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种苗头：那就是“双重危机”，关于想象力与深度思考力的双重危机。
人们或许会担心“过度思考”，或是会引发另一种危险的“思而不学”，仅仅只是用思考包裹住自身，继而逐渐远离了真实世界与真实实践。但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过度，恰恰相反，问题在于不足。我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进行过深度思考了？我的条件非常苛刻，如果仅仅只是围绕着某个特定的主题，锚定着某几个大师的方向进行的思维与写作是远远称不上深度思考的，太多时候它只是一种拾人牙慧，没有真正能爆发出生命力与创造力的“黄金点”，最后变成了亦步亦趋。学而思学而思，那种思是跟在学后面的思，是不充分不彻底的思（甚或这种思也无法保证）。我需要进入的是一个纯粹真空，这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或许它是荒芜的，或许它是虚弱的，但它必须存在，作为最后一片避风港作为最后一个极乐园存在。现在的人们会自称为高频战士，我会望文生义，联想到脉冲星，永远以极高的速度作自旋运动，附带着周期性的脉冲辐射。同时受到某几个巨引源的影响，向宇宙深处的未知方向作纵深运动。这个意象符合我们时代大部分人的特征：盲目，极度的紧绷状态，周期性的兴奋（随后接踵而至的是力竭），自恋。我们不停地喷射出废料，或者说生命的精华，我们能觉知到某种流逝，但毫不在乎，因为巨大的惯性驱使我们向前。因为不喷射，就无法维持自身的稳态。一种自动化的运行状态是关键，如果没有放弃主动权，脉冲星是不可能变成白矮星的。变成白矮星的中子星会梦到逝去的亿万年月吗？我不知道。现在虚弱已然吞噬了我们，或者说我们已然投入了虚弱的怀抱。我们已经被驱逐出最初的极乐园，你说，你的时间被工作和琐事填满了；他说，他必须留出时间给游戏和生活；她说，她还有猫和远方没有光顾；我说，我必须去拜读大师们。我们进入了全新的乐园，比以往任何一个乐园更精致更唯美也更可怖。你当然可以视为一种逃避。无论是怀旧还是念新，无论是猎奇还是思考，都是逃避。脱离现实！脱离当下！脱离苦难！脱离社会！毫无疑问，我们的思绪在回溯性地指向苦难的时候就已经远离苦难了，这给我们以快慰。再美的东西，哪怕是虚幻的，总也不是毫无意义，不是毫无力量。因为它在远离苦难的那一瞬间又重新返回了它本身，而不是彻底逃离，彻底闭上眼睛。曾经的人们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他们在河床上淘金，而不是去市场上购买那些被切割成一块块的金条。现在他们走进了森林，走进了月色中，看到色泽鲜亮五光十色的条带，便再也无法发出声音，发出来自生命深处的声音。
相比于依赖于直觉、直接跳到答案的“快思考”，我更青睐于依赖于理性、一步一步逼近答案的“慢思考”。
与思考力一同泯灭的是想象力。它变成了某种奢侈的东西，某种只属于少数人和少数瞬间的奢侈品。我感觉我的想象力正在走下坡路，至少并没有在上行。我曾做过一个梦，课堂上老师问，有谁分不清现实与梦幻，或者说现实感脱落了。我没有举手。这恰恰说明了问题——它表达了我的隐忧，元认知监控的部分被启动，发出警示。但和上面提到的问题一样，真正的问题在反面。不是过度，而是不足。我必须潜得更深，更远。我写作此文的目的之一就在于试探，想象力还剩下多少，果然，除了一些廉价而肤浅的联想与隐喻，我再也写不出别的什么东西。必须克服那种滥用，必须回到中心。我曾读到一种观点：人文社科的学生想象力是匮乏的，相比于艺术类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我也希望能通过一些额外的手段来创造，来重新塑造自己的生命。
