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柿子红
一
一条发源于宝石坡（堰垭村一组）的溪流，沿着河沟时急时缓的流入林川。在林川境内，十条涓涓细流汇入到这条河流中，越往下游，河沟越宽，水量越大，人们把这条河沟称为“正东沟”。
清澈的溪水在风光无限的山脚下蜿蜒流淌。在林海茫茫，千峰竞秀中，相约相聚由西向东奔涌而去，最终汇入南河流域。
老家坐落在正东沟的中游，这里没有出奇的景致，没有远古的传说。但这里有青青的山、甘甜的水，有着淳朴的民风和憨厚的村民。
正东沟有个贾家垭，明末，有户贾姓人逃避战乱来到这里，在贾家垭（小地名）挽草为记，开荒种地，历经多年的艰辛劳作，拥有了大量的山林土地。随着逃乱的人不断进山寻找生机，贾姓人开始利用土地做起了买卖，他们把土地租赁给外来人耕种，收取地租。经过不断的积累，慢慢的成了正东沟的大户，不但有了仆人，还雇了家丁。清乾隆四十年左右，贾姓出了个暴君掌管家务，人称“贾阎王”，“贾阎王”行走如飞，轻功极高，一身功夫了得。贾姓家族在正东沟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后来，他又和大刀会勾结，有了大刀会的撑腰，贾姓人更是无法无天。
忽一日，白莲教在郧县战败退回到保康境内。经过林川时，听乡民反映了贾姓的种种恶行，白莲教当即决定为民除害，组织教徒于半夜时分突袭“贾阎王”家中，经过一番激战，贾阎王一家170余人尽数被杀。贾姓灭门后，170余具尸体埋葬在“贾家垭”下面不远的“天坑洼”里，贾姓的田地全部分给穷苦百姓。
“七十二行好买卖，跟不上种田打土块。”正东沟的人世世代代在沟两旁精耕细作，他们的把黄土块打的稀烂、打的粉粹。黄土的粉尘也染黄了正东沟人那黝黑的皮肤，粉尘把他们一个个从少年染到中年，再染到老年。当粉尘把他们染没了的时候，黄土地就把他们轻轻揽入怀中，紧紧拥抱着安详的睡去。
潺潺的溪水孕育了沟两旁数十户人家，沟两旁的田畈里，山梁上，三三两两的柿子树挂满了红彤彤的小灯笼，在寒风中孤单的矗立着。它们像田野里的一把火，染红了山岗，映红了田埂，把沟沟洼洼，岭岭壑壑点缀的一片生机。
每年这个时候，我总是喜欢回老家看风景。准确的说，就是看看红彤彤的柿子。看一个个红得透亮的柿子像沉甸甸的灯笼一样挂在枝头，胖嘟嘟，红彤彤，亮闪闪，煞是招人喜爱。
正东沟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王莽撵刘秀的时候，一天中午，刘秀跑到了这里，又饥又渴，头晕眼黑，昏倒在大柿树底下。恰好，树上一个熟透的柿子，掉在他的嘴上，柿子板烂了，汁水浸入他的口内。一会儿他苏醍了，觉得口腔润甜，嘴一松动，便吞下了这个柿子，饥渴顿时缓解了。他强提着精神站起来，晃晃悠悠地挪到垂得挨着地的果枝下，摘着吃，一口气吃了十多个。他不饥了，不渴了，困倦完全消除了。刘秀高兴得脱口而出：“柿子救了我的命，我封你柿树长命一千年。”从此所有的柿树就越长越旺盛，人称“铁红果”，千年不老。
老家屋旁有棵柿子树，是父亲小时候栽在自留地里的（自留地是搞大集体时的说法，每家每户都划一块土地，种点蔬菜）。几十年了，柿子树越发的粗壮，黑黑的躯干，粗糙的树皮，一如历尽岁月沧桑的长者，安详、淡定。每当霜浓秋重的时候，柿树上总是硕果累累，不甘寂寞的柿叶，被秋染红，随风而动，远远望去好像一团火。那些饱满而丰润的柿子很快就褪去少女般的青涩，追寻着岁月的脚步由金黄圆润转身披上红彤彤的嫁衣，坠在枝头闪动着红色的亮光，特别诱人。
父亲说，大集体时，正东沟人把柿树当命看。那时候，靠柿子充饥裹腹是一种奢侈，谁家有棵柿子树，他家就有了救命的粮。当柿子刚变黄，社员就摘下来，与玉米芯、谷糠、红薯秧掺在一起，碾碎再晒干，粉碎成面，炒熟当炒面吃，大伙叫它“柿糠炒面”。还把熟透的柿子与野菜和成团蒸成“跃进馍”充饥，只有老人、儿童，一天才能多分一两柿干……就这样，柿子救了正东沟的很多条人命。在我记岁的时候，柿子还是很稀缺，那时候，正东沟40余户只有6棵柿子树。新年里给邻居家拜年时，奢侈的吃到柿子皮、柿疙瘩、柿饼等美食，当时心想，如果我们家要是有几棵高高大大的柿树，该多好啊！
我上一年级的时候，父亲满足了我的愿望，他在邻村南沟亲戚家学会了嫁接技术。父亲从邻居家的柿树上剪回几根柿树枝，精心的嫁接在门前的软枣树上。第二年春天，树枝活了，花儿开了，花开得晚，乳白色，一点也不醒目。有香味，但不浓。蜜蜂啊，蝴蝶啊，似乎不大喜欢，很少光顾。花一落，就结出了指头大的果子，和柿子树叶一个颜色，老青老青的。随着夏季的来临，在一日热甚一日的夏天，柿子像放在蒸笼中的面粉团，不断地膨胀。没有成熟的柿子，不能吃，是涩的，红了皮的柿子不熟透也是吃不得的。你若是啃上一口，就会口腔麻木，舌头干噪涩苦，吐咽不得，当地有“一嘴啃个生柿子――涩（啬）死人啦”的歇后语，用来形容为人吝啬或受人愚弄没法行事的样子。
