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风云突变的武汉三镇

（1）

雾，已经笼罩了好几天，有时还伴着延绵的阴雨。

每年这几天，武汉这个两水隔三片的地区就像火炉一样烧烤着人们。可是今年却有些怪，它明明到了季节，却一点也不显热，而且还冷风嗖嗖，特别是阴天伴着大雾的早晨。

这个，在沿江各个码头泊船的船主中尤其能体会到这一点。

上了年纪的人说，这种天气曾经有一次，那是十五年前的辛亥年间。不过，那不是冷，而是热，热得出奇，到了十月还热浪滚滚。

有人说，辛亥年间就是清帝退位那一年，而发难地就在这里的武昌，今年气候的反常，怕又要改朝换代了。

改朝换代，在老百姓的心中是一件不寻常事，这和地面的反常现象有些相似，所以要被不自觉地联系起来。这也难怪，人间的诸事纷争，特别是国家大事，他们又不是左右乾坤的当事人，哪里知道其中的奥妙，所以就只能这么揣测。不过，武汉三镇这几年本来也不太平，改朝换代暂且不说，就是打着民国旗号的各种军队却是走马灯似的换着，你说谁敢保证这个地方永远是一种势力的人说了算？

汉水和长江的水位明显地升高了，把原来泊船的地方淹得无影无踪。

船家们只得把系缆纤绳的地方移了再移，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他们就只好向内河的上游移动。内河，也就是汉水。由于三镇交通只能靠船只，长期以来，船家们就习惯把汉水叫做内河，而把去武昌的长江叫做外河。

在武汉地界原有三十八个码头，由于夏季涨水，许多船只暂时撤离，码头的数量也就少了。

不过，在江汉关下游，那些洋人的码头却是依然如故，因为他们的船毕竟是钢铁做的大轮船，而那码头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所以并没有减少。说来也怪，那码头可以随水位增高而增高，像个浮在水面的走廊。仔细一看，那是稍微变形的一艘船连着的各种桥板，听洋人们说，那叫趸船。

天刚亮不久，大雾还笼罩着江岸，就听见有人在江面上吆喝：

“下河哟！下河哟……”

声音从上游传来，开始朦胧，接着越来越清晰。

有经验的人知道，这是每天一趟的粪船开始在沿江的船只上收集粪便。于是，人们就三三两两的提着自己家的马桶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张望。当粪船向他们奔来时，有人还迫不及待地喊着：“靠近点，靠近点！”

都怨这该死的雾，明明能看清对方究竟在什么方位，可就是找不着，这就让有些人没有赶上。怎么办呢？只有等第二天了，这粪便可不能倒在江里，这是对龙王不尊的，如果哪一天风浪来了，它绝不会饶你！

（2）

七月以来，武汉的形势就像这伏秋的天气忽冷忽热，忽晴忽阴。

本来市民们正在为打垮夏斗寅的叛军而庆幸，可是物价又涨起来。

一时间，汉口、武昌等地的商人已经把囤积物资当成了头等大事。他们只认光洋，其他一概不要，哪怕是政府颁发的国库券也一样不认。

为了生存，市民们到处奔走，但收效甚微。

正在这节骨眼上，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却贴出通告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应马上取缔。通告说，凡是参与共产党组织的人必须到政府指定的地点登记，或者去报社登报声明自己脱离共产党，如有违背者，一旦查实将格杀勿论。

这可是一个致命的消息，让许多人在物价飞涨的恐慌中又增添了几许恐慌。

国民党不是和共产党是同志加朋友吗？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这不是闹着玩的吧？但是不几天，却真的传来了枪杀共产党的消息。

