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福建沙县）既为山区，山自然多。但山都不大不高，有的山还独座为王。山区又阴晴不定，雨水多，山体吃不完的，就往下流，顺着每座山山脚下纵横交错的沟壑里跑。大沟大流，小沟细淌，稀里哗啦，哗啦淅沥，最终汇入村里唯一的小溪。
山经水的千万年滋养浸润，石头化成了松厚的土壤，枯枝落叶溶成了氮磷钾。山就特别的绿，树木野草绿得发青，很难得看到秃。种什么能长什么，大家都知道人勤地不懒，田里是种不足的。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政策允许后就开发山，种上番薯、木薯、洋芋等经济作物，以增加收入，美名为“搞副业”。
进了农历十月底，第二季水稻收割完，貌似进入农闲，其实我的父辈这代农民，一年到头根本就没闲过，农事一件又一件地接踵而来。你看，这“农闲”时，山上的番薯、木薯、洋芋已经熟了。它们经过夏长秋储，个个长得饱饱实实的，稍一触碰，里边的养分就要迫不及待地迸出来。
地里急，人更急。地里急就是要过火，要腐烂。人一急就焦虑，还夹杂着忙乱的动作。这也是南方农民多精瘦的原因吧。
霜露已降，隆冬大冷天的，各家的主妇们却要站在溪边去淘出藏在番薯、木薯、洋芋里的粉（以下统称薯粉），其实动作是洗。但其是要取精华，弃糟粕，所以我特意把它称作淘。这项农事持续时间近一个月。
淘薯粉季节一到，家家户户都搬出大木桶，这些都是大家伙，直径有一米多宽。我家的这些大木桶，没用时都放在储藏间的谷仓上，成了我们捉迷藏游戏的道具，能容下我和三四个小伙伴们还不嫌挤。搬它们的时候只能拧着边缘一个点，侧滚着走。各个村子的溪边，小桶紧挨着大桶，它们雄赳赳地张着口，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洪堤坝。突然的出现，惊得小鱼小虾不敢高声语，人们没法再到溪边洗衣服洗农具了。
大木桶边缘上还要架上一个“井”字型的木架子。此外，还要配个半圆形的竹制簸箕和一块大纱布，这两样物件有着共同的特点——有孔缝，利于透漏。
都说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这个“内”在我们老家方言发音同“累”一模一样，是主妇们辛劳的形象写照。
分工是明确了，淘薯粉前面还有许多重力的工序：先把番薯、木薯、洋芋从地里挖起来，一挑挑地挑回来，把烂的坏的番薯、木薯、洋芋拣出来，有利用价值的留下喂鸡鸭猪，实在拿不住手的才丢弃。然后倒在大木桶里，先用锄头伸进去撸一撸，粗的泥沙褪尽，再一遍两遍三遍，用手反复搓洗，直到把所有顽固泥巴洗净。天刚一蒙蒙亮，就用板车拉到作坊里，请人用机器辗烂，成为粘稠的糊浆状，盛在一个又一个的木水桶里或者箩筐里。这些重力活基本上是要男人来完成的。
早饭过后，晶莹剔透的霜露还垂挂在竹树草叶上。大雾迷蒙，周遭寂静，鸟儿还趴在窝里。安静不等于平静，无家可归的寒风，四处游荡，萧萧地来，萧萧地去。奶奶小脚，溪边又不大平坦，她每一弯腰，每一挪步，都颤颤巍巍，胆战心惊，寒风吹拂起她灰不溜秋的衣襟，奶奶好像不能自已，随时要跟着风一起去游荡。小溪水在冰霜块下涓涓流淌，主妇们用手一戳，唰的一声，成块的冰霜才裂开。舀起水淘薯粉了，手触到霜水，本能的反应就是打一个哆嗦，手臂皮肤上瞬间浮起一层密密匝匝的疙瘩。
主妇们用铁勺一勺一勺地把辗烂了的薯浆装进大纱布上，然后舀水，赤手边冲淋边在里边搅，如此反复，残渣抛进另一类桶中。一桶淘满了，再换上一个桶继续淘。
大雾散去，冰霜融化，日头升起，再到日落，一个劲地循环淘着。
冰冷的水，浸得农妇们的手赤红赤红的，起手时，凛冽的霜风一吹，皴裂开来，血丝猩红，慢慢渗出血来，又肿又红。但第二天她们依然得早早起来煮饭、洗衣、喂养鸡鸭猪、继续淘薯粉。
我多想她们能戴个长筒的乳胶手套啊！可是那个年代没有这个玩意，即使有，她们也舍不得买一个：孩子的学费，农具的更新，柴米油盐酱醋……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她们真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个子，用在刀刃上呢。何况，无处可挣钱，而手上受损的皮肉，过一段就会长回来。她们就是这么“善待”自己的。记得小时候，有个头疼脑热的，奶奶和母亲总爱摸我的额头和脸，她们的手心坑坑洼洼，我感到有些刮刺的痒痛。
淘洗的浆水下流的哗啦啦声音强弱与主妇们所下的力道成正比，桶里浑黄的浆水不时在翻卷，如滚沸的铜汁，阵阵起伏。浆出薯浆需要非常大力气按压，才能把最后一滴薯浆挤到大木桶里。她们得攥紧拳头，身子前倾，腰弓起来，紧咬着牙，全身的力气和重量压下去，纱布上留下深深的拳印。尽管她们不懂什么叫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更不懂得什么叫GDP。但她们孱弱身材下费劲的一招一式都在创造微薄的附加值，在拉动GDP，在为孩子们的锦绣前程铺路搭桥添砖加瓦。
