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个星期，我参加了三次葬礼，逝者分别是结拜兄弟的父亲、公司同事的丈夫、同业朋友的父亲。
兄弟的父亲，享年54岁，国家公务员；
同事的丈夫，享年39岁，财务工作人员；
朋友的父亲，享年61岁，无业。
为什么同时讲到这三个已故之人呢，因为他们都是猝死。
兄弟的父亲因突发脑溢血，四天内辗转三个医院后，在省内最具权威的医院动了开颅手术，但大夫最终还是在手术之后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去医院看望他的时候，刚刚30岁的他，满脸胡茬，形容枯槁。一个身高1米85的壮汉，蹲在人满为患的医院角落，像一个落魄的流浪汉，绝望的干等着父亲在ICU里面断气。
朋友的父亲逝世的时候，只身一人在老家生活，当邻居发现他时，身体已开始变冷，而朋友当时正在600公里外的地方工作，朋友的母亲在他身边带娃。我不能想象朋友一路开车回到老家的过程中，怀着何种心情和滋味。
同事的丈夫在一天上午突然昏倒，然后被紧急送到医院。同事接到电话的时候整个人差点瘫坐到地上。我们几个人一起开车把她送到了医院。抢救了6个小时，她丈夫最终没能抢救过来。同事今年刚刚34岁，孩子才3岁。我们看着她坐在医院的椅子上极力压低声音地哭，却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安慰她。
早在二十出头的年纪，我就设想过父母作古的境况下，我该如何面对。但种种设想都没有结果，因为一旦想到我会没了父母，就已经难过的不能自已。
而近期参加的几次葬礼，都在提醒我已经到了很容易失去亲人，甚至是失去自己生命的年纪。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活了三十多年，好像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活着意味着什么，而死亡，就更加无法捉摸和参悟了。
王羲之在惠风曲水中感慨“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想必当时也冥冥中体悟到生命终有归期，且不受自我意愿的控制。生命必有终结，那终结之前的过程，意义何在呢。一旦入土，生前的财富、地位、名望、感情都将一并无踪无影，奋斗也好，消极也好，尘世间的种种态度，都不免成为一种无望的挣扎。
以种族的角度来看，生命的目的在于繁衍和传承，保证种族得以延续。作为人类这个种族的个体，个体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个大前提面前，就显得不值一提。个体偶然性的存亡，对于种族的整体其实是无关紧要的。这样想，好像除了生育下一代，活着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真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想法。借用塞林格的话说：我们确实活得很艰难，一要承受种种外部的压力，更要面对自己内心的困惑。
虽然想到了这种地步，我也并没有纵身一跃从27层的楼里跳出去。对死亡和痛苦的恐惧让我想要好好地活着。
无论生或死，都是自然的选择。达尔文是这样想的，我也是这样想的。
作为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一生中夭折了两个孩子，而他自己在30岁之后也进入一种疾病缠身的隐居状态。生命对于达尔文并不友好，他对自己生命的理解，恐怕并不如《物种起源》中的那么具有科学的逻辑。按照他自己的理论，个体的生死都是自然选择，淘汰劣势的个体，保留优势的个体。但夭折的孩子和疾病缠身的身体还是让达尔文饱受折磨，倍感困顿，甚至在科学协会准备宣读他的著作的时候，都丝毫没有兴趣参加，因为那时候他正在埋葬他因为猩红热而夭折的第二个孩子；面对缠身的恶疾，达尔文不断地寻医问诊，渴望得到完全的治愈，并采用了许多今天看来骇人听闻的治疗方法，不过多年的治疗并没有环节达尔文的痛苦。理性上，达尔文深信生命的自然选择理论，感情上，达尔文却在不停的同自然的选择做抗争。
及至临近人生的终点，达尔文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对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感到满意和幸福，但生命真的让我感到厌倦”。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接受自然的选择，在自己的庄园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