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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离开家，离开北京。那是1950年寒假。
我是1949年暑假从（北京市）女二中初中毕业的。当时家境比较困难，靠父亲一人的工资养活一大家子人。姐姐考上了北大，虽说不用交什么学杂费，可理工科的学习用项一年下来也很可观。幸亏她有助学金，凑合够交伙食等必须的费用。下面还有三个弟弟都要上学。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考个管吃管住的中专。
先在通县女师报了名，去通县参加考试，还住了两天；可发榜后一看，名落孙山，只好另谋出路。听说有个私立奋斗中学，免收学杂费，于是便去应考了。还算考上，便又上了普通中学的高一。
学校在平安里石碑胡同东口2号，校长是傅作义。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所专为傅作义部队的军人子弟办的学校，他们的子弟入学食宿全免；而我们作为普通市民子弟，也免收学杂费，食宿（当然）自理。我在这所学校只上了半年。
到了寒假，大概因为傅作义部队由解放军收编，全班人马都调回绥远（原是省份，1954年撤销，现属内蒙自治区），学校也跟着搬迁。对人家原来就是本校的“子弟”们来说，这是回老家；而对我们这一小部分“外来”的学生，则要离开北京，离开父母和家人，跟随学校迁至归绥——绥远省省会，即现今的呼和浩特市。爸爸对跟着傅作义的部队走这件事不大放心。虽说去那儿上学花费不大（非“子弟”学生只需每月交5元伙食费，其他学校全管），也还是决定让我转学。
当时北京的学校都是秋季始业，寒假一般不招插班生。正巧有个外地的师范学校来京招生，我便去报名应考。记得有二百多人报名参加考试，取六十个，我考了个备取第二名。所谓备取，是正式录取者有不去的，才轮上备取的。等了几天，总算接到通知，可以入学了。
北京刚刚解放，社会还不太稳定，家里又比较穷困。有了这么一个不交学费、又免食宿（费用）的学校可上，也就不错了。学校在冀东，唐山东边，叫河北滦县师范，简称滦师。现在想起来，其实（滦县离北京）并不远；但在当时，特别是对没出过家门的我来说，可算是出远门了。
娘和姐姐帮我打点好行装：一条褥子，一床被子，一个枕头。走之前，我去和二祖母告别，老太太给了我一块五角钱，并陪我去商店扯了六尺蓝色的大格布，这就有了“单人床单”了。家里有一只旧的藤皮箱子，小箱不大，我把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些能想到的该用的零碎东西都放进去，也还有空地儿。我就这样背个小铺盖卷、提个小箱子上路了。
记得是姐姐送我去火车站的。在前门火车站，有滦师的老师来接我们。原本互不相识的北京学生，就这么离开了家，离开了亲人，组成了一个新的集体。
不知是只有慢车，还是因为快车车票贵，反正学校就让我们坐这趟站站都停、特慢特慢的车了。来接我们的老师姓辛，叫辛连珠，是位教语文的男老师。我老觉得这是个女人的名字，而且特别像唱戏的艺名，所以当下就记住了。
老师照他手中的花名册点完名，就让我们背起行李、排好队，由他和另一位老师（后来知道是学校的庶务，即现在说管后勤的）领着我们进站上车了。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火车，当然也是第一次离开北京。虽然多少有点离开父母、离开家乡的酸楚感，但更多的是对未来新生活的好奇和憧憬。所以一登上火车，擦干了和亲人告别的泪水，安排好行李，坐在硬板的大靠背椅上，等火车一开，也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这一拨被录取的新生大概都和我差不多，是第一次坐火车。十几岁的孩子，初到一个新的群体里，虽说互不相识，但一坐下来便自我介绍、互道姓名，彼此招呼着慢慢熟悉起来。
我坐在靠窗户的一个座位上，和我坐对面的是位叫梁富贵的男生。他穿了一身深灰色的棉长袍（北京人叫大棉袄），红扑扑的脸上总挂着一种又惊又喜的表情。其实后来我和他并没分在一个班，而且他也只读了一学期就回北京了。可也许是他的名字有点特别，再加上他一路的“表现”，给我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
火车一开，梁富贵就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来，同时取下别在长袍大襟上面的一支新钢笔，又从书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盒蓝墨水。只见他打开纸盒盖，把墨水瓶拿出放在小桌上，拧开瓶盖，给钢笔灌上墨水。做这一连串动作时，他脸上总流露出一种有点得意、又有点满足的神情。
