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撇子在县医院住了大半个月，期间来过两次电话，一次让父亲帮他照看铺子，一次让父亲在他内屋的砖缝里找了一把钥匙打开床底的铁柜子，拿出一本存折装进信封托一天来往县城两趟的中巴车带去。

存折送去没两天，张撇子回来了，看到他从中巴车上下来，我爬上柜台喊“张伯，你回来啦！”父亲听到也把脑袋伸到窗外说“张师傅回来啦，好点没有？”“小事，小事，好得差不多了。”他走到窗前，我看到他脸上布满胡渣，消瘦了许多，右臂上缠着绷带，手腕搭着的白布条挂在脖颈上，像个受伤的士兵。“感谢老弟啊，要不是你，我怕是就没了”，说着递给父亲一包玉溪，“没多大点事，邻里邻居的，搭把手”，父亲拉开抽屉，把钥匙放到窗台上。“真是麻烦老弟了，等我收拾完这摊子再来找你喝酒”，张撇子侧过身用左手把钥匙抓起来，“铁柜子的钥匙我和房门钥匙串一起了”父亲补了一句。“嗯，看到了，多谢老弟”。说完转身走了。

第二天，张撇子找了几个人把破了洞的顶棚红白蓝塑料布全都撕扯干净，拉来一车木板条子，在顶上错落的搭出格子，把整整一拖拉机的石棉瓦盖了上去，顶棚下两边也不围了，就用之前丢在旁边的废旧外胎叠起来代替。把铁皮柜子搬到我家放着，拆掉了堆起来的内屋，挖起了地基，要建新房子。

前前后后忙活了两个多月，房子建好那天，张撇子到我家来搬铁皮柜，虽然右臂的绷带早已撤掉，但是右手却吃不上力，我和他一起抬着往他家走。临出门，他说：“老弟，弟妹，今天晚饭别弄了，去我那随便吃点。”还没等父母反应过来，他就扯着铁皮柜把我一把扯出了门。

晚上，父亲拎了两瓶湘山一袋花生瓜子，母亲用红纸包了个红包，里边放了20块钱。桌子就摆在修车大院里，张撇子从里屋侧身探出来，左手抓着锅铲，“来啦，你们坐会儿，最后一道菜了。”说完闪回了里屋。父亲对着里屋喊了一句“张师傅，别弄那么麻烦，这菜够多了。”我看到桌子上凌云牌电炒锅炖着鸡肉，腾腾的往外冒着热气，鸡汤黄灿灿的，“搞了只老母鸡，喝点汤”，张撇子端着一碗卤猪脚出来，香气四溢，一个猪肘子一刀分作两半，平时他吃的都是砍作好几块，都要看不出猪肘子模样，鸡汤旁边还有一条红烧鱼，炸得金黄，浇上西红柿小辣椒汤汁。这一桌硬菜比得上我家过年了。

张撇子坐下来，手在围裙上揩了一下，解开扔到一旁。母亲递过红包，“恭喜张师傅新居之喜啊”。“弟妹你这就见外，我这餐是感谢老弟和石头那天晚上救我，不是进新房，别弄这些”，边说着推开母亲递过的红包，母亲看了一眼父亲，父亲往里屋抬了一下头，母亲把红包收了回来。“带了两瓶你爱的湘山，今晚和张师傅搞点”。父亲说着打开瓶盖，“你看，这一忙就忘了，石头，去，扛一箱湘山过来，记账，这两瓶也一起记上”。“哦”，我应着起身去搬酒。

我把酒搬来，碗里盛了鸡汤，“石头，多喝点汤，正在长个子，多补点”。“嗯，谢谢张伯”。我头也不抬的端着碗边吹边慢慢的吸着，味道香浓。三个大人边吃边聊，张撇子喝完一口酒就往我碗里夹一份菜，鸡肉、猪肘子、鱼肉，我吃得应接不暇，完全没注意他们在聊些什么，不一会儿我就打了个饱嗝。“哈哈，石头能吃，以后绝对是个大高个，对了，弟妹，厨房里有些青菜，麻烦你去洗了拿来烫了吃，去去油，这总是吃肉有些腻了”，说着开了电炒锅的高档。我看到母亲走进里屋，把红包放在门口的桌子上。

吃了烫的第一道青菜，母亲说回家看店还要监督我写作业，起身把我拉回家里。我也吃得满足，抬手抹了一把油乎乎的嘴“谢谢张伯，真好吃。”“哈哈哈，爱吃就好，去把作业写了，一会儿来吃宵夜，我和你爸再搞两杯”。回到家里，我打开书包拿出课本，问母亲“妈，张伯不是不要红包吗？你干嘛还放他家”。“你张伯新房第一天开火，讨个彩头，送个吉利。”“哦。”后来我想，可能是母亲包的钱不够还是张伯未亲手接过红包的原因，张撇子新房建好后，并没能吉利的一直住下去。

