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在我书架已有十余年了，常读常新。今日又拿来翻了翻，忽然出了一身冷汗。

钱钟书先生说： 从古人各种著作里收集自己诗歌的材料和词句，从古人的诗里孳生出自己的诗来，把书架子和书箱砌成了一座象牙之塔，偶尔向人生现实居高临远的凭栏眺望一番。内容就愈来愈贫薄，形式也愈变愈严密。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发达到极端，可以使作者丧失了对具体事物的感受性，对外界视而不见，恰像玻璃缸里的金鱼，生活在一种透明的隔离状态里。据说在文艺复兴时代，那些人文主义作家沉浸在古典文学里，一味讲究风格和词藻，虽然接触到事物，心目间并没有事物的印象，只浮动着古罗马大诗人的好词佳句。我们古代的批评家也指出相同的现象：“人于顺逆境遇所动情思，皆是诗材；子美之诗多得于此。人不能然，失却好诗；及至作诗，了无意思，惟学古人句样而已。”这是讲明代的“七子”，宋诗的病情还远不至于那么沉重，不过它的病象已经显明。譬如南宋有个师法陶潜的陈渊，他在旅行诗里就说：“渊明已黄壤，诗语馀奇趣；我行田野间，举目辄相遇。谁云古人远？正是无来去!”陶潜当然是位大诗人，但是假如陈渊觉得一眼望出去都是六七百年前陶潜所歌咏的情景，那未必证明陶潜的意境包罗得很广阔，而也许只表示自己的心眼给陶潜限制得很褊狭。这种对文艺作品的敏感只造成了对现实事物的盲点，同时也会变为对文艺作品的幻觉，因为它一方面目不转睛，只注视着陶潜，在陶潜诗境以外的东西都领略不到，而另一方面可以白书见鬼，影响附会，在陶潜的诗里看出陶潜本人梦想不到的东西。这在文艺鉴赏里并不是稀罕的症候。

我少年作诗无学，都从眼前景描摹，十分浅近。近来读的书多了些，尽力追慕古人，运用典故，剽窃句法，诗“雅”了许多。有时不免沾沾自喜，以为得了学诗的正道。看了钱先生这番话，才发觉自己走的是歧路。诗需从心中生发，若从书中生发就是“假古董”，纵然做的再妙，到了黄庭坚那种程度，还是连杜甫一根手指也赶不上。网诗里这种倾向也很强，“同光干”（同光体+老干体）的影响很大，以填塞典故为高妙，炫耀学问。若作诗只为酬赠游戏，那么这也不失为一条速成之路，若是还有更高的追求，那还是少剽窃古人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