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母亲的记忆，在我总是连不成片的，只有零星的几段供我享受，偶尔有老人讲起，就是给我过年了。
尽管过去了四十一个春秋，母亲逝世后至下葬的三天间，一些事，一些人，我还记得乃至清晰如昨。也许，只有记录下，才能忘记；那我就遵从了我的意识，记录下来，以供忘记。
母亲去世的那天，阳光很好，天气也暖和，早上还有霞。那天的样子被我刻了下来，留在脑中了。
爷爷可能守在我身边很久了，或许是一夜；见我醒来，先嚎了一声，把我刚才的梦都吓跑了，老脸上的泪水很快就被皱纹划碎消失了，说，你妈，临明时，死了。
死是个什么概念，我还不是多清楚；那时候太瓜了，尽管再过十多天我就要过九岁生日了；往年的生日，母亲是要给我炒一个鸡蛋吃的。想想那天能独享一个鸡蛋，心里是美成花的。
我没有哭。也没什么话。出了饲养室往家里走。
冬天早上的太阳晃我的眼，我一个人往回走，象每一个上学的早上一样；不一样的是，今天不用去学校，因为，我妈死了。
回到家，进了前屋，两个白蜡的光直打我的眼。谁把我揽入怀中，哭出声来。又是谁给我穿了一件白褂子，又在我头上绑了一条白布，两端摔下来，如我的身高。
我也哭了，我是被大人们的神色吓的，我害怕，就小声地泣着。大人们是怎么了？！
冬天的太阳光越过街那边的老房子，透过我家的木窗，投在屋里的土地上，空气的尘土被放大了，象无数的鬼魔在飞。
我怕极了。屋里连我，母亲，在内就三个人。记不起那个人是谁了。桌上的香的味道我很排斥；四十年后的今天，依旧排斥。
听人说，昨晚用了最后一个方子招母亲回来，还是不灵：数了108个豌豆，丢一颗豌豆就喊一声母亲的名子，冬日里黑夜的喊声吓得整条街都静寂了。
母亲躺在一张宽的木板上，身上被两道红绳子和木板捆在一起，那张木板日后变成了我的恶梦，什么时间看到它，我就会发抖，一直到十几年后它无故消失了。
母亲脸上盖着蒙脸纸，那纸静静地，那是稍有一丝风就能动的最弱小的纸啊。
一整天，我都盯着那张看，我盼着那纸飞起来。
前屋也在日后变成了我的恶梦，在那以后的六、七年间，太阳落山以后，过前屋我都是飞跑着穿堂而过。
上午，天忽然变了，有一股灰云是从山上刮过来，把街上的人都刮回了家。舅家就在南山下。
忠贤爷把我抱起，放在自行车的大梁上；车后座上夹了一摞白布，说，给你舅家报丧去！
一路上，忠贤爷给我教去舅家报丧的礼法：到了舅家门口，跪到就哭，等舅家有人出来扶你，才能起来。
冬天到了。河堤上的风加着河水的冷气吹得我的脸、手冰凉。冬麦在等一场大雪做被子，现在却在瑟瑟地抖。在今天，母亲们会给孩子换上过冬的棉衣的，之后，会臃臃肿肿胖上三个多月，直到桃花开。没有人知道，从这个冬天起，十三年头冬天，我都没穿暖和过；都要从北风吹落尽院中所有的树叶开始咳嗽到来年桃花开，燕子来。
那天，外公没去上工。几天前，外公趁着黑夜来看过他的女儿，他知道病情严重到什么程度，也知道不是人力能为了。没等我跪下外公就把我弄到了他的烧炕上。忠贤爷在给外公讲，什么时间倒的头，棺材如何如何，寿衣怎么怎么……外公只点头，只说嗯、嗯、嗯。
从外公家出来，忠贤爷推着车子，我跟着，走列石，过沣河，过河时，我发现了一条鱼，我不敢说我要逮它；路上，忠贤爷怪我哭声太小，像女娃一样，报丧的长子是应该嚎啕大哭，惊动四邻的。我不说一句话，我做不到。
