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
一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以上四个信念写在《国史大纲》最前面，字里行间透出惋惜和希望。钱穆先生对当时中国人民缺乏历史知识的情况感到痛心，更痛心的是，很少有人对祖国历史存有温情与敬意。与当时的人不同，他对待中国历史是有温情的，就像一个老人爱他们的后辈。
此书成于1939年，那时战火纷飞，人民离乱。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似乎就没过上好日子，一直求变。但祖宗成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经济思维，经过两千多年积累，一方面臻于完善，一方面却固步自封。从读书人里选出官员管理国家，民众则老老实实种地，一夫百亩，辛勤劳作，五十衣帛，七十食肉，天下大同。中国的社会从来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要跳出此牢笼，学习西方科技和经商思维，实在是巨大的转变，没有毕其功于一役的便宜方法。最为重要的，是外敌入侵，非要把中国纳入全球市场之中，外物输入，对普通民众刺激很大，社会难免浮躁。有识之士左右奔走，希望于巨变时代找到出路。
人们做事往往矫枉过正，也说明没有经过几番试验，事情就难以走上正轨。二十世纪初年，否定国史，否定传统文化，企图用革除传统的一切事物来达到净化社会的目的，塑造如欧美国家那样的政经制度。但事与愿违，政体复辟，军阀混战，思想混乱，不一而足。当人们继续抨击传统文化，视中国历史为毒瘤时，钱穆先生在困顿之中未免会想到国家前途命运。通于国史的他极明白，变旧就要先识旧，对过去有深刻认识，才能找到一条切合自身的道路。
个人做事时，往往注意总结经验。家庭想要发展，也常常借鉴祖辈的方法。我们都知道，少有离开家庭而能获得成功的人，一个家族的繁荣也往往依赖祖辈的奋斗。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生活中我们常做这样的事。但一到民族国家的维度，这些做法就被抛弃了。时至今日，人们的智慧依然没有长进。我们以为过去的都是糟粕，历史无法借鉴，因为时代变化太快，已往经验早不适用于今日。摒弃一些技术性经验后，连带着的，往往还有观念、思维。一方水土一方文化，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并不会像国家政权那样嬗变，换了政府，社会观念不会换。
所以说，脱离历史谈未来是容易的，因为免除了枯燥的考证。特别涉及到整个国家民族，而这个民族居然有两千多年未曾断绝的文化时，人们谈事情更容易流于表面。
钱穆先生极希望当时的人能够爱国，但若不了解历史，就不会爱国，即使有人宣称他是爱国的，他的爱也只是商业之爱，如农人爱他的牛，不能为民族真奋斗而牺牲（见引论一）。
我们喜欢一人一物，这种感情很常终了一生，因为我们在他们身上倾注了心神，我们了解这一人一物，而非一时感官快感。学习也如此。我们强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我们也要问，兴趣怎么来？驱使我们去学习的是求知欲，然而求知欲不会平白无故地产生，因为需要一种内在的动力。唯有我们对一门学科有一定了解后，我们才会积极主动继续学习。
对一人一物如此，对国家民族也应如此。（我们运用这些类比时，有时陷入一个怪圈，生怕犯某个逻辑谬误。如此一来，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也不敢下定论，而先多方认证，最后不了了之。）我们爱朋友，爱家庭，不仅因为朋友家人带给我们好处，更因为我们对他们知之甚深。爱民族也应如此，惟有知之深，才能爱之切。
二
钱穆先生开篇四信念里，最后一条是对民族发展的希望。他给出的是一条路，即要言改革，言发展，我们首先要了解历史，对历史抱有温情和敬意。
“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见引言五）
我们为一个人立传，除了专注他做过的事之外，还应该注意他做事的风格和哲学。生而为人，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准则，那是他每个行为的根本动因。一个国家民族也有其独特的精神，这个精神决定了整个民族的走向，它生，发，流，变，像河流底部的水流，缓慢却坚不可摧。
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见引言六）
以上是钱穆先生对国家民族的精神的定义，简言之，就是推动民族向前的内在动力。我们治史，首先是认识这个精神，明白历史发展的趋势，观察每个历史时期的理想。钱穆先生批评近代史学的记诵派和科学派缺乏系统，流于文字，无与现实；又批评考订派割裂史实，为局部狭隘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漠然无所用其情”。
由以上我们可以知道，钱穆先生提倡学以致用。基础是学，目的是用。他研究史学，不同于革新派失于考证和全盘否定，而是着眼于全盘历史，理清历史精神。这个全盘历史又有别于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需要倾注感情，而不仅仅做技术上的分析。
德国史学家冯·兰克认为史学家有两个任务，其一是研究人类在特定历史时代中的所思所为，因为每个历史时代都拥有其特定趋势和自己的理想。其二是寻找各个历史时代之间的区别以及前后历史时代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跟钱穆先生的看法想类似，即找出历史变动的趋势，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特性，然后找出它们的异同。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是整个国家的命脉所在，生命的源泉。我们常说传统，常说文化，但要怎样理解它们？到历史中去找。找到了又怎样？这里可以引用司马迁《史记》里的一句话：
“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
惟有深刻认识一件事物，我们才能更好地运用它。最高的目标是顺应自然，不强求。很遗憾的是，我们做事情连“整齐之”都很少做到。二十世纪也如此，大都在争，国与民争，民互争，今与古争。我们以为过去不足一提，或者认为过去的都是被淘汰的，何曾想过，人不过是记忆的合集，民族国家也是。
三
读《国史大纲》时，总被钱穆先生的情怀感动。不谈史学家是否应该公正客观地治学，在战火纷飞，国家前途幽暗之时，有精通国故的史学家拿出一股热心肠来，做点实事鼓舞国民，这点就让人敬佩。他字里行间对国家民族的爱深沉又自省。痛陈弊病，又极力褒扬长处。一个人的知识可以补救，一个人的情怀却难以培养。何以钱穆先生倾注这么大精力，写就这本书呢？我想，无非是因为他爱得深沉。
鲁迅先生以讽刺闻名，但他如果仅会讽刺，怕也难以达到现在公认的高度。读《藤野先生》时，开篇讽刺留日清国留学生，但写到他的先生藤野先生时，透出的是对先生的尊敬。写到中国人被日本人枪毙的情形时，每句话说的都是痛心，痛心，痛心。《国史大纲》也如此。钱穆先生是极懂国史的，对中国的历史精神也把握很深，恰恰这样，他对当时民众的无知更感痛心。时代巨变时，全国上下弥漫的却是对国故的怀疑，对文化，对文字，对制度，普遍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这不利于抵抗侵略，甚至有害。当我们认为一个物件是无用无益的，为什么我们还要保护它呢？
如果钱穆先生仅仅摆出材料，论证史实联系，这本书出版之后影响不会这么大，也不会成为各大学的教科书。他带着知识，感情，和学以致用的想法，写就这本书，是想在社稷傾亡之际，找到一条出路。即使没有给出可行的路，那至少也鼓舞人们，让人们出于爱而奋起保卫家国。他对历史抱有的温情和敬意，解释了什么是爱国爱民族，使这本书带着温度，把爱国爱民族作为一种实在的感情传递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