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传玉
前言
本文分别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一级专业学术期刊《社会学研究》暨官网。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知识服务平台旗下的《慧科研》论文网。为笔者《知青斯氏人格》和《知青人格变异录》系列篇。主旨探究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半个世纪后的知青族群精神状态。以及“后知青时代”里不同样态的知青人格行为。籍以思考中国当代历史中，知青这一特殊族群的异样人生。
知识青年简称“知青”。
源于毛泽东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号召发于1968年12月22日。被直点其名的知识青年，为彼时全国各地城市在校初中生和高中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简称“上山下乡”。举国俗称：学生下放。
首批离城知青，为66届高中生和67、68届初中生“混编旅”。称为老三届。奔赴各地多在1969年初。随后是69、70、71届“第二混编旅”。被称新三届。此后逐年下放。直至1977年最后一批（个别地区延伸到78年初）学生离城，“上山下乡”运动终止。
持续十年前赴后继去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他们的知识在什么水平上？
拆封历史实况：1966年在校的高中班和初中班：无一例外被开启于当年5月的文化大革命卷入“停课闹革命”。学生秒变红卫兵（出身差的靠边）。参与各种游行批斗打砸抢。去各地大串联。直至1968年秋陆续“复课闹革命”。回校仅仅几个月，老三届就响应号召下乡了。名义高中生的，实则是辍学生。同样停学两年多的初中生，复课后多以“老三篇”及语录选集为教材。之前的基础生化物理课取消。且大多课时以学工学农为主。浑浑沌沌混到所谓“毕业”，即步“混编旅”后尘打铺盖走人。彼时没有机构对他们的知识状况做测评。文革结束约20年（1995），上海有项针对返城知青文化状况的抽样调查：
A.约有41%之众，仅有略高于小学文化水平（多指下放前初中群落）；
B.约有39.5%之众，未突破原有中学教育水平（多指下放前高中群落）。
回城二十年，尽管期间有恢复高考和应运而生的各类业余自学，仍有八成知青基础学识呆滞，惜于特殊历史遗患。没攀上进修末班车的，转首人至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接连面对下岗潮。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就不跟了。抽样数据符合帕累托（Pareto）二八概率。
半个世纪后，某地知青聚会上，一老知青自述儿子和自己贫嘴：他让儿子帮忙调手机。儿子边调边调侃老子：“就你们，也叫知识青年？除了认得男女厕所，没看出知识在哪啊？”
老知青五味杂陈：知识青年是毛主席赋予的。在孩子眼里咋成了认俩字没知识的文盲？
知识青年是个普通名词。就如懵懂少女。属状词。从知识青年中分离出的知青，其“状”就不同了。就如老川军中的“双枪兵”。同是行伍人，此兵非彼兵。是特指族群。依如师范中专生的毛泽东可叫知识青年，不能叫“知青”一样。知青是专属名称。附有特殊定义。
那，知识二字该怎样定义？汉语词典载：知识，乃学习（学历）与阅历之和。
博士学历支边17年的文化学者鲍鹏山不甚苟同了：学历+阅历=知识，定义不太科学。学以能否致用，历之能否借鉴，知识应包含应用价值准则。显微镜下：屎含一百种营养成分，是所学；屎不能吃，是认知。知其然，不思其所以然，不用以作为然，乃知而无识。知而无识无异无知。学历和阅历可内化知识，≠能扩展认知。是认知能力体现知识水平。
回到主题：前后十载离家远赴的知青，所具知识会否作用于他们的认知能力？或者说：知青的认知能力，是否基于他们所学知识内化的结果？为何说知青的知识是谜题？窃以试究。
Ritual Exile？
依着学者博士语境捯饬定义概念，太饶舌。
以八成知青的大白话说：所谓知识，所谓认知，看一个人面对事情的态度，就是。
