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出生于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病逝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历经了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五任皇帝。他科考于仁宗时期，为官于神宗在位期间，“乌台诗案”后遭到贬谪，哲宗登基后两遭流放，“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年少时，苏东坡即以东汉“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范滂为榜样激励自己，“奋厉有当世志”。他觉得“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立志要做一个风节凛然、敢作敢为的儒者。

神宗执政期间，重用王安石，推行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经济体制改革。苏东坡因反对王安石的激进政策，主动请求外任。在担任地方官期间，他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实事，政绩卓著。初任凤翔签判，他为纾民困，改革“衙前役”；任杭州通判，他走访民间，了解百姓疾苦，了解运河堵塞情况；任密州知州，他率领民众，灭蝗减灾；任徐州知州，他筑堤抗洪，“公庐于城上，过家不入”，最终取得抗洪的胜利；他还视察监狱，关心囚犯的健康。他以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弘道济世的生命观，实现了“达则兼济天下”的宏愿。

胸怀济世之才、品性刚直不阿的苏东坡不可避免地卷人了政治斗争的旋涡，成了政治斗争的箭靶。他反对新法，因为任职地方时，他亲身体会到每一项政策都关系到民生大计，大意不得，因而反对操之过急的新政。新政推行十年，在强大且顽固的利益集团兼保守势力的围攻下颇受挫折，司马光以垂老之年主持朝政，重在尽废新法。这无疑是另一次扰民。于是，他又被变法反对派的旧党所不容，等到“朋党之争”祸起，他便不断地被排斥，一再遭到贬谪和流放。苏东坡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穷达多变、吉凶祸福相伴相随。在“乌台诗案”里，他死里逃生，被贬黄州。尽管身处逆境，却仍以执着的信念高唱生命之歌：“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

虽政治失意，幅巾芒履，躬耕东坡，生活困窘，却仍关注民生。他为武昌一带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痛心疾首，一面上书知州，希望官方出面禁止溺婴恶俗；另一方面又成立救儿会，动员富人捐钱，他自己虽穷困不堪，却也慷慨解囊。露在政治信念和人生态度方面，苏东坡以天然的自觉，将“尊主”与“泽民”高度统一起来，堪称为官之楷模。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身为京官，忠言谠论，尽“尊主”之责。

元祐年间高太后摄政时，苏东坡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写下大量激扬清议的政论文章和奏议表章，以表达忠君报国的赤诚之心。他“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任职州郡，关心民瘼，尽“泽民”之任。元祐四年(1089年)，苏东坡再度到杭州任知州，“岁适大旱，饥疫并作”，他立即采取各种赈济措施，拯救民难。其中最著名的是疏浚西湖，修复六井，将湖中淤泥堆成堤坝，成就了当今西湖的一大景观一苏堤。即使远贬惠州，失去了权力地位，他还是凭借时任提刑的程之才的友情，对地方施加影响而颇有建树。他向地方官建议依谷物市价向百姓征税，关心惠州城的各种改善革新事宜，热心医疗卫生、居民饮水等公益事业。及至最后被贬谪到瘴疾之乡的海南儋州。

置身官场，襟抱苍生，怎奈命运更迭，好梦难圆。半世漂泊，一片冰心，怎敌世事沧桑，有志难酬。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早已湮没在浩瀚的历史中，但他的伟大人格和社会良心，历经干年仍熠熠生辉。很多教育大家都说，如果我们一生只看一本人物传记或者只给孩子推荐一部人物传记，挑到最后一定是苏东坡的传记。苏东坡的人生经历，教会我们如何面对困境、快乐生活，同时让我们相信生活很美好，未来犹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