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埃及象形文字传奇
4. 百科书埃及学铺路
拿破仑自诩为科学家，并自封为埃及科学院副院长，他麾下的将军自然不甘落后，也不知是附庸风雅还是真对古埃及历史和建筑感兴趣，埃及科学院后来增补了四名将军为院士，其中至少有两位值得称道。
一位是画家德农跟随他远征的军事主官德赛（Charles Desaix）将军，他为德农随军绘画大开方便之门，热情支持德农用画笔记录象形文字。另外一位是德赛的好友克莱贝尔（Baptiste Kléber）将军。作为一个有文化底蕴、曾经学习过建筑的军人，克莱贝尔提出与学者们“合著”关于埃及故事的想法。他对从上埃及返回的傅里叶等两队学者带回的考古资料非常感兴趣，曾经这样说过：“这两队学者分工明确，成果惊人，充满爱国情怀，我们对此只能惊叹不已。我提议把所有的斩获组合为一部著作，使之成为配得上法兰西共和国的文化丰碑”。
德农和克莱贝尔将军肯定会影响到拿破仑的决定。然而，此时此刻，拿破仑的处境可不太妙。
早在拿破仑进军开罗几天后，1798年8月，英国海军统帅纳尔逊勋爵的舰队在尼罗河海战中一举全歼了法国舰队，摧毁了除两艘之外所有的法国船只，法国东方军团陷于孤立无援。拿破仑孤掷一注，在叙利亚拉开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战役，迫使奥斯曼与英国结盟，并向法国宣战，这场战役法军再也没有得到丝毫进展。拿破仑带去的5万部队，差不多有一半战死或病死在埃及。而纳尔逊海军上将却受到英国人狂热的拥戴。在今天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仍然树立着一座高达51.59米的纳尔逊纪念柱，底座的青铜浮雕均由在尼罗河等海战中俘获的法国枪械融化雕刻而成。
沮丧的拿破仑，趁英国船只暂时离开的机会，1799 年 8 月匆匆忙忙带着蒙吉、德农等少数学者，经亚历山大港秘密返回巴黎，把残余的法军部队扔给了克莱贝尔将军指挥。1800年6月，克莱贝尔将军在开罗被叙利亚学生刺杀；恰巧在同一天，他的战友德赛将军在马伦戈阵亡。1801年3月，英国大军在阿布基尔湾登陆，接替克莱贝尔的梅努将军率领法国远征军残部（包括大多数随军学者），与英军签订“城下之盟”，举起白旗向英国人投降。
拿破仑在返回法国前，曾亲自查看了布沙尔中尉发现的罗塞塔石碑。但是，根据法军投降条款，法国学者只被允许带走他们在埃及考察记录的文字和图画，以及部分不重要的收集物。约有近50吨左右珍贵的文物都必须交给英国，其中就包括罗塞塔石碑。
法国人自然心有不甘，千方百计试图偷偷运走罗塞塔石碑。据英军汤姆金斯·特纳上校说，他亲自从梅努手中夺取了它。梅努将军已经把石碑偷运上了船，并用地毯遮盖着。但英国人的警惕性很高，他们从即将启程开往法国的船上，抢回了这块无比珍贵的黑石头。特纳然后用被俘的法国护卫舰埃及号将这块石头带到了英国，他也因这次成功的抢劫受到重奖，被任命为百慕大总督。
从某种意义上讲，英法两国争夺埃及文物，实际上是在争夺可能破译埃及象形文字的优先权。1802年2月，罗塞塔石碑被运到伦敦，成了英王乔治三世的私人财产。英国人为石碑制作了四个石膏模型，分别送到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和都柏林三一学院，英王乔治三世将石碑原件赠送给了大英博物馆。
罗塞塔石碑的侧面被被英国人无耻地刻上了“Presented by King George III”（英王乔治三世赠予）和“不列颠军队征服埃及的战利品”印记，这些印记现在也成了历史的见证。石碑的出土地——埃及罗塞塔市，只好在街头陈列一座复制件。虽然到此时为止，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都没有任何人能够破解石碑上的象形文字。
尽管拿破仑在埃及遭到了惨败，他在巴黎还是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1799年底，他发动一场政变，当上了共和国第一执政官，并于1804年加冕为法兰西皇帝。加冕仪式上，拿破仑拒绝跪在教皇庇护七世面前，而是夺过教皇手中的皇冠自己戴在头上。
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收获，只剩下了两套伟大的著作。
第一套书是德农的《旅行在上埃及和下埃及》，我们在上一章节已作了详述。另一套书叫《埃及记叙》（Description del' égypte），这是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最大遗产。他经常引用自己说过的一段话：“我在埃及度过的时光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指的应该就是编写和出版了这部为“埃及学”铺路的恢宏作品。