汉口新市场那边，有一个共产党的工会书记被当兵的乱枪打死了。

顿时，武汉的空气又紧张起来，这次的紧张不亚于五月下旬夏斗寅进攻武昌之时。

工厂区、棚户区、小巷内乃至大街上，经常是杂乱奔跑的脚步声，同时还夹杂着“站住，站住”的叱呵声和此起彼伏的枪声。

（3）

武汉这座城市，位于长江与汉水的交汇处。

从地图上看，这里是我国南来北往、东游西行的腹心地域。

由于武汉处于汉水的尽头，地势低洼，加上常年的降水量较丰沛，所以这里附近成了多湖泊的地带。

古往今来，武汉这个地方，九省通衢，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一直是历朝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古书记载，从武汉沿长江水道，西可以上巴蜀，东可以下吴越，北溯汉水而至豫陕，南经洞庭湖而达湘桂，这就是“九省通衢”的由来。

“武汉”这个地名，以前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武昌、汉口或者汉阳。再往前，就是夏口或者江夏。当然这是三国故事里所能看到的。“武昌”一名，相传还是东吴孙权建都鄂城时所命，意为“因武而昌”，从此，武昌郡代替了江夏郡。

“武汉”一词，最早见于明代《重修晴川阁记》。到了清代，湘军首领曾国藩、胡林翼等在其信札中，常把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合称为“武汉”，这是方便他们的使用而进行的简称。

正式使用“武汉”来命名，那是到一九二七年四月才开始的。

那时，武昌、汉口、汉阳三镇被北伐军攻下后不久，广东革命政府决定把政府所在地从广州迁移于此，于是决定把这个地方的三大镇合定为京兆区，统称“武汉”。从此，“武汉”或者“武汉三镇”就代替了武昌、汉口、汉阳。

一提到“武汉”，外地人不禁会联想到那是三大镇中的任何一个地方。但在当地，这更名不更名对老百姓来说无关紧要，因为他们已习惯了武昌、汉口、汉阳这些地名，而且在当地还得分清这些地名，否则就甭想办成事。

是的，武汉是由隔水相望的武昌、汉口、汉阳三大镇组成的。换句话说，汉水和长江把武汉分割成了三个独立的区域，即长江以南为武昌，以北又被汉水分开，东边是汉口，西边是汉阳。如果不分清这些地方，光是走路就够你呛的，而且这中途还得坐船。

在这三大镇中，武昌比较著名，这在许多古书典籍中都能见到。远的不说，就说近的，那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就是在武昌这个地方首先爆发的。

（4）

说到辛亥革命，就免不了要说到领导这场革命的领袖人物孙中山以及他创建的那个党——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早年只是个刚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的医科学生，由于清朝统治的腐败使他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根本就没有希望，于是就上书清政府首席大臣李鸿章，建议改革时弊，但遭到了冷落。当时正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中国人的惨败也使孙中山更加看清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于是，他决定弃医从政，开始走寻求“救国富民”的道路。

从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在美国夏威夷的檀香山成立兴中会算起，孙中山在海外漂泊了十六年。从最初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主张，到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政治纲领；从创建香港兴中会，到组建中国同盟会；从第一次在广州发动起义因消息泄漏而失败，到最后一次广州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捐躯。他先后曾五次周游世界，在各地华侨中宣传革命纲领，筹集革命经费，并亲自领导了十次武装起义。

终于，革命的大风暴来临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城头听见了第一声枪响，接着便是摧枯拉朽式的湖北新军倾巢出动。

这是由中国同盟会会员直接参与的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武装起义，历史上叫“武昌起义”。但是，这次起义事发突然，大名鼎鼎的孙中山、黄兴，居然都不在现场。原来这次起义不是他们直接发动，而是湖北新军内部的“兵变”。孙中山发动的十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而且最后一次黄花岗起义才刚刚惨败不久。接下来举行第十一次起义可能也会一样，所以领袖们并没有再组织，而是在静静地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像孙中山这样的人，不光要思考，还得到国外去继续筹集经费。哪知在清王朝内部的新军中，却酝酿了不少革命的种子，这贸然的一举事，就一发不可收拾。武昌起义的革命种子还是孙中山传播的，因为这些人曾经是同盟会会员，严格意义上讲，也是孙中山领导的。武昌起义的成功，直接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而且把革命的势头推向了全国……

