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兴判断》台版
我家后园的门一开，便望见高高的寿胜塔，其下是“梁昭明太子读书处”，那个旷达得决计不作皇帝，却编部《文选》的萧统，曾经躲到乌镇来读书。
乌镇，又叫青镇，后来又一半叫乌镇一半叫青镇，后来仍旧整个叫“乌镇”，不知为什么，我记得是这样。
江南杭嘉湖一带，多的是这样的水乡古镇，方围甚大，人丁兴旺，然而没有公路，更谈不上铁道，与通都大邑接触，唯有轮船，小得很，其声卜卜然，乡人称之为“火轮船”——那是三十年代前后……每闻轮船的汽笛悠然长鸣，镇上的人个个憧景外省外市的繁华风光，而冷僻的古镇，虽也颇为富庶，颇能制造谣言和奇闻，毕竟百年孤寂，自生自灭。
当已经成名的茅盾坐了火轮船，卜卜然地回到故乡乌镇，从来惊不皱一池死水，大家连“茅盾即沈雁冰”的常识也没有，少数通文墨者也只道沈家里的德鸿是小说家，“小说家”，比不上一个前清的举人，而且认为沈雁冰张恨水顾明道是一路的，概括为“社会言情小说”，广泛得很。
茅盾回家，旨在省母，也采点《春蚕》、《林家铺子》这类素材。他不必微服便可出巡，无奈拙于词令，和人兜搭不热络，偶上酒楼茶馆，旁听旁观而已，人又生得矮瘠，状貌像一小商人，小商人们却不认他为同伙。
在乌镇人的口碑上，沈雁冰大抵是个书呆子，不及另一个乌镇文人严独鹤，申报主笔，同乡引为光荣，因为《申报》是厉害的，好事上了报，坏事上了报，都是天下大事，而小说，地摊上多的是，风吹日晒，纸都黄焦焦，卖不掉。
但也有人慕名来找沈雁冰，此人决意要涉讼，决意少花涉讼费，便缘亲攀故地肯求茅盾为他做一张状纸，茅盾再三推辞，此人再四乞求，就姑且允承下来，而这是需要熟悉律例和诉讼程序，还得教给当事人出庭时的口供，小说家未必精通此类八股和门径，茅盾写付之后，此人拿了去请土律师过目，土律师哈哈大笑，加上职业性的嫉妒，一传两两传三，“沈雁冰不会做状纸”，成为乌镇缙绅学士间历久不衰的话柄，因为人们从来认为识字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会做状纸，似乎人生在世，为的是打官司。
茅盾当然不在乎此，燕雀何知鸿鹄之志，无非是落落寡合，独步小运河边，凝视混绿的流水在桥墩下回旋，心中大抵构思着什么故事情节，不幸被人发现而注意了，又传闻开一则新闻，“沈雁冰在对岸上看河水半天，一动勿动！”
抗日战争时期，茅盾先生携眷生活在内地，沈太夫人大概已经逝世，沈家的老宅，我三日两头要去，老宅很普通，一层楼，砖地，木棂长窗，各处暗沉沉的，再进去，豁然开朗，西洋式的平房，整体暗灰色调，分外轩敞舒坦，这是所谓“茅盾书屋”了，我现在才如此称呼它，沈先生不致自名什么书屋的，收藏可真丰富——这便是我少年期间身处僻壤，时值战乱，而得以饱览世界文学名著的嫏嬛福地了。
与沈氏究属什么故戚，一直不清楚，我母沈姓，从不叙家谱，只是时常听到她评赞沈家太夫人的懿德睿智。茅盾辄患目疾，写作《子夜》之际，一度眼疾大发，呆在乡间忧闷不堪，沈太夫人出了个主意：且赴上海，一边求医，一边去交易所，证券大楼这些地方坐坐，闭了眼睛听听，对写小说有帮助，茅盾就此如法泡制，果然得益非浅，目疾既痊，“多头”“空头”也了然胸中了——茅盾的回忆录中大事表彰的“黄妙祥”，就这样常来道说沈家事，又不知为什么我叫他“妙祥公公”，黄门与沈门四代通家之好，形同嫡系，我的二表哥是黄门女婿——由此可见一个古老的重镇，世谊宿亲，交错累叠，婚来姻去的范围，不外乎几大氏族，一呼百应，周旋固是顺遂，恐怕也就是因循积弱的原委了。