尤其对自己经历过和做过的事。无论是甘心情愿地做，还是迫不得已地做。
知青如何看知青历史，如何看自己的知青人生，亦同彼理。
一生走来，所经所历，耳闻目睹。说别人的不好说，说自己亲历的，总能说清楚吧？
未必。
说未必，并非指“只认得男女厕所”的八成知青。自然包括另外二成。特别是二成之上的二成。即所谓“文化知青”或“精英知青”。后二者尤当聚焦。
依据何在？
上山下乡结束逾半个世纪。知青们从回城到老去，庞大群体无时无刻不在咕叨那个年代：七嘴八舌里早就分出了什么无悔派，有悔派云云。起初是文学圈领衔。知青题材占据了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重要板块。后来各地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知青角，知青之家、知青联谊会、知青文学社团等等。所谓有悔无悔，小处：见各类自发小团体的各持己见。一起说当年：话不投机半句多。话投脾气一起喝。网络时代到来，小团体的规模和格局出现分野。会掰活能白相的，升格为名头不一的“知青研究会”。配以知青网站，旗下内刊。宏大叙事纵古论今。要“弘扬知青精神，传承知青文化”。日常唠叨的小圈圈则筑穴为巢：转为各类网络社群的碎碎念（金宇澄的《繁花》最初就是在“弄堂网”连载出街的）。别小看了蚁穴般的QQ群微信群。十年上山下乡递次堆积的知青总量，（依主流语境）一二千万之众分化为数十万个大小群落，屈指可算。大有大的排场，小有小的精炼。有民有官，贫富不一；五行八作尊卑共济。如此热闹下，知青人看知青，看知青历史，就一清二楚了？即如所谓无悔派，有悔派？（起哄架秧子的说十派都不止）。长于思考的知青多能发现：叨叨几十年，“知青是啥”这个根本问题，几乎乏人问津。依如哈姆雷特的灵魂之问“我是谁？”当问不问且不以为然。
是否应了鲍博士的“知其然，不思其所以然”？知青们自忖。厘清“知青是啥”再说有悔无悔。至少言之有处。亦即俗话所说的先有鸡后有蛋。包括“知青精神”“知青文化”。不确定“知青是啥”，说啥都是无本之末。是无卵议鸡。是常识。“文化知青”们不妨翻查，大凡挂有“研究会”名头的，自我介绍不标有“传承知青文化，弘扬知青精神”，不啻于是菜鸟知青。（特别是有官方背书的研究会）年会一届一届，口号递次升格：逐步提级跨阶为“传承和发展知青文化，宣传和弘扬知青精神”。高屋建瓴，旗帜鲜明。让小圈圈们小眼瞪大眼。弘扬也好传承也罢，说话人都快行将朽木了，还不知道自己是谁，不能说不是个趣象。
“知青是啥”没确定，就这精神那文化的，难免给人蹊跷感。确定“知青是啥”，当然不能是人云亦云的。就如知识一词，是辞典里能查到的。是有定义的。牛津词典收录了“dama”大妈一词。咱们的《新华字典》里有没有“知青”？“文化知青”们也不妨翻查：截止2022年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诸如网红，群聊，碳达峰，等网络新词被收录其中，“知青”一词未见染纸。
“网红”都入典了，知青还属民间口语。不知“文化知青”们知者几人。论能闹腾，博眼球，“网红”是小小巫见老巫。破四旧立四新，三忠于四无限。砸烂一个旧世界，轰轰烈烈下乡去。小巴拉子们听着像听天书。知青是老“网红”的父母辈；是小“网红”的爷奶辈。今天的日子少了老巫们会咋样？——这边葬送蒋家王朝，那边进入小平时代？就是唐相李林甫哈布斯堡王朝鲁道夫四世，都没尿性敢编得出来。掐了这知青一骨碌，神州华夏的当代史咋写？既然掐不掉，“知青”咋还连个官家字典都进不去呢？
无须继续延展。混了大半辈子为啥没入典，不是本文要说的。要说的是：官家都没给你定义，你说自己是这派那派，这精神那文化的，是否有些忍俊不禁？你一定要说知青是个啥，你觉得你说的算数么？“主旋律”没确定你是谁，你连“精神文化”都冒出来了，说是你知识水平的现实体现，不是张冠李戴吧？
掰活“精神文化”等高屋建瓴的词儿，若是知青以外的主儿咂摸出来的，可莞尔一笑。连个先有鸡先有蛋都没闹清进哪门出哪门，就自撸自嗨起来，后辈们让你去认厕所，与你识字多少无关。与你的学历职称官衔财富无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常识。抱着无根之木，捧着无源之水，就信誓旦旦地要发展要弘扬，是你认知状况的现实写照，并非虚言。