但是从以后曲折的历程和意外的结果来看，武昌起义开始的辛亥革命，算是失败了。因为它只推翻了清王朝帝制却没有推翻封建专制，革命的果实却被别有用心的清王朝遗臣袁世凯所窃取。

尽管袁世凯在革命党人面前表现得是多么的温和，尽管袁世凯在孙中山让位给他做中华民国大总统时把自己装扮得如何谦恭，但阶级本性决定了他必然要对革命实行绞杀，再加上他个人野心的膨胀，昔日革命者再进行革命的命运已就被注定！

所以，当袁世凯撕下伪装开始绞杀革命时，孙中山又开始了第二次拼杀。

在孙中山三十年革命生涯中，前十六年是在多奋斗少探索中度过的。那时，他想的单纯，认为只有清王朝一个敌人，只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革命就成功了。

但是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了，革命却没有成功，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因此，在后十四年中，孙中山都是在探索中度过。尽管他依然不改当年革命的初衷，尽管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尽管他把中国同盟会改称为国民党，又把国民党改建为中华革命党，再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但是直到他离开人世的那一天，他都是在探索。最后，还得向战友们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勉言。

在武昌起义整整十五年后，也就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孙中山所创建的中国国民党人在“联俄、容共、辅助农工”的国共合作旗帜下，再次进攻武昌。

这是从袁世凯阵营中的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中攻克武昌。事情有些凑巧的是，经浴血奋战，国共合作的北伐军在打败吴佩孚军队时，正好也是十月十日。

在这之前，从袁世凯第一次绞杀革命开始，孙中山一直在南方乃至海外组织反袁护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了消灭袁世凯的北洋军阀，孙中山是依靠一些支持他的地方军阀，即所谓依靠一派军阀去打另一派军阀。但是，结果都是失败。

直到后来他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后，特别是在广西桂林第一次见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后，他才知道革命需要唤醒民众，要有多数人的团结。于是，他在一九二四年正式接受由共产国际所倡导的“国共合作”，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可是，在他宣布此项政策之时，在他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就有人表示强烈反对。在一个新生事物出现时，有人表示怀疑这属于正常。关于“联共”的问题，孙中山在当初也是犹豫不决的。可是，要使屡遭失败而濒于溃散的中国国民党人重新凝聚起来，要使老于世故而止步不前的中国国民党人重新获得斗志，孙中山只有选择这条路。至于那些人所反对的理由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即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其最终目标的迥异。但为了民族大义，也为了自身走出困境，已经顾不了那么多，联合起来消灭共同的敌人已经成了当势之趋。

尽管国民党中有许多人反对“国共合作”，尽管共产党中也有人表示反对，尽管在合作的当初的确有许多不协调的矛盾难以解决，尽管在有些问题上合作的前景并不乐观，但在孙中山的竭力坚持下，合作的路还是被打开了。

（5）

在江汉关码头，已经有船家起篙了。

这里大大小小的船几十只，把整个沿江的水面盖得严严实实，就像一个船的森林。船与船之间，咋看起来仿佛有些乱，其实这里面是有“规矩”的。尽管政府还没有严令这些船哪些该通行哪些该歇业哪些该淘汰，但这里的码头帮却非常清楚。一遇上有大批货物或客人要用船，那些舵爷呀帮仙什么的就都在奔忙。

江汉关是汉口最大的码头，它既可通武昌，又可达汉阳。还可向西通四川重庆，向北通襄阳、樊城，向东可直下南京、上海。

跑短途的一半都是本地的，被称为中帮、黄陂帮、孝感帮等，此外还有四川帮、湖南帮、江西帮等，这些名字一听就可知道他们要到达的目的地。当然，还有一些要到哪里，就只能问问了，比如陕西帮、河南帮等，因为那里毕竟不通水路呀。

