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年代的掠影：九十年代初
要问九十年代什么最流行，今天的小孩恐怕说不出来。要说最喧嚣的事儿是什么，他们应该也不知道。想来出乎预料，是手机，那是手机在中国上市的年代。“蜂窝电话”被美国人发明出来，终于开始普及了。可价格高的叫人咂舌，一万多一台。“万元户”是一辈子奋斗目标的时代，就换一台电话，叫人可望不可即。那时候奢侈品这个词儿还没流行，只是谁要是拿着手机，当时叫“大哥大”，边打电话，边从街上走过，全马路的人都侧目你。小青年们都用羡慕的眼光注视，各个暗中想都下定决心想挣钱了。
不老而获在当时就三个渠道：你有电视机票，能搞到进口的日本电视机，或者你能搞到“盘条”，那种小拇指出席的盘成一大盘的铁钢筋你就发了。再或者你能搞到“桑塔纳”汽车的票，十六万一辆，你加假一万块钱你就成万元户了。企业家也兢兢业业，有人责备桑塔纳的老总，嫌弃他不用国产配件来替代进口的，会便宜。老总很激动，说：“我不能把桑塔纳砸在我手里。...”就这样坚持了十五年，国产件才开始上车了。这个品牌也就完了。不全是国产件不行，是真不行，加上其它品牌的车陆续都到大陆来了。那时很多人骂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汽车商是奸商，说他们狡诈，一开始都进口或者生产底端的轿车，然后一点点儿再进来好的，叫你不断买他们的东西。其实也不全是这样。有个词儿叫消费能力。事实很明显，在人们没有富起来前，进来劳斯莱斯，你买得起吗？出国也很了不得、家里有外国亲戚也了不得。很多隐藏了三十年的人家，突然冒出个台湾大爷，大家听了都目瞪口呆。有人真的义愤填膺，说当年阶级斗争还是深入的不够。有人就提醒他，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现在是发展经济。很多机灵鬼跑到中英街去上电子表，那年代戴一块卡西欧电子都相当时髦，特意露出来，在公交车上抓扶手时一定是戴卡西欧表的那支胳膊。出国就更厉害了，那些从日本回来的人都采购了彩色电视机，有的干脆就卖了，换成钞票在出去倒腾。那会儿中国人都不恨日本人，日本人更没得说，见到中国都恨不得领家里去住。几百年里日本人对中国人又崇拜又忌惮，直到他们打了胜仗，日本民众潜在的心理还在，现在重新友好了，就变得格外亲。后来又开始仇日，原因就复杂，政治作祟，不好说了。到处都在念生意经，要是谁家的小孩挣了钱，左邻右舍都会说：“打小这小子就聪明。”旧服装也来了，这都是“打小这小子就聪明”这拨家伙干的。日本人穿衣服“没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传统，穿穿就换，主要是便宜。后来有人说这些旧衣服都是死人不要了的，其实不是这样。那年代时髦的男孩女孩都掏一件旧衣服穿身上，走道都拽，无论是工艺和面料都考究。
出不了国，又没有外国亲戚，就在国内自己忙，当时有个词儿叫“戳狗牙”，到处都在“戳”：电视机、“盘条”，修鞋的，收废品也搞。收废品的老胡头手里有盘条的传说叫人趋之若鹜，谁都相信这可能是真的，收废品的见多识广，知道哪儿存了“盘条”不奇怪。“盘条”的事儿后来进了英达的电视机《我爱我家》，成了喜剧笑话。确实有发财的，那些和官宦有关系的人真能搞到这些东西，拿到批件，第一桶金就完成了。直接送钱办事儿的还没开始。在当时直接给人塞钱是很吓人的事儿，道德和认知上都接受不了，最多送的是烟酒、电视机票。高英陪和范震玉编了个相声，叫《双面胶》，专门说送礼办事儿的，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会儿很多机构还没有设立，审查也不严苛，讥讽下现实里不好的现象没人横加干预。不过后来不行了，某个领导看见了会不高兴，于是就封杀了。
夏天城里人拿着个凉席，就铺在马路的人行道上，拿着茶壶，大家聚在一块儿东聊西扯。那会儿小孩真多，各个年龄段的，大家按年龄聚堆玩自己的。新鲜事儿也多。一个中英街也能说一晚上。更潮的小青年拿着手提录音机到海边去放歌听，会吸引不少女生，她们都站得很远，想加入进来，又不好意思，要是有个“泼皮无赖”的男孩说句：“小姐，一起唱歌吧。”女孩会说讨厌，最终还是过来唱歌了。
那会儿社会已经在浑然不觉中分化了，有的人家日子明显好起来，有的还在过去中原地踏步，但开始有希望了。有的人搬个煤球炉到街口去买茶叶蛋。当年不满的人很多，抱怨说：“做导弹的不如买茶叶蛋的。”好像这是一种不公。后来看未必，“均贫富”了三十年，大家的收入大概率差不多。权力的力量还是显现出来了，那些收到的烟酒、食品都是钱，食用这些钱就省下了。后来一个学者回忆改革开会之初说：“腐败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看，腐败肯定是不对的，但从某种程度上也加速度了改革的进程。...”他是指那会儿领导都在观望，对未来的政策走向的对错谁也把握不住，都在观望。可收了人家的东西就得给人办事儿，很多事儿就这么推进了。别的不说，光给地主、资本家平反、退赔财产，就震撼了全国，“胡汉三”回来了，大家都担心回到旧社会了。改革的推进很慢，总设计师就到南方去开会，给大家鼓劲。
