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研究英美文学的朋友说：“外国文艺再好，究竟是别人的东西，很难产生共鸣。”他大概指文化背景有差异这方面。他说得有道理，好的作品不但要被人理解，还要让人与之有共鸣。所以尽管世人对乔伊斯和普鲁斯特推崇备至，而我则采取作壁上观的态度，对冗长的描述和长篇累牍的心理刻画向来敬谢不敏。而这偏偏是西方作家的通病。但偶尔也有一两部让我们欣喜万分的佳作，打消了我们对自己鉴赏力的怀疑，原来珍品实在是太少了。
我向来喜欢传统的白描写法，全靠一个人对白、动作与意见表达个性与意向。这也符合日常人们看戏的心态。世间故事千千万万，多少悲欢离合，我们只能从他人的泪水和笑声中领略他们的凄凉与辛酸，幸福与喜悦。人与人之间始终隔膜，我们不清楚别人在想什么，是什么迫使他做出如此的决定，抛弃荣华富贵，隐居山林，无人能回答。即使作家在笔下会告诉读者原因，那也是他/她假想出来的。好的艺术能唤起读者的创造性，让读者用自己的观察获得对人性的了解，这也正是白描的妙处。《诗经·野有蔓草》里有一句：“野有蔓草，零露抟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描写朴素，但有种清华绝俗的美。
《刀锋》也是一部朴素的作品，虽然我们处处可见辛辣刻薄的语言，这反而缓和了朴素带来的笨拙。毛姆是个精明的作家，他每时每刻都不动声色打量别人，但他又很谦虚，说：“这只是我的想法，信不信由你。”所以他干脆把自己放进《刀锋》，以真实姓名出现，这样一来中国传统的白描被他窃用了。
我们跟着他第一次见到拉里（毛姆在书中用“我”），不起眼，甚至不记得长相，然而毛姆立刻敏锐觉察出：“虽则进屋子来之后记得他没有说上五六句话，人却非常自如，而且奇怪的是，尽管不开口，好像也在参加谈话。”不经意地陈述，实在已打下伏笔，毛姆看人实在够厉害。因为这差不多是一个正常人犯傻的故事，又是在美国出版，美国人未必能理解一个人会选择这样的人生。他尽管不无讽刺美国人，但也不想写得太突兀，需要处处暗示读者。
一般读者最感兴趣的可能是什么促使拉里抛弃未婚妻，离群索居，踏上漫漫寻求之路。除非有合适理由，否则读者对拉里的举动始终有所怀疑。毛姆却丝毫不管，他声称所知不多，无从猜测，只做了简略交待。然而我们从拉里为此付出的艰辛中也不难猜测，这个不详的理由在他心中是多么震撼了。毛姆无需鲁罗罗嗦嗦交待个没完，笔锋一转，收放自如。（这一点中国作家显然笔力不够，如巴金《憩园》）
最让人恋恋不舍的是毛姆描慕的人生，如同《月亮和六便士》里的画家一样。人生没有对与错，也没有好与不好，每一种人生形态都值得尊敬。世人对世界肯定太多，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求自己达到某样公认目标。伊莎贝尔离不了优裕的物质生活，情所难免。在中国，普通人的一生，无非为家碌碌一生。中国人向来重实际轻玄想。但世界需要怀疑，知识、真理和自由皆因怀疑而产生，无不如此，世界就是混沌状态。拉里在印度找到吠陀佛经，之后归隐尘世，这是毛姆给出的无答案的答案，因为拉里不会找到解脱之道。但或许答案又在寻途之中，寻途是拉里的救命稻草。但这又与普通人殊途同归了，谈波登的救命稻草是无厌的交际，为自己为别人做点事才能心甘情愿活下去。寻途不同，但他们最后还是还是会走到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