我对沈氏的宗谱无知，对茅盾书屋的收藏有知，知到了把凡是中意的书，一批批拿回家来朝夕相对。
事情并非荒唐，那年月，沈宅住的便是茅盾的曾祖父特别信任的黄妙祥一家人，也许是为“老东家”看守旧基吧，乌镇一度为日本军人势力所控制，茅盾当然不回归，黄家住着就是管着，关于书，常有沈氏别族子弟来拿，不赏脸不行，取走则等于散了，是故借给我，便算是妥善保存之一法，他说：“你看过的书比没有看过还整齐清爽”，那是指我会补缀装订。世界文学经典是诚惶诚恐的一类，高尔基题赠、巴比塞们签名惠寄的是有趣的一类，五四新文艺浪潮各路弄潮儿向茅盾先生乞政的是多而又多的一类，不少是精装的，版本之讲究，在中国至今还未见有超越者，足知当年的文士们确实曾经认真，曾经拼力活跃过好一阵子。古籍呢，无甚珍版孤本，我看重的是茅盾在圈点、眉批、注释中下的工夫，茅盾的传统文学的修养，当不在周氏兄弟之下。看到前辈源远流长的轨迹，幸乐得仿佛真理就在屋脊上，其实那时盘旋空中的是日本轰炸机，四野炮声隆隆，俄而火光冲天，我就靠读这许多夹新夹旧的书，满怀希望地度过少年时代。十四五岁，不幸胸腹有疾，未能奔赴前线，听那些长于我健于我的青年们聚在一起，吹口琴，齐唱“五呼月的鲜花，开遍了原唉野，鲜花啊掩盖着志儿士的鲜血……”觉得很悲壮，又想，唱唱不是最有用，还是看书吧。
抗日战争忽然胜利，我的宿疾竟也见疗，便去上海考进一家专科学校，在文艺界集会见到茅盾先生，老了不少，身体还好，似乎说仍住在山阴路。不久黄妙祥的独生子阿全自乌镇来，约我去沈雁冰家叙旧，有什么旧可叙呢，我一直不要看他的小说，茅盾能背诵《红楼梦》？半信半疑，实在很滑稽。阿全说：“雁冰还记得，我提起你，他说‘是不是那个直头直脑的’，去吧，去看看他又不会吃亏的。”我也记得曾经问过茅盾，是不是在日本真的开过豆腐店，隔了十年，再问点什么？
似乎是夏天，初夏，一进茅盾的卧室兼书房，先入眼的是那床簇新的台湾席，他穿中式白绸短衫裤，黑皮拖鞋，很高兴的样子，端出茶，巧克力，花旗蜜橘。
“我一直以为作家都穷得很？”发此言是鉴于当时在上海吃花旗蜜橘是豪奢的。
茅盾答道：“穷的时候，你没有看见。”
记得我只喝了茶。他和阿全谈乌镇的家常事——墻上的笔插是用牛皮纸摺出三层袋，钉起来，几枝大概很名贵的狼毫，斜签着，其他是信，应该称为信插，类似乌镇一般小商店账房中所常见的。
他逗我谈话了，我赶紧问：
“为什么沈先生在台上讲演时，总是‘兄弟，兄弟’？而且完全是乌镇话？听起来我感到难为情！”儿时称他“德鸿伯伯”，此时不知何故难于出口，便更作“沈先生”。
“我不善讲演，真叫没有办法，硬了头皮上台，国语就学不好，只有乌镇话，否则发不了声音呀。”
“那末‘兄弟兄弟’可以不讲？”我象是有所要求。
“是的，也不知什么时候惹上了这个习气，真的，不要再‘兄弟兄弟’了。”
我忽然想到下次还是可能在什么文艺集会上听到他的“兄弟——”，便提前笑起来，而且又问道：
“为什么西服穿得那么挺括？”
“我人瘦小，穿端正些，有点精神。”
这一解答使我满意，并代他补充：
“留胡子也是同样道理吧，周先生也适宜留胡子。”
“他的浓，好。”
“周先生的文章也浓，沈先生学问这样好，在小说中人家看不出来。”
“用不上呀，知识是个底，小说是面上的事。你写什么东西吗？”
“写不来，我画画。”
“阿全说你很喜欢看书。”
“沈先生在乌镇的书，差不多全被我借了，你什么时候回乌镇，或者阿全伯伯这次转去就叫我家里派人送还，我一本也没有带出来。”
“房子要大修，以后再讲吧，听说你保管得很好，你这点很好，很好的。”
“沈先生勿喜欢讲演，何必每次都要上台去。”