长期以来，这里形成了一个定势，什么帮驾什么船，比如四川帮驾白木船，湖南帮驾湘壳子船，江西帮驾倒扒子船，陕西帮驾宝古佬船，河南帮驾排子船……懂行情的人一看船就知道是什么帮，会到哪儿去。当然，帮与帮之间的势力范围那是明确的，即各帮都有自己的码头。

呜——呜——呜——，哒哒哒……

有几艘洋轮从下游开来，在他们快要停靠的粤汉码头时，总要大声鸣笛，其马达的轰鸣在没有风的清晨里显得格外清晰。

江汉关以东的汉口沿岸，全是洋人的码头，这里停靠的船只再也不是木板船了，而是挂着各国国旗的大洋轮。

江汉关码头是汉口最为繁华的地方。临近码头的地方有一座大厦，是原清政府的海关所在地，被沿袭至今。

高高的钟楼矗立在这座大厦的顶部，从早上七点到下午六点，这个钟楼的钟声就会按时敲响一次。

这里往东沿江几十里地界，全是外国人的租界，先是英租界，接着是俄租界、法租界、德租界、日租界和美租界。英租界在今年年初的反英浪潮中已经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收回，但其他租界却依然如故。

租界内高楼林立，市井繁华，与汉口破烂不堪的棚户区相比，简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特别是那些休闲的公园，雕梁画舫，奇花异草，小桥流水，茶肆歌楼，简直就是一个美妙的境界。不过，这些地方中国人是不能轻易被放进来的。

（6）

江汉关以北，就是著名的中央大道。这里是武汉国民政府的所在地。

七月中旬过后，汉口中央大道戒备森严，特别是国民政府所在的大楼附近。到处都是警察与士兵，他们荷枪实弹，每隔两米远近就站着一个人，然后一字儿排开。附近的墙上不再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之类的标语，而是刷上了新标语，有“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打倒跨党分子”、“老鲍从中国滚出去”等，当然，以前的“国民革命万岁”、“誓死东征讨蒋”的标语依然还在。

天突然阴起来，接着就是彤云密布。在乌云的翻滚下，武汉的上空真像要下一场暴雨。此时，中山大道旁那幢国民政府的办公大厦显得苍白而孤寂。

三个月前，这里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同时还伴着童子军的欢歌笑语。可是现在，这些场面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莫名的肃杀与阴森。

虽然来办事的人也不少，但穿短衫与草鞋的已经没有了，而穿西装与长衫的，却在逐渐增多。表面上看，这里还是国民党最高当局发号施令的地方，但实质正在起变化。我们可以从它发出的禁止共产党活动等条令与批文中，就可以看出，它不再是几个月前那个国民政府了。

此时的国民政府，已经是国民党党魁汪精卫把控的维护有产阶级利益的政府。虽然政府里来办事的人很多，却都是围绕着眼下如何彻底“清共”这一目的而来的。

在一些大事上，这些人拿不定主意，还得请他们的汪主席定夺。可是此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却不在这里。他去哪里了呢？他听说张发奎军队里共产党人很多，怕出乱子，就去了庐山，准备会同张发奎一起“清除”这一隐患。

几个月前的武汉国民政府，是按苏联俄式革命建立起来的“国共合作”的政府。他是孙中山在一九二三年亲自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西桂林会晤后共同协商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改组原有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并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反帝反封建。这就是历史上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7）

从历史的角度来开，国民党的真正起色就是从这次“合作”开始的。尽管孙中山在临终的时候说到“革命尚未成功”，但从合作一年多的进程来看，由国共联合的革命政府已经有了一块以广东为界面的初步根据地，虽然内部有这样那样的“叛乱”分子，但革命的势头马上就把这些不稳定因素压下去，革命前景却是很乐观。

后来的发展势头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在孙中山去世一年后，革命已影响到广西、湖南、贵州等省。接着，广东革命政府组织了有十万人的北伐军兵分三路向北挺进……