“七月核桃八月梨，九月的柿子红了皮，不熟透的柿子不能吃，眼看着红果心着急。” 柿子成熟了，可以吃了。正东沟人靠触感和视感来识别柿子的熟透度。触感，手摸着软乎乎的，果肉会蠕动，就是常说的“吃柿子单捡软的捏”（形容欺负弱人）的俗语；视感，观察起来果子透明发亮，色泽变得血红，果汁涨满得像撑破皮似的。熟透的柿子，牙轻轻一咬，果皮即破，不需要咀嚼，像喝饮料似的，汁液便入口进腹了，浓香甘甜，爽口提神。正东沟人在秋、冬季里干活，他们从不提茶罐子，不带干粮，累了，饥了，渴了，就脱下鞋子，“哧溜溜”爬上柿树，摘几个熟透的柿子，坐在树下，一边歇息，一边吃，一会儿吃得肚子圆圆的，又止饥又解喝，干过中午了也不觉得疲劳。
柿子的吃法有很多种。烧烤的柿子特别有味道，用筷子头在还没有变软的柿子上，插上一些洞，再放到火笼里烤着，直到整个柿子四周都变成焦糊了，在凉水中洗净，剥掉焦糊的皮，吃起来入口生津，香香甜甜，是无上的美味。也可以蒸熟了吃。把柿子洗净，放在盘子或碗里，放进甑子里蒸。正东沟是二高山，主产是苞谷。苞谷磨成粉子后，放在一种木制的圆筒形的甑子里蒸。蒸熟的柿子，柿肉变软，甜得像蜜，但不发腻。还有一种办法，可以去掉青柿子的涩味。捋几把高粱叶子，和青柿子一同放在坛子里，加满水。这样浸泡个三五日，取出来，削掉皮，就可以食用了。柿肉呈白色，脆生生的，味甜多汁水。泡柿子，时间不大好掌握，弄不好，就会坏在坛子里。
后来，正东沟上上下下的农户都请父亲帮他们嫁接了柿树，几年间，正东沟到处都是柿子树，柿子多了，柿子已经不被人们关注了。那些爱好吃柿饼、柿丫子的人嫌收拾柿子过于麻烦，懒的去弄了，新型的水果代替了原生态的美食。
二
儿时的岁月已成了记忆。柿子皮、柿疙瘩、柿饼、炒面等美食，已勾不起人们的兴趣，那些红彤彤、蜜蜜甜的柿子现在沦落成了乡村的一道道风景。
初秋的柿树叶子，由绿变黄，由黄变红，在深秋的季节里，经不住寒风的刺骨，经不住寒霜的侵袭，一片片凋零，一片片脱落，初夏时茂盛的柿子树就像脱毛的凤凰，只剩下那张牙舞爪的枝枝桠桠在寒风里打颤，在寒风里等待，默默地陪伴着、衬托着火红的柿子。
柿子红了、熟了、甜了。它不只是红在深秋时节，也不只是甜在熟透的季节里，而是一直红到初冬，甜到寒风冷冽的飘雪季节。
秋收后的田野一片空旷，像原野一般萧杀。沟两旁一栋栋漂亮的房子，一个个错落的庭院，收拾的干净清爽，烟囱里的炊烟转着圈儿袅袅飘出，慢腾腾地奔向广阔的高空，慢慢地看不见了。
村子显的有些空了，能上树叉柿子的青壮年，或外出打工或进城定居了，爬树贪玩的孩子们被送到城里，在钢筋混凝土的空格里，老老实实上学念书了。记挂着它们、对柿子尚有着感情的老年人，被残酷的现实逼迫着无奈地进城接送孩子去了。剩下一些爬不动的老人，只能眼瞅着火红的柿子叹气。这个昔日的宠儿，抢夺的娇子，老了老了，就像一个弃儿被抛弃在田野里了。
在城里定居的村民们，有些已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田野里的那些柿子树早已被遗忘。
于是， 柿子等待着，期待着。由小到大，由绿变黄，由黄变红，随着季节变换不断地欢唱着自己的歌。
冬至过后，雪花就淬不及防地到来。
风，被冻住了；云，沉甸甸地压在头上。
雪，肆无忌弹地飘落下来，洋洋洒洒，漫天飞舞。 山白了，田白了，山山岭岭，沟沟壑壑，白皑皑一片，覆盖住了乱石黄土，覆盖住了野草荆棘。分不清山间小路，分不清谁家的田陌。
只有那红彤彤的柿子，在白茫茫的田野里尽显妩媚，指引着方位。无论雪花怎样的飘洒，压不住它妖娆的的色彩。
太阳出来了，柿子变得更加深沉，更加靓丽，像经历了一场自然的沐浴，荡涤了心灵的尘埃。
等不到人们的关注，火热的柿子心开始变凉，变冷，心碎。一阵寒风刮过，“啪、啪、啪”那是红得通透的柿子落地的声响，那是守望者心碎的声响，在白皑皑的雪地上，溅起一朵朵鲜红的花朵，留下一地的惆怅。
有的柿子还在痴情的等着，牢牢地勾住枝头，展现着倩影，张扬着靓丽。可惜，等来的只是飞鸟的啄逐。
月累着月，年累着年。进城的人很少回老家了，昔日的美食已经被淡忘了。
三
