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子
辉石镇距县城百里路，是半山区，因地得名。连绵、陡峭的石灰石山脉将小镇围城一个圈。一条清澈，宽阔的源溪穿镇而过。小镇的人，祖祖辈辈在此繁衍生息，人们打心底喜欢这片风刮不到，水涨不到的居家宝地。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步伐迈进这个偏远的小镇。人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石灰石为原材料，办起了水泥厂，石灰窑，灰钙厂。小镇方圆十里以内，大大小小的厂矿近百家。大量的务工人员涌进集镇，超长高大的货卡装载着超重的水泥、灰钙日夜颠簸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平静、美丽犹如世外桃源的小镇，一夜之间，成了喧闹拥挤的工业园区，辉石镇因此成了县里的重镇。
经济上去了，小镇人们生活富足了。但环境被破坏了：天空成了灰蒙蒙的，每天都是“沙尘暴”，树叶也是灰蒙蒙的，源溪的水成了“牛奶”。老百姓终于发现：这么多年来，是在用环境，甚至生命交换经济，一个四五百人口的小村，一年之间患肺癌的年轻人竟有十个。于是纷纷上访，终于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下令关闭了众多的工厂，这样一来，原先热闹喧嚣的小镇又恢复了曾经拥有的平静。
很早就听说了辉石镇，但认识邱医生，纯属偶然。我受指派去辉石镇采访环境治理问题，不料我的牙病又犯了。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要忍着牙痛开车回县城，着实痛苦，更何况采访任务尚未完成。在我疼痛难忍之际，接待我的杨主任宽慰我：“别急，镇上有位好牙医，技术不比城里的差，去他那里看看”。
我虽然不大相信：在这样一个偏远、经济又明显萧条的小镇上，还会有好牙医？我所熟知的牙医个个都是高收入，如果有这么好的技术，怎么会隐居于此，而不去县城发展？但为解当务之急，也就随着杨主任去了那间牙科诊所。
这是我所见到的最简陋的牙科诊所，见方约20平米，一台牙科椅，一张年数已久的写字桌，桌面斑斑驳驳，有的油漆脱落，露出木心，一张敞开的柜子，里面摆放着一些牙齿模型。三张随意摆放的凳子，一台台式的电风扇固定在墙壁上，不停地旋转，但基本不解热。
这么炎热的夏天，竟然没有空调。看着简陋的设施，我用眼睛示意主任：我不想在这里看牙病。但她根本不理会我，一把把我摁在牙科椅上，对着牙医说;“这是我朋友，牙疼，你给她看看。”
我别无选择地坐下来，开始打量牙医。刚进来时，诊所里有两个人，我原以为另外一个人是牙医。等他回应主任的话时，我才知道这个个子只有小学生一般高，背驼的中年男子竟然是牙医。他眉清目秀，五官有棱有角，皮肤白皙，整张脸上显得很有灵气，眉宇之间略显忧郁。我不知这一缕忧郁中蕴含怎样的故事。
牙医动作娴熟，很专业，也很专注。在给我诊治的过程中，除了提醒我该怎样配合，不多说一句话。他的专业和专注增加了我的信任度，而且收费也低，几乎是我在省城里付费的零头。牙医话语不多，交代了我几句注意事项。便没有别的客套话了。总之该牙医给我留下某种特别印象。
走出诊所，我向杨主任打听牙医的情况。她叹了一口气，说：“谈起他，真的是说来话长啊！看他晚上是否有时间，要不咱们约他一起坐坐？”
当天晚上，牙医如约而至，一见面就问我“牙还疼吗？”当听到我说不疼了，他才入座。我们选了镇上一个临街的酒楼，酒楼临溪而建，我们靠窗而坐。
杨主任先后介绍我们俩。牙医姓邱，他面对着我说了“幸会”两个字。当主任提议我们喝点小酒时，牙医坚决地说“抱歉，你俩喝，我以茶代酒”。杨主任是个特热情的好人，直到牙医面露难色说自己真的不能喝酒才罢休。
杨主任开门见山地对我们说，邱医生很不容易，我的记者朋友想了解你，谈谈你自己吧。她转向邱医生。
“我没什么好说的，一个社会边缘人……“说完邱牙医静静地沉默着。
见牙医不太主动，杨主任亲自介绍起来：
——我最初知道他，是从同事那里听到的。他“出名”很早，出的是读书的名。他身体如此，但学习很好。八十年代，他高考成绩优异，却因为身体缘故”落榜“了。在当时的农村，能考上学的并不多，而考上了却因成绩以外的原因未被录取，就更引起大家的议论和关注。一下子，他成了远近知晓的“名人”。有人为他遗憾，有人为他不平：人家有手有脚，能一样做事，一样生活，为什么不录取？身体不好已经够不幸了，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
杨主任与邱医生有交集是因为牙病。她蛀牙，牙疼，去城里的诊所看，医生建议她拔掉，植牙。也不知什么原因，植牙后就是不适应，疼。几经修改，又戴不牢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把城里几家牙医诊所，甚至大医院也都看过了。最后经人介绍找了邱牙医，是他给修好的，很管用。杨信他的技术，给他推荐了好几个牙症疑难病人，都难不倒他。他经常帮别人“擦屁股”，有的在别的牙医那里“几进宫”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都找他看好了。
