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一条河，在生命的峡谷里静静流淌。有些年月，河水舒缓平静，几乎看不见涟漪；而有些段落，却因命运的巨石骤然投入，激起翻滚的浪花，从此改变了河流的走向。我的初中四年，大体是风平浪静的，日子在书本、课堂与劳动间循环往复，朴素得像一幅铅笔素描。然而，到了最后一个年头——我们那里初中是四年制——一股看不见的激流，却在看似平静的水面下汹涌汇聚，终于在初四那年的春天，冲决而出，成为我们绝大多数人人生中遭遇的第一个，也是最严峻的命运分水岭。
那是在初四上学期开学约莫一个月的光景，时值三月末。北国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残冬的寒意恋栈不去，风刮在脸上，已不似冬日刀割般的凛冽，却带着一种浸入骨髓的潮湿与阴冷。特别是教室地面已经略有些翻浆，脚底下透心的凉让人难以忍受。田野里的积雪化得斑斑驳驳，露出底下枯黄僵硬的泥土。柳树枝条上刚刚萌出些微几乎看不见的鹅黄嫩芽，在料峭的风中瑟瑟地抖着。天地间弥漫着一种万物待苏而又寒意未尽的矛盾气息。也正是在这个时节，一个让八九十名初四学生心头悬着巨石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预选考试，就像一把锋利的铡刀，横在我们懵懂青春的路口。
故乡本就是个穷乡镇，虽是平原水浇地，但土地贫瘠得养不起丰硕的庄稼，更养不起太多孩子的求学梦。我们班里有一半以上的同学都是穿着旧衣服来上学的，有的同学在学校住宿，周六日要走二十几里路背着干粮来上学。那时还是实行的五年义务教育，我的几个儿时玩伴小升初时就因为家里供不起，含泪辍学了。到了初四，还没等预选，又有几个被家长喊回了家—— 有的是成绩实在太差，自己也看不到希望索性放弃；有的却是成绩尚可，可家里孩子多，实在拿不出学费和生活费，只能把改变命运的机会让给弟弟妹妹。每次看到同学收拾书包时红着的眼眶，我们心里都堵得慌，却什么也做不了。谁都知道，放弃学业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日复一日地在黄土地上劳作，面朝黄土背朝天，把一辈子耗在垄沟里，就像我们的父辈一样，看不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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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也未能完全参透那次预选考试的真正缘由。许是上级教育部门的中考政策使然？还是学校为了那至关重要的“升学率”，必须提前“甩掉包袱”，最大限度地缩小分母，以便数字显得好看些？当时我们无暇深究。只是从老师凝重的神色、父母陡然增加的叮咛，以及校园里日渐稀少的嬉闹声中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是一次决定性的筛选，是通往未来的独木桥的考试。桥这边，是尚且懵懂的少年时光；桥那边，是被截然划分的人生路径。考过了，你便获得了继续留在校园、参与中考、争夺那寥寥无几的升学名额的资格；若是落选了，那么，对不起，你的求学生涯便到此为止。你将收拾铺盖回家，从此，“顺垄沟捡豆包”——这是我们家乡的土话，意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便成了你注定的、几乎无可更改的归宿。
“顺垄沟捡豆包”，这六个字像沉重的枷锁，又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每一个十几岁的心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重量。我们开始真正品尝到“命运”二字的滋味，它不再是书本上抽象的词汇，而是化作了清晨走廊上彻骨的寒风，化作夜深人静时煤油灯下摇曳的光晕，化作每一次模拟考试后，看着成绩单时那擂鼓般的心跳。
这场预选考试成了我们所有人的救命稻草。考前那几天，整个学校都被一种压抑的紧张气氛笼罩着。清晨天还没亮，教室的窗户就透出了点点蜡烛的光，那是早到的同学已经开始背书了。我通常也是其中一个，踏着寒霜出门，路上能看到三三两两的同学，低着头缩着脖子，有的嘴里还念念有词，背着英语单词或是古文。教室的水泥地面冰冷刺骨，我们踩着布鞋冻得脚底板发麻，却没人敢跺脚取暖，生怕打扰到别人。
课桌上堆满了书本和试卷，几乎看不到桌面，每个人都埋在书堆里，像一个个埋头苦干的农夫。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摇晃，心里像揣了只兔子怦怦直跳。试卷上的题目似乎比平时更难，每一道题都要反复琢磨，手心冒出的汗把试卷都浸湿了。我想起母亲出门时的叮嘱：“好好考，考上了就能跳出农门不用再受这份苦了。”其实心里就更紧张了，既怕辜负了母亲的期望，又怕自己一不小心就成了落榜的那一个。
等待成绩的那几天，日子过得格外漫长。每天放学，同学们都三五成群地聚在办公室门厅门口，探头探脑地打听消息，脸上满是焦虑和不安。有的同学故作镇定，嘴里说着“考不上咱就回家种地”，可眼神里却藏不住对未来的迷茫；有的女同学偷偷抹眼泪，生怕自己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我也一样，每天茶饭不思，晚上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考试的场景，一会儿觉得自己考得不错，一会儿又担心哪道题做错了，直到后半夜才能迷迷糊糊睡着。
成绩公布的那天，学校的大门口贴了一张大红纸，上面写着录取名单。同学们蜂拥而上，挤在红榜前，一个个地找着自己的名字。我踮着脚尖，心脏狂跳眼睛在密密麻麻的名字里扫视，当看到自己的名字时，我一下子松了口气。身边有人欢呼，有人叹气，更有人哭泣。那些落榜的同学低着头默默地离开了，背影在初春的寒风中显得格外落寞。我知道，从那一刻起，我们的人生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们要回到黄土地，而我们还有继续奋斗的机会。