无卵之巣，雏以何孵？对冠以“研究会”头衔的“精英知青”们，更应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常识了。无本之末，就是凭空捏造。是有词典可查的。是有定义的。至于缘何生出了言之凿凿地“传承”“发扬”，属另外一个话题。本文关注的是，“精英知青”们的知识属于什么水平，认知介于怎样的状态。
常识是：不论是“只认得男女厕所”的，还是“精英知青”们，不可能不知道——
知青不是一个绰号。不是某种职业名称。也不是某类学历或工种代号。更不是某个政治派别（如九三学社）。但他们是：以集群模式，在长达十年时段里被程序性地遣散异地的，仅受过基础教育的中学生群体。被集群式遣散的学生，定义了他们是不具有自由选择在一地存在意愿的族群。在人类族群概念上，他们属于哪一类性质的社会群体？换成大白话：他们到底算哪一部分的？
人类进入AI时代。大数据推衍出许多禁词，于典无载可以理解。难言之处不言难，AI时代问AI。先把“知青是啥”厘清，再看自己的知识和认知，或能言之有物。
DeepSeek回应：如果一定要在人类学谱系里找一个位置，他们（知青）最接近的模型是“仪式性流放者”（Ritual Exile）。前后十年里，“仪式性流放者”（Ritual Exile）族群被遣散的数量，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学生）族群异动。（附图）
你没看错：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亦即说，古今中外，没有之一。
百度文心对“仪式性流放者”（Ritual Exile）被遣散的定性是：
是一场由国家权力推动，以领袖号召为“响应”的强制性迁移。无论人数规模，持续时间，抑或社会渗透深度上，（人类历史）无出其右。
你没看错：（人类历史）无出其右。亦即说，上下五千年不曾出现的。（附图）
DeepSeek和百度文心给出的数据比率，自然是它们“智能”存储和推衍的绝对值。
DeepSeek对“仪式性流放者”（Ritual Exile）的注释是：
该词根植于传统宗教学与《宗教人类学》。是其中“仪式性驱逐”的延伸表述。直观解释是：“仪式性流放者”出自“仪式性驱逐”。所谓“仪式性”即是：让“驱逐”行为在风光夺目的理由下实施。比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高瞻远瞩的最高指示，把“仪式性流放者”（Ritual Exile）被“驱逐”的仪式感，拉得满满。
无须讳言，现实语境下，类似“流放”“驱逐”等词汇，是被忌讳的。尤其用于对知青历史的回望。知青一词至今徘徊于典外，是否与之有关，不得而知（期待未来有专家作专题研究）。本文关注的是：上述种种蹊跷所呈现的，与知青知识和认知相关的谜象。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仪式性流放者（Ritual Exile）”族群，在经受“驱逐”之余，还能衍生出诸如“流放者（知青）精神”和“流放者（知青）文化”来，是迷之焦点。在沦入“流放”的日子里，真若生出大义凛然的苏武牧羊式情怀，倒也不枉是一代知识青年。偏偏生出“无卵之雏”式的精神文化，且要煞有介事地传承弘扬，就难掩惑疑：是知青族群与生俱来具备的特殊异象，还是在结束“流亡”后出现的“仪式性流亡后遗症”？
若是前者，这个族群可能是先天就具备了舍我其谁的“圣婴基因”；倘为后者，大概率像是“仪式性流亡”造成的“巨婴脑后遗症”。二者虽皆为异象，现代认知科学都有方法甄别和鉴定。离奇就在一体二象。且会来回切换。即在“圣婴”和“巨婴”间往返交替。依如现实中大多老知青，每提下放，便述之苦大愁深。转而又有因祸得福的庆幸：“人虽掉进沟里，但也锻炼了忍受脏臭的毅力。”转换为“精英知青”语言，就是凡事都要一分为二看；坏事也能变好事；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而后归纳定义为是：历史唯物观和辩证唯物论。——鲍博士的“屎含营养说”，在这里得到对应了。
回到主题：来回切换的“圣婴”&“巨婴”现象，基于知青们怎样的知识内化？
元认知缺陷（Metacognitive deficit）
百度文心定性是：元认知缺陷（Metacognitive deficit）。