茅盾夫人过来沏茶，插话说：
“德鸿，他们叫你去讲演，一次给多少钱？”
茅盾挥挥手：“去去，不要乱问。”
当时我是个自许思想进步的学生，却不甚清楚这种讲演的使命，每见其窘困之状，但愿他有办法摆脱困境。
我不懂小说作法，茅盾先生无兴趣图画，沈夫人则难解讲演之义务性，阿全是泰兴昌纸店老板，对小说图画讲演概不在意，性嗜酒，外号“烧酒阿全”，坐在一旁快要睡着了，我说要告辞，他倒提醒我：“你可以讨几本书啊！”
“要什么书？说吧！”茅盾先生拉我到一个全是他新版著作的柜子前，我信手抽了本《霜叶红似二月花》。
“要题字吗？”
“不要了不要了。”我就此鞠躬，退身，下楼梯。
茅盾夫妇在楼梯口喊道：“下次再来，下次来啊！”
走完楼梯，阿全悄声问我：“你怎么叫他沈先生？”
“因为他是文学家哪。”其实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霜叶红似二月花》也和茅盾其他的书一样，我看不下去。
直到后来，才渐渐省知我的刚愎的原委——森严的家教中我折磨过整个童年少年，世俗的社交，能裕然进退合度，偏偏是面对文学前辈，我一味莽撞，临了以为“题字”岂不麻烦，说“不要了不要了”是免得他拔笔套开墨匣……之所以肆意发问，倒是出于我对茅盾先生有一份概念上的信赖，不呼“伯伯”而称“先生”，乃因心中氤氲着关于整个文学世界的爱，这种爱，与“伯伯”、“蜜橘”、“题字”是不相干的，这种爱是那书屋中许许多多的印刷物所集成的“观念”，“观念”就赋我“态度”，头脑里横七竖八积满了世界诸大文学家的印象，其间稍有空隙，便挂着一只只问号，例如，听到什么“中国高尔基”、“中国左拉”，顿时要反质：为何不闻有“俄国鲁迅”、“法国茅盾”的呢？
都知道继往是为了开来，这本是很好很不容易很适宜于茅盾一辈文学家担当的。《幻灭》、《动摇》、《追求》时期仅是个实验。《子夜》时期，成则成矣，到头来远几步看，那是一大宗概念的附着物。《腐蚀》时期，茅盾渐臻圆熟，然而后来，后来呢，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应是黄金创作期，他搁笔不动，直到日薄西山，才匆匆赶制回忆录，可谓殚精竭力，实则文学之余事，他所本该写、本能写的绝不是这样一部烦琐的自然主义的流水帐，文学毕竟不是私人间的叙家常，叙得再细致也不过是一家之常而已。
茅盾的文学起点扎实，中途认真努力过来，与另外的颓壁断垣相较，就严然一座丰碑。难释的怅憾是：虚度了黄金写作期，自己未必有所遗恨，至少在“回忆录”中滔滔泛泛而不见一言及此义者。
获麟就绝笔，那是千年前的倔脾气，现代人已知道麒麟可能就是长颈鹿，捉住了关进动物院，与哲学文学是毫无象征性的——从茅盾的最后赶制回忆录的劲道来看，他的写作欲望和力量无疑是有的，那么……
那么如果有人说：
“这是值得沉思的啊！”
那么我说：
“你沉思过了没有？”
我仿佛又听到轮船的汽笛悠然长鸣……
传闻乌镇要起造“茅盾图书馆”，这是好事向上的事，可惜那许多为我所读过、修整装订过的书，历经灾祸，不知所终了，不能属于一代又一代爱书的人们了。
睽别乌镇四十余年，如果有幸回归，定要去“茅盾图书馆”看看，问问，藏有多少书，什么人在看什么书。
寿胜塔谅必已经倒掉，昭明太子读书处自然也随之夷为平地。乌镇应有新一代新二代的兄弟是可爱的。“兄弟，兄弟”，在纯贞的意义上值得含笑称呼。倘若先限于“文学的范畴”，那么这个称呼就更亲切，更耐人寻味而非寻遍范畴不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