《埃及记叙》是集体撰写的成果，署名为“法国科学与艺术委员会”。1802 年，拿破仑颁布法令，规定“在埃及探险期间获得的所有回忆录、计划、图纸以及所有与科学和艺术有关的成果都将由政府出资出版”，法国内政部任命了一个8名委员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三位主编可谓“前仆后继”，直到1929年才最终完成了这部历史性著作的编辑和出版。
第一任主编我们大家都熟悉，天才发明家“独眼”孔戴。他发明了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铅笔。在埃及，他为军队制造军刀，为工程师制造数学仪器，为外科医生制造手术工具，为天文学家制造望远镜，为考古学家制造放大镜。从最复杂到最基本的机器，从磨坊到军鼓和小号，他甚至还完善了面包的制作工艺。正如蒙吉所说，孔戴的“头脑中拥有一切科学，手中掌握着一切艺术”。
为了提高著作的编写进度，孔戴还建造了雕版印刷机，可以快速完成图画背景、天空和方尖碑的印刷。他组织了约2000名艺术家和技术人员，包括400名雕刻师，共同参与编撰古代埃及所有的已知历史。然而，孔戴没有活到书籍出版的那天，于 1805 年底在巴黎病逝。
第二任主编朗克雷（Michel Ange Lancret），土木军事工程师，与布沙尔为同门师兄，师从加斯帕德·蒙格学习画法几何。他也是布沙尔发现罗塞塔石碑时的上级军事长官，并代表布沙尔在科学院会议上宣读有关石碑的报告。朗克雷也没能坚持到编辑任务完成，于1809年辞世。
考古学家兼工程师弗朗索瓦·若马尔（Edme François Jomard），接手第三任主编，从1809 年到 1829 年陆续交付出版包括罗塞塔石碑拓片在内的第一版著作。然后，若马尔又花了25年时间，从1809年到1929年陆续出齐了这套24卷本的巨著，傅里叶为此写了长篇序言。若马尔也是最早创建民族志分类系统的人，他后来能够担任皇家图书馆馆长，可能与他编辑《埃及记叙》的功绩有关。
我们现在可以回头看看，这套巨著的出版工程究竟有多么宏伟？感谢现代网络技术，24卷本的《埃及记叙》我们都能够在网上远程浏览。这套巨著由文本10 卷、974 张四种不同格式的图画13 卷，以及53 张超大版面的地图集组成。文字印刷质量和雕刻印品的美感，使《埃及记叙》成为一部不朽的作品。无论在规模和细节上，它都可以与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相提并论。
更重要的，这部历时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作品，是世界上第一部为埃及象形文字铺垫的百科全书。它对于古文字研究的意义，也只有后来博塔写的有关尼尼微楔形文字，以及谢里曼有关克里特线型文字的著作可以与之相媲美。
我们首先从《埃及记叙》书中，选取一张伊德福市荷鲁斯神庙的图画（包括象形文字），与我们在荷鲁斯神庙实地拍摄的象形文字进行对照。
其次，展示一幅古底比斯城卢克索神庙的立面图，将它与我们在卢克索神庙实地拍摄的古建筑相比较。你马上会发现，如今的卢克索神庙，两座方尖碑居然只剩一座。缺失的正是奥斯曼帝国埃及总督送给法国的那一座，目前矗立在巴黎协和广场（参见本篇“楔子”），据说，这座方尖碑只换回了法国回赠的一架座钟。
通常，方尖碑和神庙宫殿墙壁上都写满了象形文字，我们看到这些图画，就可以知道这套丛书对象形文字破译的意义有多么重大。特别是在法军撤离埃及后，许多文物被摧毁，《埃及记叙》就成了这些被毁文物的唯一记录。这些古文物上篆刻的象形文字，经学者们陆续刊印，成为日后破解者仅有的资料。不过这些经过学者临摹描绘的象形文字，难免出现不正确或变形的问题，使得破解者走了不少弯路。不过这也要得等到象形文字被破解之后才能被发现。
拿破仑远征埃及促成的这两套著作，迅速引燃了异乎寻常的埃及热。有作者介绍说：“从1802年到1830年，至少十余位来自法国、德国、英国、瑞士的著名旅行家，相继来到埃及，渴望亲眼观察《旅行在下埃及和上埃及》和《埃及记叙》所披露的奇迹。”埃及热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遗症——盗窃埃及古物。但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促成了以研究象形文字为基础的“埃及学”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