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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前途至关重要的并不是普通话，而是思想意识。我们每天批判名利思想，强调艰苦朴素，抵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负责我们思想意识的老师姓王，是个善良的“老左”，经常找同学谈心。但众所周知，被王老师找去谈心，就意味着思想意识出现了问题。有一次，一位姓朱的女生，在两用衫里面穿了领口有蝴蝶结的衬衣，王老师见后便找她谈心，跟她说，小朱啊，你里面怎么穿了这样的衣服？你可是共产党员，这件衣服不符合你的身份啊。女同学搪塞说，这是睡衣，我没来得及换下来。王老师也不戳穿她，只是语重心长地说，这个地方是个大染缸啊，你以后要注意啊。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那件漂亮的衬衣了。还有一个姓程的男同学，从家里带来一双锃亮的新皮鞋，跟上还钉了金属，走起路来很响亮。我们跟他说，这鞋你也敢穿啊？王老师要找你谈心喽。他说，王老师问起皮鞋的话，我就告诉她皮鞋是我弟弟工厂发的工作鞋。那天，王老师低头看了一眼男同学的皮鞋后，抬眼用失望的口气跟他说，小程啊，我们好久没有学习啦。男同学立刻语塞。王老师走开后，他气急败坏地跟我们说，册那，她不问我鞋，只说好久没有学习啦，我没办法回答了。
我因为年龄最小，所有人都不把我当回事，所以有点“逍遥法外”。记得姥姥曾经来剧团找王老师，了解我在培训班的情况。王老师说，剧团对“小陈冲”挺满意的，唯一的问题就是交友不慎，跟闵安琪太要好了，她思想作风不正，不是一个好榜样。对于这一批评，我只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我想，反正闵安琪不是阶级敌人，我不用划清界限。
那段时期，我跟闵安琪形影不离，就连星期天回家都想拉上她一起。我总是用食物勾引她，说，我家里有白砂糖番茄，或者，家里有酒酿。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俩想逃离课堂出去自由一下，便自告奋勇踏黄鱼车去厂里拉冷饮回剧团。黄鱼车是当年最常见的人力三轮拉货车，她和我在那之前都没有骑过。剧团和上影厂大概五六站公车的路程，闵安琪先从大木桥路歪歪扭扭地骑到了徐家汇，我说我来换你吧。没想到我一上车龙头就歪了，直冲着马路当中一辆42路汽车撞去。黄鱼车一路失控，我还一路在哈哈大笑，结果被42路车的司机大骂一通：“小赤佬不要命啦！寻死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