十点多，母亲叫我去把父亲领回家。我走到桌前，我的碗筷还没收，父亲坐在椅子上，脑袋像小鸡啄米一般摇摆，张撇子自顾自的说着，说到兴起处，端起碗就往嘴里灌，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又把碗撞一下父亲的酒碗，“老弟，来，再搞一口”。父亲如同梦中惊醒一般，反应了一会儿才端起酒碗抿一口。看到我来了，张撇子放下酒碗，“石头，来，吃宵夜，这还剩好多猪脚，把他们啃了”。我坐下来，张撇子夹了两块猪脚放到锅里涮了一下放到我碗里“凉了有点腻，烫一烫。”我谢过抓起来就开始啃。

“石头，你今年八岁了吧？”“嗯，八岁了。”“他也是这岁数了，八年了。”他叹了一口气，把剩下的小半碗酒一口灌了下去。我听得不明白，抬头看着他。他放下碗，又夹起一块猪脚要烫给我，我刚啃完，实在是有些腻了，就说我不吃了，吃不下了。他说，“那行，晚上吃太腻了容易拉肚子，把你爸扶回去吧，他醉了，时候也不早了，早点休息。”我答应了一声起身扶起父亲往家里走，走到墙角，我回头对着他说“张伯，你也早点休息。”他没说话，点了点头，又打开一瓶湘山，朝大街的方向横着朝地上倒了一条，然后举起酒瓶仰起头直接灌到嘴里。

那是我第一次和他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也是最后一次。第二天张撇子的修车铺重新开张，但是右手还是吃不上力，从那之后干什么都用左手，没过多久，大家就不叫他张师傅，改叫张撇子了。在都是右手干活的人群里，左撇子让人们觉得怪异，连称谓都会被改掉。

如果小卖部就靠张撇子每天一瓶酒一包烟估计早就关张大吉了。我家左边是一层5层楼的小旅馆，叫宾至旅馆，平时的洗漱用品，毛巾软纸什么的都和我家批发要，薄利多销。我家与小旅馆中间有一条上山水泥梯，向上爬五十二阶就到了蓝天卡拉OK，每隔几天舞厅的韦老板都会来和父亲对账，要补多少酒水，香烟。万力啤酒最畅销，一天消耗十几件十二支装是常有的事，周末更胜，经常半夜敲门让父亲扛酒上去，香烟消耗速度也很快，红梅和白塔每次烟草公司发了配量就直接拿去舞厅了，最多留一两条摆着卖。酒水香烟都是抽些薄利，量大来补。

每到傍晚时分，就会有三三两两的年轻姑娘说笑着从旁边的水泥梯走上去，上去容易，下来就难了，到了凌晨几乎下山的姑娘们都有男人搀扶着，我想，应该是他们都穿高跟鞋的缘故。蓝天卡拉OK很出名，西边跨过南江的乡镇常常骑着摩托车来，为了接待这些年轻小伙子，韦老板在张撇子修车铺往东边开了一条土路直通舞厅门口，为了防止雨天路滑，后来还铺了水泥，搅拌车来了四趟才够。虽然开了一条路，姑娘们还是喜欢从水泥梯走上去，顺便会在小卖部买包烟，比舞厅里卖的便宜一些。

第一次见到红英姐是张撇子摔倒那年的暑假，那天张撇子收工早，天还没黑就吆喝让我送酒过去。刚好看到红英姐和其他两个姑娘一起走上来，她穿着素花连衣裙，身材高挑，梳得整齐的马尾辫在脑后甩来甩去，不像其他姑娘染了头发，发色乌黑亮丽，化了一点淡妆，和身旁的浓妆姑娘分别明显，淡淡的口红，却衬得她更白，不知是一路爬坡走上来累了还是害羞，两腮微微泛红。

我把酒递给张撇子，转身看到她们走上来，呆住了。走到水泥梯前，红英姐犹豫了，其他两个姑娘迈出了两三阶，她还站在路边没动，两个姑娘笑着走回来，一人一边连搂带推的把红英姐推上了台阶。张撇子突然朝着他们喊了一句“石头快看，母鸡上笼顶，要下蛋咯。”姑娘们听到了，却没理会他，只是笑得更欢快了。

我没听明白张撇子那句话的意思，我在想一个问题，我觉得红英姐像一个人，可是一时记不起来。回到家里，我趴在柜台上想了很久。突然灵光一闪，想起来了，她像我在阿文家看的电视剧里的人，叫小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