当天辗烂的薯浆，是一定要淘完的，否则第二天新的又堆着来。往往暮色笼罩时，她们才能擦干手，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收工，工具也无力收，搁着次日来淘时再用。
淘过的薯浆汁经过一夜的沉淀，粉和浆分离。粉都堆积在桶底，男人弯下身，双手勾住木桶地，掀起来，倾倒，把浑黄的浆水哗啦啦地倒掉，桶底现出一层湿漉漉的粉，雪一样白，又绵软似奶油。清与浊泾渭分明，出于浑而不染，真是神奇。
农妇将它们一块块地铲挖出来，捏成小碎块铺在圆的方的竹席上，放到阳光下晒，路边和田野被遮得严严实实。前两年，到婺源旅游，看了晒秋，一片热烈，红得美！老家各家各户晒的薯粉，晒冬，南国北调，如在雪的世界，别有风韵，白得美！
这一晒，又得好些天。其间，最怕刮大风和下雨，大风轻则把杂质带进雪白的领地，重则把千辛万苦的劳动果实给刮跑了。若被雨淋着，薯粉会发霉。顺顺利利地晒好几天后，收进密不透风的塑料袋里，不被返潮，薯粉的加工才算完。整个劳作投入和产出的比例，投入远远大于产出，消耗精力远远大于收获。但她们还是得充满热情地去付出，去消耗。
淘薯粉工程浩大，过程繁琐艰辛，却是千百年来劳动智慧的结晶之一。
薯粉可以做出很多食物，特别是吃的时候，其乐融融，回味无穷。
番薯粉，木薯粉，洋芋粉性质略有不同，用途也不同，做出的小吃也不同。番薯粉主要作为菜肴的佐料，溜鱼片，滑牛肉，粉蒸肉，酸辣汤等菜都少不了它，单独可以烙成粑或做蛋面食品等；木薯粉比较软糯，主要作为沙县小吃拳头产品“芋饺”的皮原料；洋芋粉比较硬，加工成粉条，是沙县小吃王中王“烧麦”的主馅料。沙县小吃能走向全国，改变许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父老命运，薯粉功不可没。
薯粉这类植物淀粉营养价值很高， 番薯、木薯、洋芋又是以长在地底的根茎为果，农药是接触不到的。因木薯性凉，胃虚者不宜贪多。
晒干的薯粉可以存放一年，存储期是生鲜品的好几倍。我家淘得的薯粉大部分卖了换钱，余下的一点自用。奶奶和母亲根据不同的时令做出不同的小吃，比如阴历四月初一烙粑节，一大早必烙一锅的番薯粉粑粑，青黄不接的时候做出蛋面，改善味蕾；入秋后，芋子熟了，木薯粉和芋子搅在一起，白菜、猪膏渣（熬猪油剩下的渣）做陷，做成芋饺，香软可口……那时家家户户烟囱都飘着的各种香味，相同的是，大家的生活都丰富了。只是，母亲和奶奶做的那些好吃，如今都成了记忆，分外珍贵。
薯粉的出现，使寡淡单调的风味变得丰盛多姿。著名作家汪曾祺和高晓声认为，吃东西也是文化，一个作家的口味最好杂一点，各种风味都要尝尝。他们不仅这样说了，也努力地去身体力行。
最近，看到一位年近不惑之年的著名作家的一篇文章，其文章句是优美的。该文中有大篇幅对其母在二十二年前，为物尽其用，劳神费力地加工自产的不耐储存时令水果的描述。但半篇文章过后，其笔锋突然一转，特别是在总结其母那种殚精竭虑地与生活的不易作抗争的劳动付出时，不是心怀感恩敬意，而是嗤之以鼻。认为其母那个年代那些含辛茹苦的劳作是“不值与耗能”的，轻蔑冷漠的语气中还带着挖苦抱怨。
从其对该果品加工工序的熟悉程度来看，该著名作家似乎是从劳动家庭中来的；从其对劳动的价值和艰辛的“最新发现”结论认识上看，其似乎又是个不知道疾苦、不食人间烟火的“坐家”。
这让我想起晋惠帝执政时期的故事：有一年发生饥荒，百姓没有粮食吃，只有挖草根，食观音土，许多百姓因此活活饿死。消息被迅速报到了皇宫中，晋惠帝坐在高高的皇座上听完了大臣的奏报后，大为不解。但“善良有爱”的晋惠帝很想为他的子民做点事情，经过冥思苦想后终于悟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曰：“百姓无栗米充饥，何不食糜肉？”
作家贾平凹说，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这段话对后世影响深远。所以，中国的作家艺术家，从来都有它传统的文人精神，这就是天下意识，担当意识。可见，担当包含着大爱，是作家艺术家的使命。
担当，对于乡村农妇来说，就是责任。落到她们身上，行动起来就是持好家，爱护好孩子，做好手中的事，比如淘好薯粉就是一种很好的尽责方式。她们没有雄健的大笔，激扬豪迈的文采，但她们却用卑微纤瘦的肢体，顽强热情地书写展示着。
使我们生活美好如饴，丰盛多彩的恰恰是淘薯粉等类“不值而耗能”的劳作及成果，而不是“坐家”们那些夸夸其谈华丽工整的言辞；浩荡世界，滚滚向前的动力，也恰恰来自于伫立在霜风淘薯粉的农妇等广大劳动者，而不是那些高谈阔论惊世骇俗的“坐家”们。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如今，各种媒体的文章浩瀚如烟，产出一批又一批的“著名”作家，其中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看得人眼花缭乱，正伪难分。如果像淘薯粉那样，淘一淘，挤一挤，沉一沉；正与伪，良于莠，清与浊就一目了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