变得如同「阅读」世界一般清晰、精准。例如，在假肢的生产过程中，产品特性被分级来匹配、响应特定个体的生理特征，信息从 MRI 扫描传输到 3D 打印。再例如，可穿戴微生物被设计成足够小的尺寸，可用于净化肠道。恰如洞穴画家，通过富有创意的表达，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重新进入（或重读）同样的观点。不同领域之间或跨领域的沟通变得清楚明白，因为正如在克雷布斯循环中，融合与拆解可以相互转化。在纠缠时代，对于自由的灵魂和个人而言，数项工作成果与多种认知相互交融的时刻成了激动人心的创造时刻⁹。

MIT 媒体实验室——「伊藤的盘古大陆」或「尼葛洛庞帝的超级大陆」——能够纠缠在一起，恰恰是因为它制造了能使 KCC 转动起来的东西：媒体。我指的不是新闻、电子产品、数字媒体，甚至不是社交媒体。而是说我们拥有同一个世界：「我们自成世界，我们互相拥有」。

致谢

「纠缠时代」这一表述由我的挚友兼同事丹尼·希利斯（Danny Hillis）提出，他曾经探索过类似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