元认知缺陷（Metacognitive deficit），出自美国发展心理学家约翰·弗拉维尔（John H. Flavell）所著的《认知发展》。其核心表述有三：1.无法识别自身无知；2.高估自己的理解水平；3.认知闭环。结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不是装不知道。是无法识别自身无知。无端生出无卵之雏，臆造无本之末，都符合上述三项行为指征。问题在：知青的“元认知缺陷”是怎么形成的？
高估自己的理解水平，好理解。自以为是。认知闭环，是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专业术语，释义很复杂。直白说，就是“豆腐坊里说豆腐”。豆腐一碗一碗豆腐。除了豆腐，概不予涉。
除开不知道自己没入典，不知道要传承和弘扬的精神文化是“无卵之雏”外，知青族群里“豆腐坊里说豆腐”的现象，俯首即是，举目可见。
例如大小规模的知青聚会，自演节目必不可少。下放周年纪念，回访下放故地，人数不在多寡。聚而必演之。亦歌亦舞里，“圣婴”“巨婴”状态恣意切换，现场毫无掩饰。
某城知青聚众回访原建设兵团。倾情表演中，在女知青集体舞《抬头望见北斗星》之后【整齐划一的当年着装：65式无领章草绿色军上衣+蓝裤子+无帽徽军帽（戴上红袖章就是红卫兵）】，一老年男知青上台朗诵自作诗句（操起跃马舞刀姿势）：
五十年前的今天啊
在那个火红灿烂的伟大时代
我们怀着无限的深情
扑向您的怀抱……
陪同父母回访的知青子女，指着诗朗诵者问：他现在还在农场吗？回：没等知青大返城，就顶替回城了。子女不解了：那他还作这种诗？他精神分裂吗？属于什么人格啊？
类此场景，笔者在《知青人格变异录》系列中多有列示。知青作家李薇薇（笔名蔷薇）亦有同论：“那些高呼‘青春无悔’的人，若问其后代是否再去插队，却集体失声。”对知青子女和知青作家的质问，自作自诵者是否知道自己所言所演匪夷所思？客观说，应是知道的。不然他不会没等到知青大返城，就逃之夭夭了。蹊跷就在：知道还要演。还要深情款款地舞，还要声情并茂地喊。众目睽睽下，无所避讳地演绎知非而为非。是无法识别自身无知，还是“豆腐附体”发功？若从知识的层面上审视，显然就文不对题了。
也与“有悔”“无悔”南辕北辙。
如文学圈将张抗抗，叶辛等知青作家划为“有悔派”；将老鬼，邓晓芒等划为“反思派”；将梁晓声先是归为“有悔派”，后来归为“无悔派”，再后来归为“歌颂派”，等等。所涉作家自己认不认账放一边，真实的知青历史是：压根就不存在悔不悔这码事。
悔的常识是：自己决定去做某件事，践行之后，才会生出无悔有悔乃至反思等认知。主观决定并实施是前提。做而后知为因果。此亦认知逻辑的基本关系。真实的历史是怎样的？做过知青的无人不知：一张名单公布出来，你愿走得走，不愿走也得走。由得着你决定？轮得着你后悔？包括无悔。可见不具前提的各种“悔”派，都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派。真实历史不存在的事，怎么就凭空生出各种“悔说”？且是半个世纪的击鼓传花。无论是高估自己理解水平，还是认知闭环，蹊跷就在：但与知青牵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现象随处可见。
纲不举，目不张：在“知青是什么”不确定前，所有对知青的论断，都无异于无根之萍，不再赘言。从各“派”作家作品反映的知青群体各类事态，以及研究会大学者们所列的各类“精神”“文化”个案中，都不难看出：五花八门的悲欢离合，形形色色的扎根标兵，都不过是“仪式性流放者”（Ritual Exile）大军里，被“驱逐”者之间各尽所能的泅渡姿态。至于不乏有自相鱼肉的“斗争”，无疑是极端环境里的人格变异，乃至人性变态。将知青历程文艺化标签化并分派论别，对整个知青族群而言，自是活灵活现地“豆腐坊里说豆腐”。特别是八成之外的二成，二成之上的二成，以及将“派说”上升到理论神坛和精神文化殿堂的“精英知青”部落，认定是他们知识状态与认知能力的现实折射，应非乡壁虚造。百般千般的“豆腐附体”，除去是对真实知青历史和自身角色的“元认知缺陷”印证外，无一不属掏沙壅河，排糠障风。如上所析，从知识层面上是难审视知青的认知状态的。
因为，所有看似结论的结论都难以定论。谜象就在：你以为纲举了，目就能张？
