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科室收了一个病人，94岁的老人，一身病，被其他科室拒收多次，强行安排来泌尿科。年龄和身体状况如此，已无手术可能。大家都明白，这样的病人进来，就是在医院等时间的。为此办公室里甚至发生争执，一个房间炸开锅：谁给他开的住院证？为什么收下了？别科为什么不收？

     但病人已经住进来，抱怨和质问都无用，能够用得上的治疗手段立即从医嘱开出，输送到病房。泌尿科里上一个患者死亡，还是2014年的事情，于是收入这个病人后，一层楼都处于心惊胆战的状态，一有风吹草动，就担心是不是人要不行了。

       入院两天，今早患者的女儿急匆匆的来喊人：“医生，来看看我父亲。” 白大褂快步进了病房，紧接着楼道里的护士们开始跑动，药品、仪器和医护人员塞满了房间，患者家属在狭小的空间里不停踱步。

       在病房门口遥遥看了看监控屏幕上的数字，心率只有22，我把头扭开，狠狠的咬一下嘴唇。

       我的状态已经比预想的要好很多了。我对于身边人离开的恐惧，早早的潜伏在幼年的噩梦里，在还什么都不懂的年纪里，夜里睡不着的时候盯着天花板，就无端端开始担心亲人朋友出门发生意外，越想越害怕，黑暗就变成会吃人的怪兽。

      原本的我是无法接受看着任何人离开的，但今日我知晓将要发生什么，也只是鼻腔里涌一股酸气，然后语气和表情立即恢复平静，有一溜于心不忍掀开井盖想逃出来，被我一脚踩回去。

      楼道里穿梭的医护人员从跑的变成走的，金属制小车载着器械推出来，我站在走廊里呆愣愣的望，知道时间到了。

       家属的很轻哭声透过病房的玻璃挡板，可我却如同在开阔地上突遇暴雨，铺天盖地，无处可躲。恍恍惚惚的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眼睁睁看着一个人离开人世。

       等到这一刻，老人真正走了，整个科室反而恢复了平静。所有设备和人员从病房撤出，留下呜咽的家属还守在床沿。查房，开医嘱，做手术，每件事都有条不紊的继续进行。不用再提心吊胆的守着12床了，医生护士都松一口气，回身就投入工作，没人再提起这个病人，仿佛他不曾来，也不曾走过。

       跟了一台输尿管镜的手术，下班等车，听在ICU和血液科的同学聊天，内容无非是昨天死了几个人，抢救了多少回，而今天又死了几个人。我在一旁听着，想到今天隔着玻璃门看见病危患者的心电监测从绿灯跳成红灯，突然意识到生命原来可以这样轻。

       在医院待着不过两周，宿舍里聊天的时候，都已经是一副见怪不怪的语气了。我们会抱怨天天跟手术又累又无聊，不明白应该寿终正寝的老人非要来住院，不理解已经没有钱做手术的患者为什么一定要花钱请会诊，有这些钱，不如攒一攒赶紧手术。看起来无视民间疾苦吗，也许是的，在医学这样专精的领域，双方信息获取极不对等是一条栅栏，而麻木是大敌。

       也许我们反复接触一些事情太多次，就会慢慢站的“太高”了。见得多了，或自以为见得多了，遇事已经习惯麻木，于别人而言千斤重的事情，与自己无关的，又见多了，就轻成一片羽毛。

      感觉自己正在慢慢滑向麻木不仁的深渊，内心被触及的痛感，又在将我拉扯回来。

       “一定要记得站低一些”，我想，用敬畏与爱看待生命，我的确应该站的更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