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的《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到今天终于全部读完了。前者是作者故乡人在全国打工的痕迹，后者是她的故乡。
其实先有《中国在梁庄》这本书，作者回到河南老家的村庄走访记录，其间涉及到很多年轻一辈人都在全国各地的城市打工。此后又三年，作者走访各地的梁庄人，撰写记录下《出梁庄记》。
《出梁庄记》冷静而克制，涉及到的每一个事件，如果采访的评论者是一边倒的言论，那么她便会尽力寻找其中的原因来还原本来面目，避免出现过多的偏见而造成对事件中人物留下刻板印象。看完《出梁庄记》有一小段时间，加上刚读完《中国在梁庄》，两种视角的转换让我对当时看完出梁庄时的震撼减弱了许多。
关于闲话：闲话是农村社会生活重要的组成部份，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更加密切，牌桌饭后是闲话滋生的重要场所，闲话是诞生矛盾的培养皿，但又是打发闲暇与沟通感情的利器，一类好奇的闲话是流言碎语，它们对细节的捕风捉影造就了假话，另一类是评判性的，相对温情些许，度上了乡村的道德观念或者同一性的“偏见”。
其实人群相对密集都有着此类闲话，私以为生活相对不算充实、新鲜感不足时，闲话就会自然而然的诞生，那种的好奇与比较，即便是我自己也不免是其中的一环，尽管我讨厌闲话。这两天读《中国在梁庄》找到了许多闲话式的谈论，碰巧我先看了《出梁庄记》，那些表象上的谈论在《出》中已经被还原了真实，例如提到在内蒙古校油泵的韩家人，只不过一句“老村长把两个儿子送去跟着叔叔干，结果叔叔太抠，不给工钱”，而在《出》中，从叔叔、婶婶和校油泵的一大家子人的论述中才能看到事情更加复杂，也是不同小家庭为己考虑的结果。
关于教育:《中国在梁庄》里探讨了留守儿童就学问题，在政策普及义务教育之后，爷爷奶奶难以管束的留守儿童开始出现“读书无用论”的观点，一是因为父母常年在外管束不严，而孩子能够得到零花钱作为弥补，造成许多孩子沉迷网络、聚集玩耍；二是即使大学毕业就业成为难题，且不说大学四年四五万元的支出，在他们大学毕业后又将要花费大笔资金用于拉关系找工作。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也提及了教育问题，重新翻阅《江村经济》的读后感，提到“江村经济中由于教育对于生产几乎看不到明显的作用，虽然有教育机构并且实行六年教育制度，却没有发挥其实际的意义。”这是1936年的中国，教育的地位并不那么高，而七十年后，教育的地位又一次从观念中跌落，前后都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经济问题，当教育对提高经济水平作用不明显时，它的地位也将随之下降。但是从《出梁庄记》我们又会发现，在外的梁庄人或许骨子里有一种文青的气质，经济问题缓解之后，又再度回到教育问题上思索精神上的一个出处。
教育教学在现代未必呈现不重视的状态，送子女到更大一点的乡镇或者县里入学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周末回家坐车遇见同样回家的孩子们，司机和车上乘客的态度总是异常地宽容，仍然记得有一次车已很满，车下等着一群学生时，乘客表示不太高兴，司机回了一句：“你让这群小孩子大晚上的怎么办？大家都挤一挤。”比起成年人上车时的骂骂咧咧，面对一群背着书包的孩子，农村对他们更加尊重与宠爱。然而两种极端情况同时存在并不矛盾，其间与经济因素和传统因素都难以分割。
《中国在梁庄》是梁鸿回到家乡的所见所闻，那些有着血亲所又无限疏远的人群，从她踏上家乡的土地时，便与她又无比地亲近。可正是这份亲近感使得文字描写下真实又残酷的普通农村生活看起来如此孤寂。
这份孤寂是大批外出务工家庭在各个城市的城中村堆垒出来的，他们接触着城市完备的基础设施，却格格不入，谋求生存又难以为继。
在这个返乡的季节里，我们都说故乡，可故乡在哪儿？根又在哪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