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2年，荷兰画家勃鲁盖尔创作了《死神的胜利》，画面中象征死神的骷髅们成群结队涌向村镇，骷髅们骑着高头大马，挥舞着白色利剑，将四处逃亡的人们屠戮殆尽。
这幅画的目的在当时是为了揭露教会的黑暗统治，如今时过境迁，教会已不复从前，但它背后带出的瘟疫和死亡画面至今却仍然像人间寓言，散发着永恒持久的哲学魅力。
在死神到来之际，任何人也无法逃过，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总之，命运为他们准备了相同的结局。画面中，海浪翻涌，船只沉没，似乎无论过去多少时间，远处未熄灭的地狱之火都会一直恐怖地燃烧着。
1957年，瑞典导演伯格曼拍摄了《第七封印》，不知这部电影的灵感是否取材于《死神的胜利》，总之，是在欧洲的大瘟疫时期，死神悄然地来到了慌乱的人间。
这部电影中的死神颇像勃鲁盖尔画中的那些骷髅们，它们看上去阴森，然而却并不值得可怕，甚至有些弱不禁风。但它们的身份到底是死神，所以每当人们看见他，还是仍然露出了前所未有的恐惧眼神。
同时，这位死神似乎也并不像中国的黑白无常一样赶时间，他似乎很有耐心，隔三岔五地和逃亡骑士下棋，如果他输了，就会放对手一马。
而且，他的法力似乎也有限，因为当恐惧他的人们爬到树上逃避时，他并没有施展什么神奇的魔法，而是笨拙地拿出一把钢锯耐心地把树锯断。
电影就这样在追赶与恐惧中滑过了九十七分钟，但最后，这部电影的结尾却并没有像勃鲁盖尔的画一样，把看的人彻底推向深渊，而是有的人被带走了，有的人却活了下来。
1947年，法国作家加缪出版了《鼠疫》，这部作品并不像薄伽丘的《十日谈》和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样》，只把瘟疫和霍乱当作一种背景，而是讲述了一位记者到外出差时被困在了一个鼠疫泛滥的城市。
彼时，瘟疫流行，城市被围，所有人都瞬间陷入了一种恐惧又无聊的奇怪状态之中，就像加缪在他的哲学论集中描述的那种人生的荒诞，然而加缪毕竟是一位乐观的哲学家，因为他在这本书中写出了一个坚毅果敢的医师里厄。
尽管明知是一场不断地与失败进行的抗争，但里厄医生依然奔波忙碌，每天工作二十小时，他坚信，看到瘟疫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和痛苦，只有疯子、瞎子或懦夫才会对瘟疫逆来顺受。于是在里厄医师的坚强抗争下，城市又迎来了健康透明的曙光。
其实，这本书的结尾也即加缪的哲学态度，虽然加缪在他哲学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世界中的孤独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
就像中国有诗经和楚辞，李白和杜甫一样，勃鲁盖尔和加缪看待世界的角度，也颇像巴赫和贝多芬的两段音乐。
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第一乐章，命运一上来就敲门，经过漫长的搏斗，到了第四乐章，贝多芬终于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走在田间的小路上。
而巴赫《赋格的艺术》第一乐章，开头很像是有一个骑马的人，独自进入了荒漠，中段欢快又苍凉，说不清是高兴还是悲伤，像是一个人以一种高兴的心情走在了悲伤的路上。
直到后半段结束前戛然而止，停顿后又再度悠扬，仿佛是一个人倒下了又站起来。巴赫同样也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在了贝多芬的那条田间小路上。
于是我发现，我误解了勃鲁盖尔，也误解了巴赫，因为除了《死神的胜利》外，勃鲁盖尔还创作了《村中舞会》和《农夫的婚礼》，而巴赫的音乐，开头是死神的胜利，结尾却悄然换成了人民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