我刚刚提到了脉冲星——但相比于单纯的耗竭，更令人担忧的是受阻，是出路的断绝。如果你被困在一个四面墙壁都在向中心挤压的房间里，只要你清楚出逃的路径与可能的方法那么一切都好说，但如果这些方法和路径全部失效，那么就很糟糕了。习得性无助并不轻易发生，我能察觉到一些内在的防御机制正在黑暗里悄悄地启动，企图把那些尚未燃烧起来的焦虑给熄灭。灭火队员并不总是会成功，我清楚，但我同样清楚着火点的情况以及灭火队的能力。同样很清楚的是，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出现，它们潜伏在时间的雾里。我在静静地等待，等待一个切尔诺贝利时刻的到来，从普里皮亚季到基辅，再到乌克兰全境，到喀山与华沙，到共青城到维也纳，我只能沿着半径线向外逃离。可是灭火队在出动的时候并不会清晰地知道那是否是一个破败的反应堆，他们只是沉默，只是如常行动。每次在作危机预测的时候我总是迟疑的，因为我害怕它成为一个诅咒，一个避无可避的强暗示，所以先知与预言家总是不受待见。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危机是想象力与思考力的危机，还有多少灾难隐藏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呢？但是每当我真正作出预估的时候，我将彻底抛弃犹疑。有个反对核技术的德国人写了部小说，讲的是一个女学生在德意志的“切尔诺贝利时刻”发生以后的流亡，丧失，接连不断的丧失，失去亲人、失去头发、失去一部分可能性，危机之后是一连串的丧失，就像人的老化。但是总有一部分老年人能在最后步入圆满，前提是能够真正地化解风暴，或是远离它，或是与它和解，又或者是，爱上它。唯此，方能体会到力量感重归于己身。
一种防御机制是，“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毫无疑问它戴着合理化的面具上场。我会不由自主地进入一种倒错境界吗？把秩序整个颠倒过来。如果能在苦难中体察到甜蜜，那么任何苦难将永远也不会困住我，也就永远也不会有“切尔诺贝利”时刻。
直到现在，到我敲下这行字的时候，我仍然确信我并没有倒错到那个地步。危机仍然在某处等待着我，它诱惑着我不断地下滑，我已然养成了抬首眺望的习惯。哪些危机才能真正算得上是危机？我认为前路断绝是真正的危机，能够动摇根本盘的那种危机。那个德国小说家在故事里提到过一句话我记了很久：德国人能创造奇迹，但前提是他们要有希望，不管是谁只要能给他们希望，他们就能创造奇迹。任何的具象的危机，任何的丧失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我必须澄清一点，作为强力悲观主义者，这种所谓的希望并不是结果导向的，恰恰相反我能接受最坏的结局，我的意思是，维系正常符号循环的通道被彻底阻塞，以至于对任何事都无能为力，以至于我不能再把超人的信条当作自己的信条，彻底丧失尊严是最糟糕的结局。主体性的压抑。它可能会导向退行，导向倒错，导向各种奇奇怪怪的结果。阿林说，她的“切尔诺贝利时刻”会是一切的往事都被否定的时刻，假设一股强力将价值从连贯的历史性的第一人称叙事中抽离出来，那是不可接受的。但我不一样，我最终会接纳这个危机——只要前方仍然有光明（至少我自己要相信存在光明）。最低限度的、维持主体性正常循环的光明，就已经足够了。当然，危机绝不仅限于此，但这将是最棘手的一项。
你或许会发现，在这里我不愿过多地谈论诸如心理弹性、恢复力、防御层等等的反危机、反脆弱术语，这些术语会唤醒我体内的那个已被同化的内在客体，那个共同体意义上的父名，它无时无刻不在聚焦于我的脆弱与敏感。敏感的主体是饱受煎熬的，注定如此，只有超人的信条才能勉强抵抗，以一种近乎偏执的、复仇般的姿态，大声地说出那个“不”字。还有一个原因不可忽视……那些有没有意义？当然有，但你不能将它们绝对化，然后高枕无忧。这个世界上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本身。
黑暗随时都可能降临。那么，我的朋友，你的切尔诺贝利时刻，会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