要说深圳真是个特殊的地方，没有农民，基本没有当地人，都是从全国各地跑去的人，没有任何负担，胆子也大，只要能发展经济，什么都干。后来，很短的时间内使用“大哥大”的一下子就多了，不过很多是假的。那会儿一种新电话开始流行，叫“子母机”，座机上有个无线电话，一定范围内可以使用。很多人冒充大哥大到街上打。发射信号越远的“子母机”越牛，有的能发射五百米，这些人就在家门口五百米范围内到处溜达，耳朵上贴着个电话，基本啥事儿也没有。虚荣有时候也是件好事儿，叫人为此奋斗，很多人后来就发达了。问题也不少，年青人有些迷失，那些不把挣钱当成人生目标的人有些困惑。上头也注意到了，采取老方法，树立一个自强不息的榜样，就选了一个在轮椅上自强不息的女性。做为团员代表，还有个插曲，公布出去了，才发现她不是团员，赶紧补办了手续。这个瘫痪的榜样被宣传了二三十年，现在还健在，当年传说她活不大年纪，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眼下要奔八十了，好像能站起来了。
那会儿还没有“网红”这个词儿，“网红”这种人到有了，一个叫李燕杰的德育教授，在全国演讲德育，基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那一套，相当火，后来就没落了。新鲜劲儿过去，大家就没兴趣了。后来看，靠耍嘴皮子的事儿都长不了。九十年代初的几年，最揪心的是下岗。资本家被请回来了，他们也愿意投资，可他们担待不了老企业里的“拖家带口”，过去没有养老金，职工退休了，退休金依旧由企业承担。企业本来就效益差，退休的人越来越多，像一条船，早晚得沉了。于是就出现了两种形式，一个是按年龄划线，年纪大的给补助回家，再一种就是买断工龄。
那年代夫妻在一个工厂的很多，那会儿的爱情都是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建立起来。看那会儿年代的电影，都这这样的类型，男主人公只知道为国家做贡献，都木纳，偏偏叫厂里最漂亮的女工爱上了。其间还要配制一个思想落后，资产阶级意识重的另一个追求这位女孩的人，最后女工嫁给了贡献者。有人说这就是“文艺为政治服务”导致的。这么说也并不客官。之前的中国，夜晚马路上基本没人，昏暗的路灯下，猫猫、狗狗在街上闲庭信步，连辆车也没有，想被轧死都难。青年男女只能在工作环境中产生情感。现在好了，面临双双下岗，大家都有世界末日之感。孩子要养育，老人要赡养，离开单位，以为再想分房、贴补块房子都难了。泰山压顶，夜不能寐。可那会儿没有谁为此自杀，他们肩负的东西太多，想不到死。于是摆摊的，再找补差工作的，大家适应了很久，逐渐就习惯了。以前看不起个体户，现在也都尝试着干了，其实也不错。不过这些最初下海的个体人员，到头来种种原因没有几个真的成了富人，几十万块的豪横，给毛了的钞票毁掉了。
住房改革也来了，单位不在分房子了。地产独立既是归宿，也是好事儿，可惜上头一开始就有点儿甩锅，把地产和地方财政挂钩了，朝廷不给地方原先的财政费用了，给你政策，用土地盖房子挣钱。下头也很毛，不知道怎么办，那会儿真是摸石头过河了。房子盖起来，政府最担心的是没有人买、买不起。银行给贷款怕也不行。当年有句话，叫先富裕的带动后富裕的，想法很好，实际是画饼，李老三年富了，怎么带动王老五家啊，都是纸上谈兵的想象。先富裕的的确也带动了一些东西，地产就是，最初盖起来的房子都叫他们买去了。地发政府兴奋大了，简直没想到，各个踌躇满志。这也带来了很多潜在的问题，地方政府地越卖越贵，裸地就过万，盖起来的房子怎么会便宜？这是种变相的权力掠夺，对相就是普通的购房者。所以遏制房价很简单，规定土地的价格就完了，但从上到下谁都不愿意，谁都想捞钱。其实也不是不行，只要居民的收入得跟上，经济得兴旺发达，否则就完了。现在有些部门钱多了不是好事儿，有了财主心态，难免狂妄。九十年代转眼即失了，很多记忆留在了风里，很多人都离开这个世界了。九十年代，回头看，是个很关键的年代，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今天的中国。政策上是大政，不敢多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留了四句政治遗言：一个是韬光养晦，不要锋芒太露，再一个是不要去做穷小国家的领袖，等等，现在真的是有道理的。九十代回不来了，到是一个时代最美还是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的样子，某个下午，某个黄昏一隅的风景，他们在你的记忆中定格了，到死你都会记得。至于帝王将相，谁又真关心他们呢。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