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
工地的尘土很重。
星蹲在墙根下，手里攥着一块干馍。馍渣掉在地上，引来几只蚂蚁。他怔怔地看了好一会儿——那些小东西扛着比身体大几倍的碎屑，艰难地爬过碎石和裂缝。其中一只被风吹翻了，六条腿在空中划拉，半天翻不过身。星没有帮它，只是看着，然后低头咬了一口干馍。
他不知道，自己就是那只蚂蚁。
一个人要活得这样无声无息，其实需要一种本事。不是多大的能耐，而是一种近乎透明的本事——让人注意不到你，也让命运忘了你。星有这个本事。他在工地上扛水泥、挖地基，工友们换了一茬又一茬，没人记得他叫什么，都喊“哎，那个谁”。他应一声，声音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闷闷的，然后便没了下文。
四十六岁那年，有人给他说了个老婆。山里头的女人，大他七八岁，外孙都有了。星没有挑剔的资本，也没有挑剔的习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像两块粗糙的石头搁在一起，磨不出什么火花，但也算有了个窝。女人的继子做了上门女婿，逢年过节来一趟，客客气气叫声叔。星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就点点头，塞给对方两百块钱。
后来继子自杀了。
消息传来那天，星正在工地上。他放下铁锹，蹲下来，嘴唇动了动，没出声。工头喊他，他又站起来，继续干活。晚上回家，他跟女人说了。女人哭了一场，他坐在旁边，手搭在她肩膀上，就那么搭着。他不会安慰人——他自己这辈子也没被人安慰过。
有人说过，弱者容易被鬼缠上。这话星不信，但他确实像被什么东西附了身。那东西叫“不顺”——一辈子不顺，喝水塞牙，走路崴脚，好不容易有了点盼头，盼头就断了。
他更沉默了。以前还会在工地上给人递根烟，后来连烟也不递了。不是不想，是怕人家嫌他的烟便宜。他抽最劣质的烟丝，自己卷，卷得歪歪扭扭。点着了，烟雾钻进肺里，呛得咳嗽。咳嗽声在出租屋里回荡，女人在隔壁房间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大，盖住了。
省吃俭用，是刻进骨头里的习惯。不吃食堂的菜，嫌贵，顿顿干馍就咸菜。工友们笑他：“星啊，你攒钱给谁花呢？”他不说话。他没有要攒钱给的人，他只是习惯了——习惯把自己压缩到最小，像那只蚂蚁，只要能爬，就继续爬，不问为什么，也不知道还能往哪儿爬。
那天早上，他照例去上工。走到半路，蹲下了。捂着胸口，脸色发青。街上人来人往，有人看了他一眼，走了。他蹲了好一会儿，想站起来，腿软了，整个人栽倒在路边。
等被人发现送到医院，已经来不及了。心梗。走得很快，像他这一辈子一样快——快到来不及想，这辈子到底值不值得。
没有后人，连个摔盆的人都没有。
女人的女儿从外地赶回来，替他办了后事。墓地在山脚下，小小的一个土包，连块像样的碑都没有。工地上几个老工友凑了点钱，买了纸钱去烧。风吹过来，纸灰打着旋飞上天。有人说：“星这辈子，太苦了。”
活着的时候像蚂蚁，死了，也就死了。
没有人会记得一个蹲在墙根下啃干馍的人。没有人会记得他在工地上扛起一百斤水泥袋时咬紧的牙关。没有人会记得他递给继子那两百块钱时，手指上密密麻麻的裂纹。
可我想起他来，总觉得那只被风吹翻的蚂蚁，最终还是翻了身，慢慢爬远了。
只是不知道，它后来找到了路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