大概这些用具，也许连那件灰色棉袍都是他妈妈为他这远行的儿子新置办的吧。我以为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也便没理会。只见他把小本和笔准备好，并没马上动笔，坐在那儿像在等候什么。
车到站了，列车慢慢停下来。梁富贵同学拉开窗户，探出头去仔细听，然后口中念叨着：“丰台，丰台。”接着便在本子上记下来。就这样，列车每到一站，他便把站名写在小本子上。这趟慢车大小站都停，可能得有二十多站，他站站不落，也真够他忙活的。
中午12点左右，老师让大家吃午饭。因为录取通知书上已告诉大家要自备一顿午餐，于是大家纷纷拿出自带的干粮，就着车上供应的热水吃了起来。记得那天娘特意给我蒸了几块小米面的枣丝糕，说是中午吃的；另外还烙了一张芝麻酱（红）糖饼，说留着到那儿要是没有晚饭再吃。
我觉得自己的“嚼谷”已经很不错了。看我对面的这位“富贵”同学，他吃的是白面火烧，每个大火烧中间还夹了一个煎鸡蛋，真够“富贵”的——我想。
一路上，经过了好多大、小站，有的停三分钟，有的停五分钟。我能记得的有天津、塘沽、唐山、古冶……大概因为这几个地名地理课上讲过，原来就有印象；至于其他那些什么“庄”、什么“村”的，列车员报完站，等车开过去了，也就忘了。
那年代火车上还没有广播设备。车到站前，每节客车的列车员便向车厢里的旅客报告：“××站到了”，提醒旅客准备下车。站站都有人下，也站站都有人上。我们这节车厢里光我们这六十来个学生就占去了一大半，沿途又都有下车的，到后来车厢里就比较空了。
有几个胆大的男生就换到空下来的长椅上躺下去了。再到后来，车一到站，上来几个背包握伞的老乡，不知哪位同学先开的头，喊起“包车”，跟着又有几位连声嚷着“包车——”。人家只好退回去，到另一节车厢去找座位了。等车门一关，就爆发出一片哄笑。
我看看带队的两位老师，他们正靠着椅背闭目养神，根本没理会同学们的恶作剧。
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列车过了雷庄站，老师和列车员都告诉大家：快到滦县了，同学们做好下车准备。于是大家便开始收拾行装。好在都是穷学生，大多是一个铺盖卷、一个小箱子或提包，背一个、提一个就算“齐活”了。
这时只见我对面这位梁同学却不忙着拿行李。一听说快到了，他马上拿着小本子去追那位乘务员。原来他要核对一下一路记的站名是否正确、有无遗漏。我想：这位同学可真够仔细的。不过，活得也真够累的。不知怎的，就对这位偶尔坐在我对面的同学留下了这么点印象。
说实在的，第一次出远门，觉得什么都新鲜，当然也包括人，周围的人。辛老师自己没什么行李，好像只随手提一个小手提包。后来知道，他的家也在北京，是只身一人去滦师教书的。
当我们跟着老师、随着前面的同学走下车门，来到站台上时，便听到一阵阵“唵——唵——”的喊声。这时天色已擦黑儿了。我循声四处张望，才发现站台上站着一排人，站得笔直，每人手里拿着一个铁皮喇叭，对着车厢喊：“滦——县——”“滦——县——”……一声接一声，直到车头“mer——”一声长鸣，整个列车起动了，他们才停下来。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想起来，仿佛这声音还在耳边。我想，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人大多没见过这种报站的“阵势”吧。
出了站，老师指挥我们在一片较宽敞的空地儿集合，告诉大家学校雇好了大车来拉我们的行李。个人的书包等零碎东西就自己拿着。两辆“大胶皮”（当地人对由骡马拉着的胶皮轱辘大车的简称）拉了大件行李走在前面，我们便队不成队、行不成行地跟在车后走。
这条大车道说是一条大路，其实也就不到十米宽，就是那种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的土路。路中间有两条深深的“沟”，那是常年走大车轧出来的车辙。虽然当时北京的路也并不比这儿强多少，可城市道路两旁不是商店就是住家；而这里，满眼望去只是一片荒凉。
路两旁是庄稼地，又值冬季，地里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走了一段，有人问老师还有多远，老师说总共五里地，一会儿就到。可我们这群城市来的学生，谁也不知道五里地有多长，就觉得走啊走，老也走不到似的。
走着走着，我前面的一个女生哭了，大概是想家了吧。她这么一开头，刚才还有说有笑的一队人忽然静得鸦雀无声；可能每个人都受了传染，也许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吧。
我倒没跟着她们哭，不过也想起了临出门时娘送我时的眼神，和姐姐送我上了车、临走时的叮嘱……
啊，我已经离开家，离开亲人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在等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