镇上有三家牙医，他技术最好，但他赚钱最少，因为他太清高。凡到邱医生这里看病，他没有多余的话，问你什么症状，然后动手诊治。遇上他在忙，他连看都不看病人一眼，更不要说与人打招呼。等他忙活完了，被冷落的病人早到别家去了。不给期限的等待，牙病患者是等不住的。杨曾建议他在诊治过程中腾点精力关注、留住进店的病人，因为牙齿医治是个慢活。但他说他做不到：“如果我是个病人，医生一边拿着钳子、刀，在我的嘴里操作，一边还跟旁人说话，我是不放心的。这是细活，必须专业，必须专注。我不理解，为什么病人会喜欢那种一心两用的做事方式，却不喜欢我的一心一意。有人说我孤傲，不理人。但是我不会改，给病人最好的，就是专业的服务，这是我的原则。”
杨说牙医死脑筋，牙医坚持说他是对的，是他的舞台太低了。知道舞台低还要把自己架得那么”高“，不怕够不着吗？但他依然如故，用他的话就是“信我者，我够；不信我者，我弃。”所以到他诊所的基本是老病号推荐的，相信他的技术。
“诊所的环境也有影响”，我插嘴道。
邱牙医说房东不同意他动房子，想装空调钻个洞都不允许，更别说装修了。想换地方，又没有合适的地界。就这么应付着了。环境差，收费也上不去。
对于邱牙医来说，最遗憾的莫过于行医执照没有补回。高考落榜后，他养过鸭子，学过裁缝。九十年代初，他拜师学了牙科技术，并自学口腔医学，参加了全国口腔医师资格考试，取得了助理医师资格证。那一年，全县只有两个人通过考试。同年卫生局给他颁发了行医执照。
两年后，卫生局却通知，要将没有医师资格证的个体行医者的执照收回。他的行医执照从墙上取下被收走了，他听信卫生局的话，等候处理。他老实巴交地在家等候卫生局的处理意见，却不知在他等待的日子里，其他人开始上访，静坐卫生局，要卫生局给说法，卫生局经过变通，重新给他们补发了行医执照，而他没有去闹，就把他漏掉了，他成了无证者，成了经常被卫生局检查、没收、罚款的非法行医者。
杨说，竟有这样的事！一个残疾人，不要国家照顾，通过自己的努力，自食其力，服务于社会，却不能被一视同仁！
杨说着有些愤懑，我不禁唏嘘。牙医面无表情，神色茫然，一言不发。
“邱医生，听说你因为害怕担不起责任而辜负了一位姑娘？”朋友问道。
牙医说，也是也不是。那年我病了，满身皮肤一个圈一个圈的，一抓就腐烂，不堪入目。去医院查，是红斑狼疮。当从医生嘴里听到“绝症”两字时，我崩溃了。我刚取得行医执照，正计划去县城开业，同时又恋爱了，多好。我甚至觉得上天所亏待我的，都被我自己的努力扭转过来了。我不愿接受”绝症“，又去省城查，结果是一致的。
我得的是绝症，就是二十几年后的今天，医学界也无能为力。我除了离开她，不拖累她，没有别的选择。以她的善良，如果她知道我得了绝症，她会比之前更加怜惜我，而不忍心离开。可这样，我就耽误人家了。
我对女孩说，我怕担不起对她的责任，提出和她分手。和女孩分手后，也放弃了去县城发展的计划。我以等死的心，放弃了医生建议的治疗。
但我也心有不甘。凭我自学口腔科的经验，我开始自学中医学，拿着药书中的图片，让父亲上山给我采药。我找到镇上的土郎中方医生，请他帮助看草药。医者仁心，他愿意配合我尝试。为了治我的病，他一遍遍去邻县那些大山里，找草药供应商，寻药材。我每次抓药都只配三天的药，三天就要换方。每次换方，对照我的病情，和之前的药方，摆开医书，一味药一味药推敲琢磨，除去认为没有作用的，甚至反作用的药，增加新的药材，每一个药方，都要研究大半天。三年里，反反复复，有时添加一味药，病情就加重，有好长一段时间里，毫无进展。当时真的想放弃了，觉得活着太艰难。但是我有父母，我得把病治好。
他停顿了一下，视线转向窗外。他喝了一口水，声音很低，说道：那三年，从诊所到家里，六七里路，我骑自行车，来回四趟，风霜雨雪，雷打不动，为赶回去喝药。我母亲怕邻里说闲话，都谎称是自己喝药，所以知道我患病的人很少。
我的病好了，但错过了成家的机会，错过了创业的时机，错过了补办行医执照，没有了立足社会养家糊口的通行证。当我得知其他人都补发到执照，去卫生局请求补发，他们拒绝，说已经结束了，按新政策不能再补发。我流着眼泪恳求他们，我真想跪下来求他们。可是，他们是冷的。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当我需要社会体恤时，我没有得到。
听着牙医的叙述，我俩都沉默了。
“你的‘绝症’治愈也是奇迹，你把那些药方整理起来，可以攻克医学难关了。”杨主任说。
我是有过这个想法，但那些药方都放在方医生那里，我病好之后的第二年，他出车祸去世了。我去找过，没找到。牙医说。
分别时，牙医以这样的话和我们告别：我很喜欢我的职业，我很爱生活，我也很爱这个社会，但它们都不爱我。
两年后，杨主任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医疗规范化，没有行医执照的诊所一律查封，牙医的诊所贴上封条了！
牙医五十出头，正是发挥所长，服务于社会的好时光，却被剥夺了手术刀。
我们终究失去了一位技术精湛，富有专业精神的好牙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