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襄樊之战”之战爆发，关羽水淹七军，斩庞德、擒于禁，一时威震华夏。然而，“襄樊之战”作为三国形势的重要转折点，至于关羽为什么要发动襄樊之战，他的目的又是什么，目前却仍有争议，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襄樊之战”乃是关羽主动挑起，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关羽是防守反击，而此战爆发原因不同，目的自然也就有所不同了。
关羽主动进攻：实现《隆中对》的战略规划
作为刘备“匡扶汉室”的主要战略规划，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明确提出，“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可见，在诸葛亮的战略规划中，本就有荆州、益州两路兵马北进的规划。问题的关键便在于，关羽发动“襄樊之战”时，到底算不算“天下有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来看看，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前后的天下形势。
首先是“汉中之战”，为了争夺汉中之归属，曹魏和蜀汉自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便开始交战，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时，双方仍在激战。同年五月，曹操战败，被迫率兵退出关中，撤退至长安。
同年，趁着蜀汉与曹魏在关中激战，孙权再度出兵攻打合肥，由于曹操主力此时尚在汉中，于是“曹魏诸州皆抽调兵力赴扬州屯驻”（《三国志·温恢传》）。从这段记载来看，孙权出兵攻打合肥，逼的曹魏从各州抽调兵力前往迎战。
与此同时，曹魏内部也极度不稳，先是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正月许昌爆发叛乱，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发动叛乱，攻打许都丞相长史王必，焚烧大门，并射中王必肩膀。同年十月，南阳地区官吏和百姓不堪徭役之苦，宛城守将侯音、卫开率领士兵百姓反叛，乱箭射死郡功曹应余，擒拿郡太守东里衮，并与荆州守将关羽联络。
如上，虽说同年五月“关中之战”已经结束，但曹魏方面却士气受损严重，且主力被牵制在西部战线，难以顾及中原地区，与此同时孙权又牵制了曹魏中原兵力，而襄阳和樊城以北的宛城又爆发了叛乱，更是极大牵扯了曹魏荆州守军的精力。因此，如果“襄樊之战”是关羽主动挑起，那么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显然是个好时机。
除了外部因素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方面是东吴方面释放的烟雾弹，让关羽放松了对东吴方面的提防；另一方面，这一年的关羽已经年近六十，虽说刘备从未下令让关羽出兵，可一旦错过了这个时机，关羽这一生恐怕都没有机会再践行《隆中对》的战略规划了。
关羽被动进攻：关羽进攻襄樊源于防守反击
虽说一直以来关羽主动发动“襄樊之战”都是主流声音，但同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那便是从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开始，曹仁便在率兵进攻荆州，而关羽之所以发动“襄樊之战”，乃是对曹魏的一次防守反击。
《三国志·武帝纪》有载，“（建安二十三年）冬十月，宛守将侯音等反，执南阳太守，劫略吏民，保宛。初，曹仁讨关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围宛。”《三国志·曹仁传》也有类似记载，“复以（曹）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镇荆州。侯音以宛叛，略傍县众数千人，仁率诸军攻破音，斩其首，还屯樊，即拜征南将军。”
也就是说，在宛城爆发叛乱之后，曹操第一时间竟然不是下令平叛，而是让曹仁率兵攻打荆州关羽，驻兵于樊城，然后才掉头平定宛城叛乱。曹操如此处理不可谓不聪明，派曹仁南下就是为了切断宛城叛军与关羽之间的联系，有效阻止了叛乱的进一步扩大。
此外，《三国志·庞德传》有载，“侯音、卫开等以宛叛，（庞）德将所领与曹仁共攻拔宛，斩音、开，遂南屯樊，讨关羽”，《三国志·于禁传》则记载，““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长安，使曹仁讨关羽於樊，又遣（于）禁助仁”。
这点在东吴方面的史料同样有记载，根据《三国志·陆逊传》的记载，吕蒙为迷惑关羽称病返回建业时，曾在芜湖与陆逊有过一段对话，其中陆逊说到，“羽矜其骁气，陵轹於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於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吕蒙乃是在关羽水淹七军之前返回建业的，此时的关羽已经“始有大功”，那么这里的功劳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指反攻襄樊，而之后陆逊为了降低关羽戒心，又主动向关羽认怂，这才让关羽开始倾全力进攻襄樊。
从以上记载来看，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时，为了防止宛城叛乱扩大，曹仁奉命主动南下进攻关羽，结果不仅没有打退关羽，反倒让关羽利用曹仁平叛的机会，反攻到了襄樊一带，导致曹军陷入不利，曹操这才连忙派于禁支援曹仁。恐怕曹操也没有想到，在蜀军主力被牵制在汉中的情况下，关羽竟然敢仅凭荆州之兵进攻曹魏腹地吧。
而无论是以上那种情况，关羽对襄樊地区的进攻，一时威震中原，使得曹魏内部急剧动荡，一度让曹操产生了迁都的想法。可惜的是，孙权对曹军的牵制有限，关羽虽然“水淹七军”，斩庞德、擒于禁，但面对曹军源源不断的援军，而刘备方面刚刚结束关中之战又无力支援，导致关羽难以取得进展，反倒是被东吴趁机在背后捅了一刀，结果功败垂成。
至于此战爆发的原因，以上两种说法皆有一定道理，至于哪种更为可信，恐怕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