革命的势头锐不可当，使盘踞中国北方的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将军们开始坐卧不安。但革命的势头也吓坏了革命阵营里的国民党右翼分子。在革命的归宿问题上他们同样坐卧不安。最先表现出激动情绪的人就是那些最初反对“合作”的人。他们看见自身的利益极有可能遭到侵害，于是就纠集其同党在孙中山遗体停放的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会，准备另起炉灶搞出一个“纯粹的”国民党来与眼下掺杂着共产党的国民党抗衡，这批人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接着，步“西山会议派”后尘的右翼分子就越来越多。他们先是摧毁积极支持国共合作的台柱子，暗杀孙中山最忠实信徒、坚定的革命者、国民党内的重量级人物廖仲恺，使秉性中本来就软弱的头面人物汪精卫孤掌难鸣，继而又发动“中山舰事件”进行反*“试探”。虽然这两起事件不是同一种势力所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反共”。国民党里那位著名的理论家戴季陶就曾说过：“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党”。这句话看似平常，实乃唤出了大多数国民党右翼分子的心声。

在频频的反*“角逐”中，有一个人渐渐地浮出水面，他就是国民党新右派少壮分子蒋介石。

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自一九二三年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访问苏联后，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就极为反感。应该说，他是从骨子里反对共产主义学说的。国共合作后，形势发展突飞猛进，有风吹席卷摧枯拉朽之势。他看见再不下手，其地位越来越受到威胁，于是就铤而走险，蓄谋“反共”。在一系列偶然与必然的巧合中，他居然获得了成功。

中山舰事件，这个至今还被许多人叫做“谜”的反共阴谋，就是蒋介石一手炮制的。尽管他在日记中把此事件说得轻描淡写，模棱含糊，好像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但他小题大做、明显越权的个人野心已昭然若揭，而此事件最大的获利者也是他。接着，他又炮制出“整理党务案”，表面上是为解决“国共纠纷”，实则是排除异己独揽大权的“起步”，也是为他后来发动更大的政变扫除障碍。

在“反*”问题上，蒋介石堪称“英明之极”。但他骨子里有“家天下”的个人野心，反共的处处得手并不能满足他的欲望需求。他的欲望是，将来的中国由他说了算！所以他必须利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权力，去争取他觊觎已久的东西。于是，在广东国民政府的迁都问题上，他竭力反对到汉口，竭力主张在南昌。

尽管蒋介石利用他的职权扣押了一部分中央大员滞留南昌，但“迁都之争”最后还是以国民党中央政府——广东国民政府的胜利而告终！

（8）

一九二七年一月，广东国民政府迁都汉口，正式决定改称武昌、汉口、汉阳三镇为“武汉”。

广东国民政府，是在革命节节胜利的前提下迁都武汉的。因为那时革命的战火已经烧到了长江以北地区，而北方的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又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并率领他的国民军在苏联的直接支援下，与南方北伐军遥相呼应。

这样看来，革命的成功已经是稳操胜券了。但革命后向何处去？已经让有些人担心起来。

担心的人并不是为革命的前途，而是为革命胜利后自己会“得到什么”。有些人算了一笔账，革命前自己的日子还算过得去，革命后却一贫如洗，于是就开始反对这场革命来。这些人，就是那些有家有业、有房有地、还有几个姨太太的大户人家子弟。于是，他们开始制止革命，破坏革命，在必要的时候还得拼死一搏！

为保障自身利益不受侵害，他们看准了自己的代表人物，蒋介石总司令。

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宣告了蒋介石个人野心的邪火被扑灭。但却引来了他的极大报复。他在南昌扣留中央大员，不准他们去武汉。蒋介石的行径，不得不遭到中央政府的制裁。为了削弱蒋介石的权力，国民党中央只给他保留了北伐军总司令一职。

“迁都之争”蒋介石算是彻底失败了，但他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相反，却更加增强了他反中央“另立门户”的反革命野心。他认为武汉国民党中央已经是共产党的“傀儡”，要彻底摆脱他们的控制，就得再来一次铤而走险的大赌博，彻底“反*”另立中央。