NO！知非而为非，乃一；知是而不为是。乃二。如果说“认知闭环”是一根筋地往一则转，同一个体（知青）或同一群体及机构（如研究会），乃一乃二的转圈似乎并不具规则性。
例如在全国数十家直辖市及省级“知青研究会”的宣传中，冠誉知青是“共和国脊梁”，“共和国长子”等名的，不乏而而。将知青与当代国史“捆绑”，自然多伴有宏大叙事基调。那，共和国是怎么说的？共和国对知青历史的处理，是基于怎样“纲”“目”关系？
先说个题外话：知青子女说他们父母是《新闻联播》的忠实受众，没有褒贬。近年主流喉舌播报韩国总统“内乱罪”案，老知青们不可谓不知。在大东亚族群区域内，“内乱罪”不是一般小老百姓能犯的罪。直白说，是统治阶层的“权贵族罪”。一旦罪成，“内乱头目”多是极刑天花板。跟随头目兴风作浪的各层级大小官僚多难脱刑责。且都不是轻罪（韩尹阁僚案判例可证）。更重要的关联是：“内乱头目”执政时的各种“朝政”，几乎无一幸免地要被“拨乱反正”。但凡被否定的，多会转为罪责。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成王败寇喽啰难逃。法槌落定，谁喊“无悔”，罪加一等。“研究会”的精英知青们也不可能不知道。
回到正题。要说的是：共和国也有“内乱”时代。
十年文革，连“只认得男女厕所”的知青都知道，是共和国的“内乱”时期。有必要正言的是：说十年文革是共和国的“内乱”，不是愤世嫉俗的口号。也不是哗众取宠的冠名。而是被共和国国政确定的。且是国文昭告，布知天下的。
1981年6月，十一届六次会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十年文革作出国政性定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注意关键词：1.由领导者错误发动；2.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定论文字在【决议】的第三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第18段）开言第一句中。明确划定十年文革——亦即“内乱”的时间界限是：“1966年５月至1976年10月。（确认）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注意关键词：建国以来。
共和国【决议】是国政，铁板钉钉。1978年10月，《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的通知》，先摁下了学生下放暂停键。两年后出台中发〔1980〕64号文件，正式开启全国知青大返城。上山下乡作为“内乱”时期重要的“朝政”之一，至此被彻底拨乱反正（连同右派走资派平反黑五类摘帽等等）。稍有认知能力的不可能不懂：【决议】定性文革“内乱”是纲；否定上山下乡是“目”。按理说，纲举了，该目张吧？否。
否就否在：各种要弘扬知青精神，传承知青文化的口号，以及“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之类机构，将知青架到“共和国脊梁”“共和国长子”神坛上的宏大叙事，占据着舆论高地。包括二成之上的二成“文化知青”。每临周年聚集旧地重访，都会作古正经地作文作赋歌之颂之。诵者慷慨激昂，歌者情意绵绵；吟者衷肠瑟瑟，舞者凤凰来仪。疑问就在：是怎样的知识让他们浑然不觉地混纲乱目？是怎样的认知让他们在“圣婴”“巨婴”间的恣意切换？
特别是将知青族群作为“社科研究项目”的高端理论机构，“学者”们正襟危坐地把知青历史“繁衍”出“知青文化”“知青精神”后，奉若圭臬地与共和国国史“捆绑”。频频发出与国政纲常相悖的信息。他们知不知道：自己的“不知道”在自然而然地外溢？要说八成的知青们不知道，倒也罢了。鲸呿鳌掷的“知青研究”泰斗们也呈现“认知闭环”指征，也莞尔一笑了。不说知识，不说认知，就说常识：被国政拨乱反正的当代国史中，有谁听说过“五七干校精神”？“走资派文化”？“右派历史研究所”？若果有，作为右派、走资派群体及当事者，会不会认为那是脑子短路瞎编杜撰？别人杜撰也就罢了，自己杜撰自己不存在的“精神文化”，并且觉得自己很睿智，很博学。恐怕也只能忍俊不禁了。