预选考试的结果，像一场无情的风，刮走了三十几名同学的身影。他们默默地收拾了书本，有的眼眶通红，有的面无表情，在某个寻常的清晨或午后，悄然离开了校园，一步便踏入了名为“社会”的那所更庞大，也更严酷的大学校。留下的六十余人，依照成绩被重新洗牌，分成了两个班。人数看似相差不多，各三十多人，但这两个班的性质却已是天差地别。一个被称为“高中班”，目标是继续攻读高中未来冲击大学；另一个则是“中专中师技校班”，顾名思义，是为直接报考中等专业学校、中等师范学校和技工学校而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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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班的依据简单而残酷：预选成绩自上而下排列，排名靠前的，大多进入了中专中师技校班，排名靠后的，则“自然”地流入了高中班。当然，其间也有个别例外，比如家境尚可、矢志考大学的学生，即便成绩够得上中专班，也可能主动选择高中班。但在我们那个相对贫困的乡镇，这样的例子凤毛麟角。贫穷像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在许多家庭的头顶。看着昔日同窗背着行李、抹着眼泪离开校园的背影，我们这些留下的，心头除了侥幸，更多的是一种物伤其类的悲凉和无能为力的沉重。
正是因为这普遍的贫困，那个“中专中师技校班”成了绝大多数家长和学生眼中金光闪闪的“保险箱”。原因再现实不过：考上这三类学校中的任何一所，意味着三年学成之后，国家包分配工作。你将从此跳出“农门”，拥有一份“铁饭碗”，成为按月领工资的“公家人”。这不仅是个人的荣耀，更是能立刻反哺家庭、减轻父母负担的实实在在的回报。与高中班那条路相比——高中三年后还需经历高考的独木桥，即便考上大学，又是三到五年的漫长求学路，时间与金钱的成本都高昂得多——中专中师技校这条路，显得那么“短、平、快”，见效快，回报直接。也正因如此，想进入这个班，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成绩，是唯一的敲门砖。
我算是幸运儿之一，凭借还不错的成绩，跻身于这个令人羡慕的班级。但很快我就明白，这里绝非什么“保险箱”，而是进入了另一个更加硝烟弥漫的战场。竞争的压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以更具体、更直白的方式，渗透到每一天、每一刻。按照师范学校招生的规则，每年分配到我们这样一个乡镇的中师名额，只有区区一两个，其紧俏程度绝不亚于千军万马争夺一座独木桥。教师这个职业，在当时的老百姓看来，是名副其实的“旱涝保收”，稳定而受尊敬。得益于家庭的熏陶，我从小便对教师职业怀有憧憬，立志要成为一名合格乃至优秀的人民教师。因此，争夺那宝贵的一两个中师名额，成了我那段时日里最清晰，也最沉重的目标。所幸，我的成绩一直保持在不错的水平，加上后来一项国家政策的加分，我最终被学校确定为中师培养的“种子选手”之一。班上其他同学，也根据各自的成绩和条件，被划分成了冲刺不同中专或技校的“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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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个目标明确却又成分复杂的“大杂烩”班级组建了起来。与高中班相比，我们有一个“优势”：不用学习英语了。因为当时的中考我们这类班级不考英语。这在今天看来或许是知识结构的缺失吧，但在当时应试的背景下，却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精神的压力却与日俱增。在这个班里，你能清晰地感受到一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紧迫感。三十几个人，仿佛三十几根被上紧了的发条，都在拼命地旋转，起早贪黑，唯恐一个松懈，就被竞争的洪流无情冲刷下去。
班级里，差不多每半个月就会组织一次摸底考试，然后便是张榜公布排名。那一张小小的红榜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附着所有焦虑、期盼、自豪与羞愧的目光。它无声地加剧着同学之间那种微妙的、心照不宣的明争暗斗。尤其是那些报考同一类别学校的同学之间，那竞争几乎带上了一点“你死我活”的惨烈意味。
在这种氛围下，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复杂微妙起来。玉斌，是我们班上有名的学习尖子。他平日里总是埋首于书本和习题，仿佛周遭的一切都与他无关。我至今还记得他那副样子：眉头紧锁，手指间夹着一支铅笔，在一本写满各种偏题、难题和怪题的练习册上写写画画，不知他从哪里搜罗来那么多稀奇古怪的题目。他很少与人闲谈，仿佛每一分钟都珍贵得不容浪费。有一次，我被一道几何证明题难住了，绞尽脑汁也找不到辅助线该作在哪里。犹豫再三，我拿了草稿纸，凑到他身边，小声问道：“玉斌，忙不？能帮我看看这道题吗？我没思路了。”
他连头都没完全抬起来，只是侧过脸，用眼角瞟了一眼我手中的稿纸，语气生硬地回绝：“正忙着呢。我也不会，你问别人吧。”
