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春秋评价
春秋是鲁国的一部自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后又续至十六年）共二百四十四年的不完备而可信的编年史。
第一为什么说它可信呢？以天相而论，春秋的记载可信。以近代和现代天文学的发展，不但能推测未来的日食，还可以追溯古代的日食。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朔、十月朔的一连两次日食，又二十四年的七月朔、八月朔的两次日食，相连两月初一而日食，前人叫“比食”，虽然有这种可能，但在一地两次都能见到，可能性没有。尤其在前一次全食或环食之后，决不能于下一月又发生日食。因此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初一的日食可能是误认或误记。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的日食，可能是错简。除此二次而外，实三十四次，而三十三次是可靠的。这是古人所不能伪造的。又如《春秋》记载有“星陨如雨”（庄公七年经），这是公元前687年3月16日所发生的天琴星座流星雨记事，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记载。不是当时人看到，当时史官加以记载，谁也不能假造。还有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也是无法假造的。由于春秋有关天相的记载，根据近代和现代天文学家的研究，证明它基本上是真实的，也就证明春秋作为历史资料是可以相信的。
其次，由于彝器和古代文物不断地发现，很多能和春秋相印证。这在本书注中引用不少，也就不重复。
又其次，两晋以至唐宋人所引用的《竹书纪年》，也有能和春秋相印证的，本书注中都加引用，然而所引不多。为什么呢？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三十一“八年晋文公卒”条说:“纪年为晋、魏之史记，其原本录晋、魏之事必详。宋初传本只记其异于左氏经。传者，以备稽核；其同者则不录。而唐以前诸事征引又皆取春秋经、传，而不引纪年。故纪年之同于经、传者多不传于后。如文公之霸业，纪年岂有不详记者，而今皆不见，即此之故。若史通惑经篇、唐书刘贶（kuàng）传所引，皆其仅存者矣。”
我认为这话有一定道理。也足以说明春秋之可信。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说:“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其纪年篇……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法也。……略举数条，以明国史皆承告。”
刘知几《史通·惑经篇》也说:“竹书纪年，其所记事，皆与鲁春秋同。”
这些都是确凿证据。一则证明春秋史料的可信；二则证明孔子未曾修，更未曾作春秋。
第二，为什么说它不完备呢？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古代史官本来纪事简略，宣公二年，晋灵公被赵穿所杀，其中有一段经过，而晋太史仅仅写“赵盾弑其君”五个字。鲁太史才根据通报写作“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而与具体情况，一字不写。而且实行杀晋灵公的是赵穿，为什么太史归罪于赵盾呢？这一道理，春秋也不曾提及。同样，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杀掉齐庄公，其中经过更为曲折，也有丑事，而齐国太史也仅仅写“崔杼弑其君”五个字。鲁国史官才根据齐国通告，补上被杀日期和齐君之名，写为“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篇论纪年说:“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可见这样简略的记事，是当时各国太史的通例。这种大线条的书笔，连个轮廓都不完全，无怪乎桓谭新论（此书已佚，严可均全后汉文有辑本）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以上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春秋记事，可能本不完备，又加上后来抄写有遗漏，因之有不少地方使人难以理解。
以日食为例，在春秋隐公至哀公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在鲁都可见到的六十次以上，春秋记载仅一半。那一半就没记载。纵使日食那天逢密云或大雨，也不至于不知是日食，可见失记的不少。……
（三）春秋评价
春秋是鲁国的一部自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后又续至十六年）共二百四十四年的不完备而可信的编年史。
第一为什么说它可信呢？以天相而论，春秋的记载可信。以近代和现代天文学的发展，不但能
推测未来的日食，还可以追溯古代的日食。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朔、十月朔的一连两次日食，又二十四年的七月朔、八月朔的两次日食，相连两月初一而日食，前人叫“比食”，虽然有这种可能，但在一地两次都能见到，可能性没有。尤其在前一次全食或环食之后，决不能于下一月又发生日食。因此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初一的日食可能是误认或误记。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的日食，可能是错简。除此二次而外，实三十四次，而三十三次是可靠的。这是古人所不能伪造的。又如《春秋》记载有“星陨如雨”（庄公七年经），这是公元前687年3月16日所发生的天琴星座流星雨记事，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记载。不是当时人看到，当时史官加以记载，谁也不能假造。还有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也是无法假造的。由于春秋有关天相的记载，根据近代和现代天文学家的研究，证明它基本上是真实的，也就证明春秋作为历史资料是可以相信的。
其次，由于彝器和古代文物不断地发现，很多能和春秋相印证。这在本书注中引用不少，也就不重复。
又其次，两晋以至唐宋人所引用的《竹书纪年》，也有能和春秋相印证的，本书注中都加引用，然而所引不多。为什么呢？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三十一“八年晋文公卒”条说:“纪年为晋、魏之史记，其原本录晋、魏之事必详。宋初传本只记其异于左氏经。传者，以备稽核；其同者则不录。而唐以前诸事征引又皆取春秋经、传，而不引纪年。故纪年之同于经、传者多”
“不传于后。如文公之霸业，纪年岂有不详记者，而今皆不见，即此之故。若史通惑经篇、唐书刘贶（kuàng）传所引，皆其仅存者矣。”
我认为这话有一定道理。也足以说明春秋之可信。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说:“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其纪年篇……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法也。……略举数条，以明国史皆承告。”
刘知几《史通·惑经篇》也说:“竹书纪年，其所记事，皆与鲁春秋同。”
这些都是确凿证据。一则证明春秋史料的可信；二则证明孔子未曾修，更未曾作春秋。
第二，为什么说它不完备呢？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古代史官本来纪事简略，宣公二年，晋灵公被赵穿所杀，其中有一段经过，而晋太史仅仅写“赵盾弑其君”五个字。鲁太史才根据通报写作“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而与具体情况，一字不写。而且实行杀晋灵公的是赵穿，为什么太史归罪于赵盾呢？这一道理，春秋也不曾提及。同样，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杀掉齐庄公，其中经过更为曲折，也有丑事，而齐国太史也仅仅写“崔杼弑其君”五个字。鲁国史官才根据齐国通告，补上被杀日期和齐君之名，写为“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篇论纪年说:“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可见这样简略的记事，是当时各国太史的通例。这种大线条的书笔，连个
轮廓都不完全，无怪乎桓谭新论（此书已佚，严可均全后汉文有辑本）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以上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春秋记事，可能本不完备，又加上后来抄写有遗漏，因之有不少地方使人难以理解。
以日食为例，在春秋隐公至哀公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在鲁都可见到的六十次以上，春秋记载仅一半。那一半就没记载。纵使日食那天逢密云或大雨，也不至于不知是日食，可见失记的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