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听得最多的话语，似乎都和诗歌分不开。一方面因为今天的教学内容将是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诗歌，另一方面则在于几个学生托我给他们介绍关于诗歌理论与诗歌赏析的书籍。于是，还是选择了自己最推崇的这本著作——哈罗德·布鲁姆在1973年出版的关于“诗的误读”的文学理论专著《影响的焦虑》，作为今晚絮叨的中心，不至于在无主题的变奏中迷失了自我，成为无人问津的流水账。
首先要谈的是关于自我的一点认知。这个认知当然还是围绕着阅读的感受而来。可是，确切地说，对于这样号称近几十年内最好的诗歌研究专著，我并无法完全参透。学识上的偏颇与关注重心的侧重导致了这样的困境。短时间内想要有所挽救，在我看来是有难度的。精神分析与文学研究之间的互相渗透本来并不是太过于桀骜的话题，但在布鲁姆的阐释之下，显然又有了更加丰富多样的生发。虽然没能够完整地理解布鲁姆所要告诉给我们的相关诗歌理论，但是对其略谈一二还是信手拈来。
相比于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对类似问题的追问所得出的结论，布鲁姆显然走出了一条自己认为明确的路子，他以一种独特的视角阐发了关于文艺传统与创新的观念，即立足于心理学角度考察了文学发展史中的诗人与诗人之间的影响与反影响的矛盾运动。个人才能的重要性与传统影响的孰是孰非在布鲁姆的阐述中有了另一种形式的缠绕。
《影响的焦虑》旨在通过对诗的影响的具体阐述而提出一种新的诗歌理论。这本书的写作，作者想要完成的其实归结而言就是两个问题的探讨：一是纠正一种习以为常的诗歌偏见，也就是我们普遍认为的“一个诗人促使另一个诗人成长”的理论实际上具有的非完美性；二则在提出一种新的诗学，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诗评方法和诗评类型。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特殊理解构成了文本的完整性，但很不幸的是，在许多阅读者看来，我们从中深刻地体悟到了第一个问题回答的完备，却无法在第二个问题中找到很明晰的线索与链条。
的确，在诗的发展历史中，前代诗人对后代诗人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种影响在传统意义中一直都被盛赞，并被认为是一种健康的力量，即前辈诗人的创作对后辈诗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前辈诗人的题材、形式和风格对于后辈的诗人来说都是一种很好的典范与借鉴。后代的诗人只需要在前代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写出新作品，就可以实现一种诗歌文体的自觉自律，这样的良性循环构成了诗的传统的连贯性。
布鲁姆在认同以上观点的同时也有许多自我的深化，他根据自己的独到理解，针对着诗歌发展的良性预期，对这种理论作了大幅度的修正。他认为诗人之间影响的“子承父业”关系是启蒙运动之前的产物，那时的人们对诗的影响还没有产生焦虑感，对于诗人来说，艺术就是勤奋的工作。然而，随着启蒙运动之后人们对“天才”和“崇高”的推崇，影响的焦虑应运而生，前辈诗人对后辈诗人的影响不再成为一种美德，而成为一种负担和压抑。
为了对这样的观点作出论证，布鲁姆在该书中举了众多的例子来证明后世诗人已经产生了这种影响的焦虑感。在这样一种情形中，将前人理想化或取前人之所有为己所用都会引起由于受人恩惠而产生的负债的焦虑，真正的强者诗人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威名显赫的前代巨擘进行至死不休的挑战，并通过有意“误读”前驱的诗作来摆脱前驱的影响，为自己在诗坛上争得独立的地位。这样，诗人之间的“父子孝道”终于让位于“家庭罗曼史”的错综复杂的感情。布鲁姆在此创造性地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运用于他的诗学框架。精神分析学说所具有的强大的普世性可见一斑。
正是在之前问题回答的基础上，布鲁姆接着在他的书中进一步详细探讨了六种误读的方式，也即六种修正比，这六种修正比的名称虽然是任意选择的，但却包含了作者所理解的一个诗人如何偏离另一个诗人的六种基本方式。这样的六种方式的列出大致可以视为他建构新的诗学理论的努力，但显然，我并没有能够将其捕捉。
理论的紧张与我而言也是不折不扣的影响的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