就这样，在“中山舰事件”刚好发生一年后，也就是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一个比“中山舰事件”更大的阴谋，已经在蒋介石心中逐步形成。

那时，北伐军刚刚进入上海外围，上海市区已经被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所占领。按理说，蒋介石不费一枪一弹就可进驻上海，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但是却引不起他的高兴，而是带来了恐慌。蒋介石清醒地认识到，北洋军阀已经是秋后的蚂蚱，共产党才是他的心腹之患，如果不趁早消灭这个羽毛未丰的强大敌人，将来他们就是自己的掘墓人！

于是，一个蓄谋彻底“反*”另立中央的会议，从四月初就开始决策了。参加者，全是与共产党不共戴天的国民党右翼分子。

传说此时汪精卫刚从国外归来，也被邀请参加。但汪精卫已经被斯大林看成是中国革命的希望，当他发现这次会议的议题是“反*”时，马上拒绝参加回武汉就职，并提出“要革命的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最初，这个会议人数不多，但后来加盟者却越来越多。这也难怪，国民党里本来就有“反*”的现成土壤，何况他们认为，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是“拼死一搏”的时候了。

接着的事件大家都知道。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宝山路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惨案，也叫“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几天后，也就是四月十五日，李济深在广州也开始杀害共产党人，与蒋介石造成南北呼应的态势。

更令人瞠目的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南京另外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与武汉的中央政府相抗衡，成为货真价实的“叛逆之徒”。

这样，在中国的国民党中就出现了三个“中央”，它们分别是武汉国民党中央、西山会议派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党中央。同时，在中国大地上，也出现了三个中央政府，即：外国列强所承认的，北京北洋军阀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武汉“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南京蒋介石右翼集团的国民政府。

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国共合作”彻底“破裂”的第一个信号。

（9）

尽管当时合法的武汉国民政府，在组织程序上制裁了罪魁祸首蒋介石，尽管武汉市区几十万民众都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声讨示威，尽管武汉国民政府一直把“东征讨蒋”定为坚定不移的国策，但从后来的结果看，蒋介石这一先行，其造成的连锁反应就像洪水猛兽，怎么堵都有漏洞，以致整个堤坝最终被冲毁。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如果说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只是一些不关痛痒的文人们在那里干嚎，那么蒋介石的“反共”就是从言论到行动的真刀实枪。这给那些一直对共产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人带来了希望。他们不光看见了库里有银子锁着，而且还看见有人找到了打开库房的钥匙。这给他们的精神支柱不知带来了多么大的倚撑，所以他们也就认准了，蒋总司令才是他们未来的救星！

后来的事实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迁都武汉后的国民政府在汪精卫回国后表现得越来越软弱，在真正革命的阵营里表现得越来越动摇，最后不得不步蒋介石的后尘，开始与共产党“决裂”。

从历史表面上看，汪精卫所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反*”是因为工农运动的“过火”，而汪精卫本人下决心“反*”，是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私下给他看了那份共产国际决定抛弃国民党的电报副本。这就给我们产生了一个错觉，好像工农运动不“过火”，或者罗易不泄露电报内容，国民党就不会倾巢“反*”。但熟悉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国民党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它不会和共产党永远合作下去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它必然要“反*”。

从历史的本质来看，如果没有工农运动的“过火”，如果没有罗易的泄密，武汉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可能会拖延些时间，或者说尚能保持一段时间的表面合作。但最终还是会“分道扬镳”，而且会成为仇敌。这是由各自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工农运动有什么错？“过火”这一说，只是被触犯到自己利益的那部分有产阶级的谰言。

毛泽东不是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专门写到了“糟得很”和“好得很”吗？同样一件事，有产阶级说“糟得很”，工农大众却说“好得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各自所占的阶级立场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国民党的“反共”那是早迟的事。换句话说，共产党要革命，就必然会触犯到代表有产阶级的国民党人的利益，所以国民党的“反*”也就毫不奇怪了！

