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摘自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自1949年8月，最高领袖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将钱穆先生定为“反动文人”，将其推向人民的对立面。他的一生与政治浮沉纠缠不清，这都与他这个文人所持的文化信仰与个人秉性息息相关。钱先生幼时聪慧，在学业上勤勉苦读，这种求学态度伴随其终生。他自从中学辍学后，自学成才。1930年在《燕京学报》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考》，其考据严谨、论证严密，驳斥了康有为关于汉代学者刘歆伪造《毛诗》、《周礼》、《左传》等古文经的说法，解决了今古文经长期以来的纷争。当时的北平高校都遵从康有为的学说，先生此文刊出后，各高校的经学课为之停开，足见其学术观点影响之大。自此先生声名响彻中国士林，影响了不少青年人。
在1937年，中日爆发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危在旦夕。钱先生随高校迁往西南一隅，在此期间用一年的时间写出《国史大纲》一书。他对中国文化极有信心，认为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必定胜利。这番言论在同时代人中可谓一鸣惊人。他说：战争是一个总体性的行动，除了物质力，还有文化力、道德力、民族力。他试图通过编写中国人自己的历史，让国人认识自己的文化，重新认识和思考自己，从文化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审视自我承担的责任。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将传统文化视为导致中国落后挨打的阻碍因素，也让国人失去了对中国文化的信心。而钱先生此刻正是将中国文化的优点和长处传播给年轻人，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祖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唤醒国人的认识。全盘西化、否定自身传统，对本国历史的认识就会陷入一种虚无境地，更无从谈个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他有着坚定的文化史观，他的“温情与敬意”史观也足可见他对中国文化的自信。
先生著书立定时代背景，因时而作，对现实的政治社会生活有极大的关注。这从侧面提示我们青年人要对现实社会要有关注。如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看到的是林林总总的新闻报道，而在看到这些现象背后，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什么？有没有看到自己在当下的生命安放之处？就如战争终究会过去，但战后的建设都是靠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受了良好的教育，才能将自己的才华用在祖国需要的地方。疫情也终将过去，我们不仅要反省这场灾难，更要反思我们自己的行为与这个世界的联系。
“我们学历史，要先懂得历史上的故事，一切事情要客观的来看，来想这故事中的人物，他的一切言论和行为才易了解”。历史从长远说可说到人类未知的蒙昧时期，从短期来说则可说到我们自己的当下，当下的我们进行的人类活动，也许会成为后来人研究的对象。
钱先生在香港辗转期间，联合诸多同仁创办新亚书院，使得中国文化传播在此得以续脉，也给当时在港青年指一明路。正如片中所讲的“大部分的人，他不认识这个时代，只能追随这个时代”。钱先生创办新亚书院认清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坚定为中国文化续脉而摇旗呐喊，他的著述也表述出自己的义理性自信。办学条件艰辛、物质生活困难等都没难倒他，相反在他的生命中，彰显了充盈的生命力。他的努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如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耶鲁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在定居台湾时期，先生笔耕不辍，完成《朱子新学案》、《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等著作。在内地文化运动冲击中，他一直在关注大陆的社会情况，注视这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国度的未来走向。在“素书楼风波”中，体现了自己的高度理性和高度生命理想，人生一生在选择，一生进退有度。在即将搬走前，还专注的与弟子讨论中国的出路何在？这种学人精神，在今天看到亦是让人为之敬仰。
钱先生坚持传统，发现传统文化的长处和优点，而不是跟随时人一味批判否定。他是开放性的学人，坚持史学的多样性，对知识的态度也有怀疑、批判、分析之类的精神。他不是那种“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而是始终关注国家的命运，他一生都有这种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情怀。从钱先生的一生我领悟到，读书人不仅仅只是为了做学问，而是要做有知识有信念的人，将自己求学的高度立起来，再去俯瞰人生，终将拨雾见明。我们现在所学的中国文化，都是像钱先生那一代代的文化义勇兵传承下来的，他们将中国文化做到实处，活出了自我的尊严和生命的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