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五年，王世贞出生在太仓的一个显赫家庭。
他的祖父王倬官至兵部右侍郎，父亲王忬后来做到蓟辽总督、右都御史。太仓王氏在嘉靖年间是江南数得着的官宦之家，家里藏书极多，王世贞从小就是在书堆里长大的。
史书上说他“生有异禀，书过目终身不忘”。九岁那年，他写了一首《咏凤凰》，让家里人吃了一惊。一个九岁的孩子写凤凰，不是写它多漂亮，而是写它“虽无梧桐树，不向别枝栖”——就算没有梧桐树可以落，也不肯随便找根树枝歇着。九岁孩子的诗，当然未必全是自己的意思，但这副腔调，他后来一辈子都没改。
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一岁的王世贞中了进士。那一榜人才济济，张居正也在其中。两个人同年及第，后来一个成了首辅，一个成了文坛盟主。但他们的路，从一开始就分岔了。
王世贞被授刑部主事，在北京当官。他很快和一群年轻的文士混在了一起，李攀龙、宗臣、徐中行、梁有誉、谢榛、吴国伦，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后七子”。他们的口号很响：“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的是当时流行的那种平顺工整、没有骨力的“台阁体”文风。
王世贞在这个群体里不是资历最老的，李攀龙才是领袖。但王世贞有一种别人没有的本事：他能把话说得漂亮，也能把人拢得住。他写文章快，论辩犀利，喝酒豪爽，跟谁都能聊到一块去。他后来在《艺苑卮言》里记了一件事：李攀龙有一次喝醉了，看着他说，“世上哪有没配对的人？有孔子，就一定有左丘明。”王世贞没接话，过了一会儿才慢悠悠地说，有孔子，有左丘明，还应该有老聃才对。两个人哈哈大笑。
这段对话记在《艺苑卮言》里，语气很轻松，但底下藏着的东西不轻松。王世贞心里很清楚，李攀龙把自己比作孔子，把他比作左丘明——左丘明是给孔子作传的。但他接了那句“有老聃”，意思是：孔子之外，还有老子。李攀龙是孔子，我未必就只能是左丘明。
这种底气，王世贞一直都有。嘉靖三十二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被下诏狱。满朝文武没人敢靠近，王世贞去了。他给杨继盛送汤药，替他料理后事，杨继盛的妻子为丈夫求情，那篇上疏也是王世贞代写的。严嵩从此恨上了他。
但王世贞不在乎。他那时候三十岁不到，觉得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他大概没想到，严嵩的恨，后来会要了他父亲的命。
嘉靖三十八年，蓟辽总督王忬因滦河失事被下狱。
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蒙古骑兵入侵，王忬在军事调度上出了纰漏，被言官弹劾。按常理，这种事情处罚不会太重，最多是降职或者罢官。但严嵩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暗中推动，把王忬的罪名从“失事”升格为“失机”，判了死罪。
王世贞听到消息，立刻解了官职，和弟弟王世懋一起赶到北京。
接下来的事情，《明史》只用了几十个字，但每一个字都重得像石头。“世贞解官奔赴，与弟世懋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兄弟俩每天趴在严嵩家门口，跪着，哭着，求严嵩放他们父亲一马。
严嵩出来了。他站在门口，看着这两个跪在地上的年轻人。王世贞穿着囚服，额头磕在地上，一下，又一下。严嵩说了一句话：你们父亲的事，我会尽力。然后转身进去了。
“嵩阴持忬狱，而时为谩语以宽之。”——严嵩一边在暗地里收紧对王忬的案子，一边用假话安抚王世贞兄弟。
兄弟俩很快明白了。严嵩不会帮忙。他们换了另一种方式：每天穿着囚服跪在路边，拦住过往官员的车马，磕头求救。但“诸贵人畏嵩，不敢言”。没有人敢替他们说话。
嘉靖三十九年冬天，王忬在西市被处决。
王世贞那年三十四岁。他后来写了一首《哭父诗》，里面有这样几句：
“生还如有日，死别已无期。泣尽继以血，血尽继以泪。”
他辞了官，和弟弟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太仓。从嘉靖三十九年到隆庆元年，整整六年，他没有出仕。这六年里他做什么？读书，写作，整理旧稿。他的《艺苑卮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成书的。
但有一件事他没做。他没有去报仇。