如某直辖市知青研究会在召开“知青精神与文化”专题研讨会《通知》里表述：“知青精神是知青群体内在素质的核心内容，知青文化是知青风貌的重要展现”。就连能“认厕所”的知青都会问：“知青群体内在素质”是什么？“内在素质的核心内容”又是什么？你凤翥龙翔，总不能言之无物吧？在十年“内乱”中，“知青风貌”是怎么展现的？继续深究下去，就没有答案了。
DeepSeek回应：在该组织公开的章程和简介中，并未为“知青文化”下一个精简、独立的定义。“知青精神”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官方发布的定义文本。另一渠道资讯说，上述所言，是该会副秘书长的会议发言。不代表研究会。（见附图）
现象的本质不在现象表面。在于现象是如何衍生的。对共和国“内乱”时期受以强制的“仪式性流放者”冠以“共和国脊梁”“共和国长子”云云，是不是想说：知青族群当年个个都是深藏不露，卧薪尝胆，枕戈待旦，厉兵秣马的大智大勇者？只待时机成熟，里应外合，而后胜利“大逃亡”？权以类此自我高潮式的幻念成立，那“卧薪尝胆”的环境你作何影射？另一面，在大返城开启后，包括诸多咬破手指写血书要“扎根XX一辈子”的知青标兵在内，人人恨爹娘生得腿短，个个比兔子跑得飞快，所谓“知青风貌”皆如此类？
回到主题。是怎样的知识，使知青族群（无论个体或机构）发出诸多与国政国史纲目混淆的理念？是怎样的认知，让精英知青们信誓旦旦地要将被“拨乱反正”的“内乱”历史弘扬传承？迷题多多，狐疑绰绰。由此联想到英国《牛津词典》。
牛津词典&知青斯氏人格&塔斯基吉梅毒研究的断想
百度文心有证：《牛津词典》收录了中国“知青”一词。
曰：作为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群体代称，“知青”被英文世界接纳为固定词汇。
“知青”英文单词即为中文音译：“zhiqing”。辞条定义是：“a young intellectual sent to live and work in a rural are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遣往农村生活和劳动的中学生）。
相信八成知青都能看出：人家没有添油加醋。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恰是中国知青自己，论及过往，要么语焉不详，闪烁其词；要么云山雾罩，宏大叙事。要么二者来回切换，前倨后恭。不说后辈奇怪莫名，你当事者若能自圆其说，也算是知识。
当事物及现象经不住逻辑常识推敲，当历史和现实被恣意荒诞演绎，无论个体还是机构（机构是人做的），用正常的知识和认知是难以对话的。只能从人格层面上去审视和思考。于是联想到了《知青斯氏人格》系列（为笔者拙作）。
知青斯氏人格出自“斯氏人格”。后者出自“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源自斯市一起银行劫持案。俩绑匪劫持四个银行职员对峙六日。后者获救后反为劫匪辩护。该国精神科医生认定是“受虐者对施害者的病理性依附”（Traumatic Bonding）。属“精神反向变态行为”。
此案广为人知。不作赘述。“精神反向变态”亦即人格变异。因案发斯德哥尔摩，简称“斯氏综合征”。当事者被控多日反觉对方应予获谅（是否甚至崇拜，不得而知），于情于法绝属意外。故称“斯氏人格”。意外之意，近似中国的“认贼作父”。基于受该案的启示，拙文对中国知青族群中的相似行为，谓之“知青斯氏人格”。
《知青斯氏人格》也多是从常态意识中作行为审视：即便非精神和心理专业的医生也看得出：“被遣往农村生活和劳动的中学生”中，类似朗诵“怀着无限的深情/扑向您的怀抱”的老知青，以及各类聚会上的文革歌舞，都比“斯氏综合征”当事人的“精神反向变态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前者是否属于“仪式性流亡者后遗症”，当由精神分析专业的学者们鉴定。本文始终关注的是：是怎样的知识和认知构成了中国知青的“斯氏人格”。
母版斯氏人格和知青斯氏人格的精神逻辑极具同轨性。但二者衍生的客观环境和社会背景却差异迥然。前者被劫是四个人。被控心路历程为六天。亦即斯氏人格“潜伏期”是六天。但知青的“认知闭环”不是六天。不是六年。是半个世纪。且后者的群体规模是“人类历史”无出其右的体量。二者人格变异的时空环境和群体指征等量相差数千万倍。天差地别的族群体量和历时之久的事件延伸，不同社会环境导致的精神逻辑变异，无论个体还是群体，除非用专业学科的临床跟踪观察数据分析，用惯常的学科认识方法去定义，难免浮光掠影。
