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舟山，海风裹挟着咸涩与燥热，漫过码头的石阶，也漫过我十八岁的迷茫。那张印着“离舟山师专差8.5分”的高考成绩单，被我反复摩挲得发皱，最后揉成一团，塞进了裤袋，铅字的重量，比电缆还沉，压得人喘不过气。年底，我穿上簇新的蓝色工作服，成了一名安装电工——在那个“顶替就业”与“考学跳农门”并行的年代，这是落榜青年最现实的归宿。
电厂的电缆沟幽深潮湿，我弓着腰拖拽着比胳膊粗的电缆，汗水混着沟底的泥水，在脊梁上划出深色的痕迹；蓬莱新村的脚手架高过屋顶，踩着窄木板作业时，脚下是晃眼的城市轮廓，耳边是海风卷着工人们的吆喝，每一步都踩着生活的坚硬；舟山纺织厂的配电房里，轰鸣声震得人耳膜发疼，密密麻麻的线路像一张网，我盯着万用表的指针，不敢有半分差池。师傅的舟山口音带着糙劲：“咋弄的？线都接错！”那声责备，不仅是技术的指正，更是那个年代对“踏实谋生”的朴素要求。手掌的老茧结了又掉，指甲缝里的油污洗不净，工装的补丁摞着补丁，三年时光，我在钢筋水泥与电线电路间，磨平了少年的青涩，也攒下了对“知识改变命运”的隐秘渴望。
1982年，“广播电视大学”的消息，像一缕清风，吹进了舟山的街巷。彼时，全国上下正掀起一股“补偿教育”的热潮，无数像我一样错过高考的青年，在广播与电视的信号里，看到了求学的希望。“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同学国强找到我时，眼里闪着光，手里攥着一张招生简章。那张薄薄的纸，印着课程设置与报考要求，却仿佛承载着千斤重量——那是一个时代给普通人的“第二次机会”。当晚，我俩头抵头在镬厂弄国强家的书桌上，就着15瓦的昏黄灯泡，决定：“考”！
第二天一早，我揣着报考通知书，忐忑不安的走进了单位杨书记的办公室。这位从部队转业的老书记，长的敦敦实实，办公桌是张掉漆的木桌，桌上放着一顶安全帽，每周他会带队去工地检查工作，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啃着大饼油条，油星子落在白衬衣上，还有几颗芝麻粒。他接过通知书，大概瞄了一下后，目光却落在了我的衬衫上——那是件白底子印着细碎蓝花的衬衫，是我前几天买的，今天刚穿上。“读书是好事，我同意，国家需要有文化的人。”他大口嚼着饼，吐沫星子飞溅，“但年轻人，要懂朴素，这花衬衫，太扎眼，不符合艰苦奋斗的作风，下次注意！”我低头盯着衬衫上的小蓝花，脸热得发烫。那个年代，“朴素”不仅是审美，更是政治正确。我默默下定决心：一定要考上电大，用知识为自己挣得另一种生活。
备考的日子，复习资料奇缺，我把高中2年的课本都找出来重新温习，下班后基本都泡在新华书店，图书馆阅览室，国强也差不多每天能碰到。工作间隙有空也会拿出一本复习资料看一会，师傅很支持，鼓励说：“你这电工，要改行当先生咯！”
分数线出来，我居然考上了。单位换了梁书记，他看着我的录取通知书，眼神里满是好奇，也带着几分赞许：“你这天天跟电线打交道的，还能啃得动‘之乎者也’，不容易啊。”他不但同意，还特批了半脱产的假（那个时候，能半脱产学习是非常难得的）——在那个“单位人”的年代，这份支持，是体制对个人追求的包容，也是时代进步的缩影。
报到那天，我揣着忐忑跟国强走进舟嵊小学的平房，定海电大工作站就设在这里。低矮的平房，斑驳的墙壁，教室里摆着参差不齐的桌椅，黑板是刷了墨的木板，却挡不住满屋子的求知欲。刚进学校教务处门，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伏在桌前，梳着齐耳短发，穿着白衬衣，领口还系着一朵蓝色蝴蝶结，到了近前，发现竟是我的小学同学应老师！她抬头看见我，嘴角弯起好看的弧度：“是你呀！你分在定海团县委班，班长是杨，副班长是鱼，你当学习委员。”
团县委班里的同学，是那个时代的剪影。有在机关工作的干部，比如杨班长，他在市里一个大单位当打字员，有乡村来的小学老师，有副食品公司营业员，工商局驾驶员，医药公司柜员，工人，比如我跟国强；还有拖家带口的母亲，最大的同学三十七八，孩子都能打酱油了。上课全靠听广播、看讲义，每周一次的面授，是最珍贵的机会。广播里的讲课声有时会失真，讲义是油印的，字迹不够清晰，而且也不一定准确。我们挤在平房里，窗外的蝉鸣伴着老师的讲课声，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像春蚕啃食桑叶。那种对知识的渴望，纯粹而热烈，是那个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年代独有的特质。
辅导老师严老师，更是那个时代的特殊存在。他是师专的“才子”，出版过文集，舟报上常能见到他的文章，文笔犀利，见解深刻，却因没有正规文凭，只能以“代课老师”的身份教书，如今，他以学生的身份和我们一同共读电大。他讲课深入浅出，古今中外信手拈来，讲《红楼梦》时，能把黛玉的悲戚、宝钗的圆融说得入木三分，讲到动情处，眼角还会泛红；分析散文时，又能一针见血，点透文章的精髓。我们都喊他“小严老师”，他总在课后留下来，逐字逐句批改我们的作文，红笔写下的评语，密密麻麻爬满纸页，比我们的文章还长。谁也没料到，第一学期期末语文考试，这位“老师级”同学竟栽了跟头——作文离题，不及格。而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学生，反倒全过了。后来严老师上课时自嘲：“写惯了无拘无束的散文，倒忘了命题作文要扣着题走，真是栽在自己手里了！”我们大笑，感到在知识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求知者。
半脱产的学习，比想象艰难。白天在工厂扛电缆、测电路，累得很；晚上还要上课，或是在家啃课本、写作业。有次快考试了，我连续加了几天班，杨班长知道我落下了课，特意赶到我家，帮我补了很多知识点。这3年电大岁月，我们就像互相取暖的火种，在忙碌的生活里，为彼此照亮求学的路。冬天的舟山湿冷刺骨，家里没有暖气，我裹着厚厚的棉袄，趴在桌上看书，手指冻得僵硬，握不住笔，就把双手拢在嘴边哈气，搓热了再写。
1985年，我们毕业了。没有华丽的仪式，没有精致的毕业证外壳，只有一张盖着“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公章的文凭，却沉甸甸的，承载着我们三年的汗水与梦想。那天，我们在定海北大街阿娥饭店聚餐，桌子是拼凑的，碗筷是粗瓷的，酒杯里倒的是散装白酒。杨班长感慨的说：“我们这群人，顶着生活的压力读书，没有一个掉队，了不起！不仅为自己挣得了文凭，更为这个时代，写下了普通人的奋斗史。”
如今，那张电大大专文凭，早已不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凭证，可那段岁月赋予我的，却让我受益终身——即使身处时代的褶皱里，即使生活粗粝如砂石，也能通过学习，为自己铺就一条契合自己的路；它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初期，无数普通人对知识的渴望，对命运的抗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