我像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讪讪地退了回来，脸上火辣辣的。后来我发现，不止我一人碰过这样的钉子。几乎所有去向他请教问题的人，都遭遇了类似的、干脆利落的拒绝。次数多了，大家也就明白了：玉斌是怕别人学了他的“独门秘籍”而超过了他。他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用习题垒砌的堡垒里，警惕地守护着那一点点知识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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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玉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凤洲同学。凤洲的成绩也很好，但他为人温和而耐心。他习惯把用过的作业本、试卷翻过来，用针线钉成厚厚的草稿本，用一支削得不算太尖的铅笔，在上面不停地演算、画图，做着各种辅助线。无论他自己多么专注于解题，只要有同学拿着题目去问他，他总会立刻放下手中的笔，拉过草稿纸，一边画一边讲，帮你分析思路，理清头绪。他的讲解细致而清晰，即便你一时反应不过来，他也不会流露出丝毫的不耐烦，而是换个角度，从头再来一遍，直到你真正弄懂为止。可以说，他做到了真正的“有求必应”。老师也曾私下提醒过凤洲，说：“你别总忙着给别人讲题，耽误了自己的学习。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得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 凤洲只是憨厚地笑了笑，说：“老师，我给别人讲题的时候，自己也能再复习一遍，还能看到不同的题型，挺好的。”老师无奈地摇了摇头，也没再多说。
后来中考的结果，颇具几分戏剧性。那个独来独往、被视为最有希望的玉斌意外地名落孙山。而那个总是耐心帮人解题、一度让人担心会分散精力的凤洲却考上了一所很好的电力中专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了热电厂工作，据说工资待遇非常优厚。当教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我也明白其中的道理：凤洲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其实是在不断地梳理、深化和巩固自己的知识。他需要把问题理解得更透彻，才能给别人讲明白。这本身就是一种最高效的学习。他见识了更多的题型，锻炼了更灵活的思维，考试取得好成绩，也在情理之中了。而玉斌或许是把路走得太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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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个人选择带来的不同境遇，那个张榜排名的制度本身，也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形形色色的人性。大多数同学，选择的是最笨拙也最踏实的方式——拼命用功，以期在考场上见真章。但也总有那么几个人，试图寻找捷径，用一时的“聪明”，换取榜上那虚假的荣光。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一天。几何臧老师在放学时宣布，明天上午第一、二节课要进行本月摸底考试，成绩将计入排名。消息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至少表面平静）的湖面，教室里瞬间弥漫开一种混合着紧张和兴奋的气息。大家纷纷拿出几何书和习题本，埋头复习起来。
下午第三节课后，我无意中瞥见班上的两三个同学，鬼鬼祟祟地往学校花坛后面、林荫路边的垃圾坑方向溜去。那里堆放着学校的各种垃圾，平时很少有人去。我心里起疑，便假装散步，悄悄跟了过去。只见他们在垃圾坑里翻捡了一阵，其中两人分别用手指尖捏着两张黑乎乎的、油光光的纸片，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迅速跑向了教室房后的僻静角落。我屏住呼吸凑近一些观望。只见其中一人还拿着两张大八开的白色试卷纸。他把一张白纸铺在平整的地面上，然后将那张黑乎乎的纸小心翼翼地平铺在白纸之上，用手掌从上到下，在纸的从中间到边缘轻轻地、均匀地抹了几下。接着，他揭起那张黑纸，拎起底下的白纸一看——哈！一张字迹清晰的几何试卷，竟然就这样被完整地“复印”了出来！
我顿时明白了。这两个家伙，不知从哪里得知，老师会把用过的钢板蜡纸（那时学校试卷多用钢板刻写、油印，蜡纸是母版）团了丢弃在垃圾坑，他们便捡了来。那蜡纸上饱含油墨，隔着白纸用力按压，油墨便会渗透过去形成副本。这手段，在当时看来，不可谓不“高明”。
我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有惊讶，有不屑，也有一丝莫名的悲哀。但我最终什么也没说，默默地转身离开了。第二天的考试结果可想而知，那两位同学的几何成绩“突飞猛进”，赫然名列前茅。几何老师拿着他们的卷子左看右看，眉头紧锁，嘴里喃喃自语：“奇怪了……这成绩，怎么一下子提高这么多？” 事情最终也不了了之。我虽然鄙视他们的行为，却也没有去揭发。一方面是因为少年人那种模糊的“义气”或者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另一方面，我心里也清楚，这种伎俩骗得过一时，骗不了一世。真正决定命运的中考考场，纪律森严，谁也做不了弊。想到这一点，我那点因沉默而产生的不安，也便稍稍平息了。要想“金榜题名”，终究只有靠汗水铺就的奋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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