从一九二七年五月起，夏斗寅在宜昌联合杨森进攻武汉的叛乱；许克祥在长沙发动的“马日事变”；冯玉祥、朱培德的“礼送”共产党出境……这一系列“反*”重大事件的出现更能证明这一点。所以，后来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彻底“反*”，也就成了十分自然的事了。

我们不问当时这些人为什么走上“反共”的道路，因为在他们的“反*”经历中多多少少都有些情有可原的理由。我们只问他们为什么“反*”？或者说，他们为什么那么仇视共产主义学说？这就足够了。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回到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去。中国的革命究竟是只推翻代表封建势力的北洋军阀政府建立一个维护有产阶级利益的政府呢？还是需建立一个像苏联似的由劳苦大众当家作主在世界上独立自主的政府？

从后来的历史走向和今天新中国已经走向富强的道路来看，中国的革命应该是推翻一切有产阶级，建立劳苦大众当家做主的政府，才是它的最终目的！

所以，国民党的革命依然是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范围，它只能代表有产阶级的利益！

中国的革命要彻底取得胜利，还需要“第三次革命”，而这“第三次革命”的对象就包括有国民党在内的一切有产阶级。这“第三次革命”的重任，只有落在千百万劳苦大众身上，以及他们的杰出代表，以信仰共产主义学说为精神支柱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这叫新民主主义革命。

所以，当国民党人正在欢呼他们革命的胜利时，却在不知不觉中，却走向了历史的尽头，成了革命的对象。这是他们不愿意看见的结果！所以，代表有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必须操起屠刀“反*”，不“反*”他们就永无宁日，不“反*”他们就别想过舒心日子！

这是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殊死斗争，尽管在民族独立的旗帜下国民党和共产党有时也必须站在一起，但一旦时过境迁，各自就得为自身的利益不息争斗！

事实证明，中国的革命不光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且还是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革命不光是赶跑一个满清皇帝或者其余孽袁世凯之流，而且是彻底地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让劳苦大众在永无止境的被奴役下彻底获得解放的壮烈行为！

（10）

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这个刚刚更名才三个月的城市，居然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最后“决裂”的地方。

当时的中国就像武汉本身的地理位置所昭示的那样，被分作了三大板块。它们是，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操控的北京北洋政府，它统治着黄河以北地区；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它统治着长江中下游地区及东南沿海各省；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政府，它统治着长江中上游各省。而共产党人的行动呢？却被他们宣布为“非法”，并联合进行绞杀。

这可以从史书的记载看出。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驻北京政府的苏联领事馆被张作霖的“反共”军操了个底朝天，致使在此避难的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被捕，并被他们推上了绞刑架。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在上海宝山路下令向同盟者上海工人纠察队缴枪，并血洗宝山路。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湖南长沙的革命运动被反共急先锋何健的三十五军团长许克祥派兵镇压，他们捣毁湖南省党部、工会、农会等革命组织与团体，到处杀人放火，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召开“分*”会议，与共产党彻底决裂，然后也举起来屠刀。

这就是说，自一九二四年以来由国共合作的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就这样彻底失败了。

此时的中国，将要向何处去呢？

各个拿枪的统治集团都在打着他们的主意。北方的张作霖虽然穷途末路，但还在做最后的梦。他希望能统一中国，即使不行，能守住目前的半壁江山也不错！

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却说，他们在清除心腹之患共产党之后，要“东征讨蒋”，然后继续北伐，以完成“统一大业”。

南京蒋介石集团却说，他们既要反共，又要反汪，然后北伐中原，直捣幽燕……

面对国民党的血腥大屠杀，赤手空拳的共产党人是不是就因此放弃革命呢？

不，他们并没有被昔日的同盟者今天的敌人国民党所施的暴行所吓倒，所征服。他们却说，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