严嵩在嘉靖四十一年倒台，他的儿子严世蕃被处死。王世贞没有参与弹劾严嵩的任何行动。这不像一个为父报仇的儿子该做的事。但也许正是那几年跪在严嵩门前的日子，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跪着求人没有用，冲上去拼命也没有用。能用的是别的东西。
隆庆元年，四十二岁的王世贞重新出仕。
他先任河南按察司副使，后来调到浙江、山西、湖广。万历二年，他以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郧阳，成为一方大员。仕途看起来在往上走，但走到一半，被一个人拦住了。
张居正。
王世贞和张居正是同年进士。张居正掌权后，对王世贞的态度很微妙。一方面，他欣赏王世贞的才华，有意拉拢；另一方面，王世贞的性情让他不放心。太倉州志里有一句话说得直白：“张居正枋国，以世贞同年生，有意引之，世贞不甚亲附。”
“不甚亲附”这四个字，是王世贞在张居正时代全部政治命运的注脚。
他做郧阳巡抚的时候，荆州发生地震。王世贞上了一道奏疏，引用汉代京房《易传》的说法，说地震对应的是“臣道太盛”——做臣子的权势太大了，老天爷用地震来警示。
那时候张居正正在推行“考成法”，权倾朝野。这道奏疏意味着什么，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张居正当然也看得出来。万历四年，王世贞被调离郧阳，改任南京大理寺卿。南京是留都，大理寺卿是个闲职。从巡抚到闲职，这是贬。
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明朝制度，官员父母去世必须辞官守制二十七个月。但张居正不想走，他正在推行改革，一走权力就可能丢掉。他让皇帝下旨“夺情”，不让他回家守制。朝中一批官员反对，上疏弹劾，被廷杖、被贬谪、被罢官。王世贞没有说话。
他没有上疏反对“夺情”，也没有支持张居正。他只是沉默。这种沉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张居正看懂了。万历八年，王世贞被弹劾罢官，回到太仓。
那一年他五十五岁。从二十一岁中进士到五十五岁被罢官，他为官三十四年，其中至少有六年在守制，有几年在闲职上。真正做事的年头，加起来不超过十五年。
罢官回家的王世贞，开始建弇山园。
弇山园在太仓城西，占地七十多亩。他花了几年时间，堆山、凿池、建亭台楼阁，种花种树。园子里有一处叫“文漪堂”，是他读书写作的地方；还有一处叫“凉风堂”，夏天在那里喝酒纳凉。他给园子起名叫“弇山”，弇是“覆盖”的意思，山被盖住了，看不见了。
这个名字大概有深意。他这一辈子，最想做的是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但政治这条路被堵死了。剩下的，就是把文名做大。弇山园很快成了江南文人的中心。他的门生弟子遍布天下，来求文、求序、求鉴定的人络绎不绝。“海内士大夫操觚谈艺者，无不望走弇山之门。”——天下的读书人，只要谈文学，没有不往弇山园跑的。
王世贞在这个园子里住了十几年。他写完了《弇州山人四部稿》，编了《弇山堂别集》，写了《嘉靖以来首辅传》。后者是一部很有意思的书，写了从嘉靖到万历历任首辅的传记，包括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他写严嵩的时候，没有写自己跪在严家门口的那段经历。他写张居正的时候，也没有写荆州地震那道奏疏。他只是平静地叙述这些人的功过，像一个旁观者。
但在这平静底下，有一件事他一直在做。
他在等待。等待张居正死后，朝廷为他父亲王忬平反。
万历十年，张居正死了。万历十二年，朝廷开始清算张居正的势力。万历十五年，有人上疏为王忬鸣冤。万历十八年，王忬被追复原官，赐祭葬。
消息传到太仓的时候，王世贞已经病得很重了。他让儿子王士骐代他上疏谢恩。那道谢恩疏写得很长，通篇都是感激朝廷的话。但末尾有一句：“臣父沉冤三十年，今日得雪，臣虽死无恨。”
“三十年”。从嘉靖三十九年到万历十八年，正好三十年。他等这句话，等了三十年。
王世贞死前最后几个月，还在做一件事：修订自己的文集。
他的《弇州山人四部稿》已经刻好了，但他不满意。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自己早年的文章“多模拟之迹”，晚年的东西“稍见本色”。他想再编一部《续稿》，把那些更接近自己本来面目的文字收进去。
这个想法很值得琢磨。王世贞一辈子高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旗帜，是文学复古运动最坚定的旗手。但到了晚年，他自己开始怀疑这套主张。他在《艺苑卮言》的晚年修订版里加了一段话，大意是说：学古人要学他的精神，不是学他的字句。如果只学字句，那就是“优孟衣冠”——像戏子穿古人的衣服演戏，看着像，其实不是。