中国知青族群半个多世纪的自说自话，自编自演现象，其所折射出的“元认知缺陷”（Metacognitive deficit）行为，若以一笑了之任由他去，无疑是该族群最大的人生不堪。
且不说要宏大叙事的“知青研究会”。放眼神州，数百个地级市以上城市中的“知青角”和“知青公园”，全副当年行头的知青聚会，连同互联网上N多家正式注册的各等知青网站，以及蚁量知青入驻的各类社群（QQ微信等）里，不难看到：日常闲聊，扎堆倾诉下放苦，掉过脸来就倾情演唱文革歌，跳忠字舞。弘扬传承念念不绝。无出其右且举目可见的中国知青族群“圣婴”“巨婴”切换行为，远不是母版的斯氏人格望之能及的。
不一类举。就问为什么？世界上所有事物及现象，无一例外地都有从因为到所以的过程。因为这样，所以那样。惟人格变异未必知因知果。知因不知果，或貌似知因，未必真知果的蹊跷，才是有研究价值的。现代科学探究事物现象，大多都是跟踪观察。医学界对活体标本临床观察长达数十年的，比比皆是。那么，有没有机构对中国“知青斯氏人格”的衍生及因果作跟踪研究？事实上“知青斯氏人格”是有共性指征的。诸如抛出不明就里的“知青文化”“知青精神”后，就是：不动声色地不知所云；不可思议地不以为然；不可名状地不着四六；不三不四地不约而同……类此“八不人格”足以从社会心理层面上作临床观察了。
英国医生研究（British Doctors Study）追踪吸烟与健康关系超60年；美国弗雷明汉心脏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追踪心血管疾病流行病学逾70年，至今仍在进行。触类旁通：举国N多家“知青研究会”，哪家能将诸如“知青斯氏人格”现象确立为机构研究课题，或者反证“知青斯氏人格”是否存在。是否属于“受虐者对施害者的病理性依附”（Traumatic Bonding）的“精神反向变态行为”。相信其历史价值决不逊于“弘扬传承派”。
要说的是：对特殊状况下的社会群体心理研究，时下国政也是鼓励的。2024年施行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中明示：对突发事件中精神和心理受到影响的当事者和群体，支持实施心理评估、开展心理疏导、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等心理援助工作。或有人问：十年内乱中的上山下乡是否属于“突发事件”？此问本身就具有研究价值之所在。如上所述：知青斯氏人格的“潜伏”期，不是六天，不是六年，是长达半个多世纪。作为被国政确定的“内乱”时期“朝政”，算不算“突发事件”，探究看。就算作第二次知识调查，都是对知青族群的关注。
不做评估会怎样？也只能任由他们自说自话自演自唱到终老了。事实上他们已余日不多。
再联想到塔斯基吉梅毒研究（Tuskegee Syphilis Study）。持续40年的该项追踪观察，被世界医学界称为臭名昭著。项目以观察梅毒未经治疗的自然病程为跟踪目的，让大约400名贫困非洲裔黑人男性做梅毒患者受试者，观之任之。即使在1940年代青霉素已成为有效疗法的条件下，研究者仍拒绝给受试者提供治疗。并阻止他们获取外界医疗。说白了，就是看着他们在不同状态下要么“熬”死，要么自愈。“熬”死多少，自愈多少，以此获得医学数据。由此，该项目被斥为严重违反医学伦理。是医学科学史上极其黑暗的一页。
“仪式性流放者（Ritual Exile）”不是自生的。由其自生自灭，似乎不太对路。各类“知青斯氏人格”及元认知缺陷（Metacognitive deficit）现象，在他们“自灭”后，辞典如何定义？历史怎么书写？——是另话。只是枉为了一生“知识青年”的名声。事实上，知青族群中并不缺乏“知青是啥”的思考者。且为数不菲。
一老知青回访旧地聚会时的随手诗作，或见端倪。诗名《批贱》：
古稀谒旧园，扪心思当年；犹记来去路，一步一趋难。
忽闻遣散令，愁眉又苦脸；家人哭戚戚，垂首叹三叹。
冬夜伴烛思，夏晚数星闪；念亲涕涕泪，前路茫茫然。
小平放你回，屁颠又屁颠；疮好忘了脓，感恩老教员。