过了沣河，是三姑奶家，忠贤爷和三姑奶及三姑父爷谈，后天几时入殓，几时发丧。三姑父爷在轴承厂工作；在三姑父爷家后院的鸡窝上我发现了一个轴承，我揣在口袋里；我可以在小朋友面前炫耀了――我有一个非常好玩的玩具了。
回到家时，是下午两三点钟。
母亲脸上的纸，还是一动不动，我不看那一张纸了，我要去操场；操场上正在有一场激烈的篮球赛。我在操场边的倒塌了的已被人踩得光滑的墙跟下找了一个地方半蹲下看。
球赛很精彩，球场两边都是人，大都穿着黑色的褂子，只有我是白色的，太显眼，太好找见。
永娃伯一眼就在人群里找见了我。他招手向我，另一只手拿了两个约一尺长的一头削得很尖的木橛。我走到他跟前，他说，要给你妈造新房子，咱去看看哪块地好。我竟有了几分喜悦，有新的东西，无论是什么，就象希望和明天一样，总是让人期待和幻想美好的。
永娃伯带我出了村东，带我走在两边是麦田的往东河去的路上，带我上了沣河堰。我疑惑了，住在这儿？一个人？母亲不孤独吗？
这是一处队上将要新开辟的坟场，在河堰外，再朝东走过四五百米的田地就到沣河了，不过那是要下到两三米坡下的。
太阳把最后一点光洒在河堰的白杨树稍上。永娃伯手搭凉棚看定夕阳的方向，再望望脚下土地的某一个点，如此反复了三次后；弯腰把一个木橛戳到河堰跟底下。当另一根木橛再次戳到麦地里并和第一个木橛拉开两米多的距离时，柔弱太阳和两根木橛正好在一条线上。永娃伯说，这个方向最好了。我高兴于母亲的有新房子住，又不解于为什么是她独住呢？！
当天晚上的事，记不得了。
第二天发生了什么事，也记不得了。
第三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事，也记不得了。
只记得，大约十点多，在家门口的街上，我跪着；前头有一张条桌，条桌上燃了两支白细蜡，两支细蜡中间的香炉中插了许多高低不齐的香。香头在北风中忽明忽暗的。条桌后面，是一具新漆的黑棺，我知道，母亲在里面躺着，眼没闭实地躺着；有人在多年后给我说，母亲的眼是滴了血出来的。。
要起灵了。如斗的瓦孝盆，我端起来都难，更别说要摔个粉粉碎了。
农民叔――三姑奶的大儿子叫农民，农民叔端起了孝盆，旁边有人说，在娃头上绕三圈；我低头跪着，农民叔，叭地一声替我把孝盆摔在了地上了；砸碎的样子比我想的要好。
我记着农民叔的这个好；他死的时候，我放下了他对三姑奶不孝的事实，作为他舅家的唯一传人参加了他的葬礼，算是还了他的人情。
在我给抬材（抬棺材的简称)的磕下三个头后，母亲被抬到那块经我看过的土地里埋了。
母亲的最后三天，应该说有许多人，但我只记得忠贤爷，永娃伯，农民叔。
那三天中的事，我只记这么些；四十一年来，一分未减，一分未增。
母亲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消息了么？！
有的。后来不久，有人偷偷告诉我，菊凤妈说，一天，她们在农田干活休息期间，有一只白色蝴蝶在她们身边飞了好久，不肯离去；有人说，那是“静平”在和我们打招呼呢！。
所以，一直到现在，我只要看到有蝴蝶在我身边飞，总会在心里问自己，这会是我妈来看我吗？！
再过一个月多，就是自己的五十岁生日；今天独坐时，忽然想起还有一篇写了七年前未完成的文字，就翻出来，拽着记忆录完。
噙着泪行走的孩子，容易长大。
此文前半部分写于七年前的陕北，后半部分写于二O一七年十一月五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