这段话如果放在他早年，会被他自己骂死。但放到晚年说出来，反而有一种坦然。一个人喊了一辈子的口号，到最后发现自己喊的口号也需要被超越。这大概就是王世贞最真实的样子：他不是一个坚定的理论家，他是一个在写作中不断修正自己的人。
他的写作量惊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从古到今，文集最多的人，没有超过王世贞的。据统计，他的著述大约有三百零一种、四千二百六十八卷，散落在全世界两百多家图书馆里。
一个人写了四千多卷东西。这个数字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当政治的路走不通的时候，他就用写作来填满剩下的时间。写作是他的出口，也是他的武器。严嵩杀了他父亲，他不能报仇，但他可以写。张居正堵了他的仕途，他不能反抗，但他可以写。写到最后，他成了那个时代写字最多的人，也成了那个时代文名最盛的人。
回到《金瓶梅》。
说王世贞写了《金瓶梅》的人，理由大概有两条。第一条是动机：他跟严嵩有仇，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号“东楼”，《金瓶梅》里的主角叫“西门庆”，“西门”对“东楼”，这是在暗讽严家。第二条是条件：王世贞读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稿本，替它写过序，《金瓶梅》里出现了一味叫“三七”的药，而这种药在当时并不广为人知，只有王世贞可能知道。
但这些理由都不够硬。第一条太像猜谜，第二条只是一个孤证。更重要的是，王世贞的文风跟《金瓶梅》完全是两回事。他写古文辞，讲究格调、法度、古雅；《金瓶梅》写市井白话，粗俗、鲜活、不加修饰。一个人同时写这两种东西，不是不可能，但很难解释他为什么要把《金瓶梅》匿名藏起来，而把自己那些“正经”的诗文一篇不落地刻出来。
也许答案很简单：他不是《金瓶梅》的作者。也许更复杂：他是，但他不承认。也许最复杂的一种可能是：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后人对他的一种理解方式——一个在权力面前跪过、沉默过、退让过的人，用一部匿名的小说，替所有不敢说话的人说了话。
王世贞活着的时候，大概不会喜欢这种理解。他一辈子在意的是“文名”，是“格调”，是“复古”。如果他知道后世的人最想弄清楚的竟然是他有没有写过一本“淫书”，他可能会气得从棺材里坐起来。
但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不讲道理。
万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王世贞在太仓去世，六十四岁。
朝廷追赠太子少保。他的儿子王士骐后来做到吏部员外郎。他的弟弟王世懋也是进士，做过江西参议。太仓王氏在他之后又传了几代，但再也没有人达到他的位置。
他这一辈子，得到的东西不少。文坛盟主的位子坐了二十年，门生弟子遍布天下，文集刻了五百多卷，官做到南京刑部尚书。但他想要的东西，大概一样都没有完全得到。他想做宰相，没做成。他想让父亲沉冤得雪，等了三十年。他想在文学上开创一个时代，晚年却开始怀疑自己早年喊的口号。
他失去的东西也不少。三十四岁那年跪在严嵩家门口，把一辈子的尊严都跪掉了。五十五岁被张居正罢官，从此再没有回到权力的中心。他晚年遁入佛道，跟昙阳子学“恬澹教”，大概也是想找一个地方，把那些放不下的东西放下。但放没放下，只有他自己知道。
弇山园后来荒废了。清兵南下的时候，园子被烧了一部分，剩下的在康熙年间渐渐变成了民居。今天太仓还有一个“弇山园”的地名，但园子早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太仓名人馆里有一尊王世贞的塑像，坐姿，手里握着一卷书。塑像旁边的介绍牌上写着：“明代文学家、史学家，后七子领袖。”没有提《金瓶梅》。
但如果你去图书馆翻一翻《金瓶梅》的研究著作，王世贞的名字几乎出现在每一本里。有人把他捧为作者，有人把他排除在作者之外。两拨人吵了几十年，谁也说服不了谁。
他活着的时候，为一句话、一个位子、一个名声争了一辈子。他死了以后，人们为了一本他可能根本没写过的书，争了四百年。
这大概就是他最想要的那种“不朽”——不是被记住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是被记住他“可能”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