一喊无悔情，二唱憧憬甜；问你为啥回？怎么那么贱！
即便是八成只具高小文化的知青，毕竟不是文盲。在校时写个“斗私批修”；下放后写个《扎根决心书》之类，普遍手到擒来。恢复高考不第者，回城自学混个工程师会计师律师教师的大有人在。入仕做官下海做生意的都各有人等。文凭高低不论，皆闻得屎臭花香。一句话：傻人不多。在如何看知青历史，看自己的知青人生，看自己的人格正不正常，心理健不健康，文化是不是菜鸟，认知是不是低能，心下也都八九不离十。至于知青族群中不为少见的“八不人格”，也不宜贴上寓意相关标签。毕竟都是“仪式性流放者”一员。间或呈现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状况，权以“知青斯氏人格”看之。余生中相惜则个。
后记
笔者在数年跟踪观察“后知青时代”族群过程中，突出感觉到：鉴于半个多世纪来，众多复杂资讯将知青历史的成色和知青族群的成分混乱勾兑，是舆论环境的不堪生态。在此明确一个前提：本文中的知青，是1968年—1978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知青。是中发〔1980〕64号文件中的知青。于这个历史时段之外的，所有被称之为知青的个人和群体，皆无关联。
另：在共和国网络允许上线的AI系统里查询资讯，来源若有误差，不在笔者。
及厘清当代史中几处小时段
一．毛泽东的“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是在1955年10月份七届六中全会期间发出的。这段按语被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当时因获知河南省许昌地区郏县大李庄乡（今平顶山市郏县“广阔天地乡”）7名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小毕业生，参与农业合作化工作有感而发。后来为纪念批示，大李庄乡更名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现为“广阔天地乡”。彼时是“一五”计划第三年。前一句是原文，后一句是后来演变成的口号。前后句都与1968年开启的“上山下乡运动”无关。
二．知青，是十年文革中“上山下乡”城市学生的专用名称。舆论所言邢燕子董嘉耕是“上山下乡”知青的代表，时空有差。邢燕子1941年生人。1958年回乡；董加耕1940年出生。1961回村。二者是五十年代农村户口的中学生回乡务农。年龄上，与上山下乡知青是两个年代的人（前者年龄段的小学多是在“旧社会”上的）。后者是建国后出生的人。最早的老三届大多为1953年前后生人。小邢董10岁之余。俗话“大一轮长一辈”。即便在建国后，回乡务农青年与知青也是两个时段的群体。直白说，邢董回乡时，老三届大多都是小屁孩。新三届多数在咿呀学语。把前后二者混淆，多是被混乱舆论击鼓传花的结果。
与邢董时段相对应的文艺作品，如首演于1958年5月的豫剧《朝阳沟》（剧场戏）。后于1963年搬上电影银幕。同期的还有李亚林和金迪主演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年上映。即便末代知青都能分清彼此。“知青研究会”之类更不应以误传误。
三．知青与早于邢董的建国初期“屯边垦荒”青年也不属于同一历史时段事物。后者多为城市知识青年。有应届毕业的，也有已经分配工作的。1965年上映，由杨在葆和达式常主演的《年青的一代》，讲上海青年青海高原支边的故事，是这一群体。彼时还没有文革。反映“屯边垦荒”和《年青的一代》两个群体的记录片有：
1.摄制于1955年的《在荒地上》；2.摄制于1956年的《荒地上的新居民》；3.摄制于1959年的《绿色的原野》等。期间包括分别摄制于1959年和1961年的故事片《老兵新传》《北大荒人》，都是讲述复员军人和城市学生的“屯边垦荒”事。和邢董的回乡务农，以及更后期的“上山下乡”既不是一个性质，更不是一个群体。
后记小结：历史不能勾兑，国政不宜无视；族群不得混乱，史实不要篡改。至于人格，知识，认知等，余日无多，惟祈各位好自为之。
《知识青年的知识》之二待续。
上篇完稿于甲辰年己巳月丙子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