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22年11月17日的家书显露了曾国藩品评人物的标准：天分和努力，他更看重哪一样呢？

从这封家书中，我们进一步确认了曾国藩写日课（记）的社交属性。“十一月前八日已将日课抄与弟阅，嗣后每次家信，可抄三叶付回。日课本皆楷书，一笔不苟，惜抄回不能作楷书耳。”写家书时还不忘专门抄几页寄回家给老弟们观瞻观瞻。“九弟在京半年，余懒散不努力。九弟去后，余乃稍能立志，盖余实负九弟矣。”这不明显有作姿态的嫌疑吗！从之前的日记可以得知，去年九弟在京时，曾氏在他老爸回老家之前还经常给九弟讲文章，改文章的。老爸走了之后，明显不太上心，现在倒是开始表达悔意了。不得不让人怀疑他这种行为的动机啊。话锋一转，还不忘借机督促一下四位老弟，“余尝语岱云曰：‘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九弟之无所进，是我之大不孝也。惟愿诸弟发奋立志，念念有恒，以补我不孝之罪。幸甚幸甚。”我不禁揣测，这几位老弟看了这一番话有没有想喷这位大哥的冲动？

何绍基（字子贞）是清代有名的书法家，曾氏是如何评价这位友人的呢？“盖子贞之学长于五事：一曰《仪礼》精，二曰《汉书》熟，三曰《说文》精，四曰各体诗好，五曰字好。此五事者，渠意皆欲有所传于后。以余观之，此三者余不甚精，不知浅深究竟何如。若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诗亦远出时手之上，【】能卓然成家。近日京城诗家颇少，故余亦欲多做几首。”何绍基字好，可以传世，倒是被曾氏说中了。曾氏此处比较审慎，对于自己不太精通的东西没有过多置评，表现出几分学者的气质了。

“汤海秋久与之处，其人诞言太多，十句之中仅一二句可信。”看来他有点鄙视信口开河的为人。说来比较尴尬，国内科研人员经常犯此毛病。通常科研人员在与同行专家交流的时候是很谨慎和谦逊的，但一到跟圈子外，就常有夸夸其谈的毛病了。一方面，对上需要夸大自己研究的重要性，以顺利地申请基金，或更好地得到他人的认可；另一方面，对下则需要放大课题的价值，甚至不惜张口闭口CNS（三大顶级刊物）,以鼓动手下的人卖力的干活，实则毫无把握。如此作风，短期内或许可以收到些微成效，但长远来看，败坏的却是科研人员的人格魅力，并导致信任危机，绝对不利于催生重大的科研成果。这或许也是极少见到有人格魅力的科研人员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黄子寿处，本日去看他，工夫甚长进，古文有才华，好买书，东翻西阅，涉猎颇多，心中已有许多古董。”这是一个天分颇佳的友人。“何世兄亦甚好，沈潜之至，〔虽〕天分不高，将来必有所成。”但曾氏似乎更看好天分不高的何世兄。“吾观何、吴两世兄之姿质，与诸弟相等，远不及周受珊、黄子寿。而将来成就，何、吴必更切实。此其故，诸弟能看书自知之。”因为何，吴很能够沉潜下来，所以曾氏认为此二人更有可能做出切实的成绩。这话与王国维的第二重境界之论很稳合（“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钱理群教授也持同样的观点（“沉潜十年”）。

所以，32岁的曾国藩品评人物的重要标准就是能否沉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