这次回家，已是初冬，天高雾浓，落叶像断魂的蝴蝶摇摆着生命最后的舞姿，遍地枯黄。我看着光秃秃的柿树，尖尖的顶枝指向灰色而悠远的天空，如记忆一样悠远、渺茫。树枝在风中颤抖着，等待着冬去，树上只剩下孤独的红柿子。在我的记忆里，这里曾人口繁盛，百业兴旺，老有所养，幼有所乐，虽然物质生活还是很艰苦，但因为实行责任制后，大家都满怀希望，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正东沟人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他们精神焕发，做起事来劲头十足，认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这次回家所感受到的，似乎并没有这种充满希望的朝气，倒是处处显出暮气沉沉。虽然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幸福感并不强烈。
在和老人的聊天中，回忆起三十年前的人口状况。1985年左右，刚分产到户不久的时候，林川村全村人口共有600多人，这些人中，老中青搭配合理，尤其是年青人，所占比例差不多是半壁江山。所以，那时感觉未来光明无限。而目前的全村人口438人。但长期居住在村子里的200人左右。而这200人中，基本以老幼为主。如果只算成年人，那么在村子里的成年人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也就是说，基本都是老人，至少是年纪不合适在外打工的人。另外的人，绝大部分都到了外地打工。其余的，有些在附近镇上做生意，有人彻底脱离了村子，但还是在村子里有山林田地，享受国家的直接补贴，但似乎还是有回家的打算。
老幼相守的村子，人们谈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老一辈，即使无可奈何，也是习惯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辈，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里罢了，待到十五六岁，也就开始“东南飞”了。外出的人，有的寄希望于回家养老，所以一般都利用多年的积蓄，盖了个房子在村子里；还有一部分，尤其是80后的一代，已经连回家养老的念头都没有了，利用几代人的积蓄，在县城甚至在自己的镇上，买了套小小的住房。这里，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
因为没有了劳动力，种植已经全靠除草剂和农药了。过去都是犁地、锄草，现在都不用了，但这样连续多年种植下去，田地退化，土质板结，种上的庄稼更容易发生自然死亡之类的疾病，产量大减。目前，还有老一辈的村民苦苦支撑。往后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年轻人不会种地了，自然和人争夺田地的较量将会以自然的胜利而告终。当然，退耕还林，也未必不是好事。
长期习惯的生活，是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的。沟边七十多岁的老人，没有一个坐在家里享福，只要有最后一点力气，都是坚持劳作。子女们把孙子留在家里，爷爷奶奶再次充当一次父母，一把屎一把尿地带两三岁的小孩。待到大一点，到镇上上学，奶奶们又合租一个小房子，算是陪读。村子里的庄稼，还是这些老人们种出来的，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每年种植旱地不低于4亩。他们经历了大集体时代半饥半饱的日子，经历了分田到户的责任制，他们感觉自己的劳动回报很直接，很有保障，就起早贪黑拼命干，为自己的那个富裕梦想而竭尽全力。所以，这一代人是最辛苦、最勤劳的一代人。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老一辈人开始接二连三地离去。大多都是劳动到最后，也就撒手西去。长期卧床的，不多，大概对于勤劳的人们来说，不能劳动了，也就自认为走到了头，甚至对住医院都持排斥的态度，认为是浪费了钱。更有少数老人，因为没有子女照顾，或者照顾质量太差，干脆自我做了了断。一座座新坟的出现，直观见证了一代人成为过去，他们在此劳碌了一辈子，最终发现后继无人。自己辛勤开垦出来的田地，正被繁茂的树木逐渐吞噬。他们心中的理想家园，不再是后辈们眷顾的处所。甚至有些坟头，也难得有人来烧一柱香了。
四
邻居家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至今未婚。他说，今年过完年就不想出去打工了，但在家忙过一阵后，发现还是难得找到事做，于是又勉强出去找事做。
这是一个处于临界状态的人，在回家与继续打工之间徘徊，两边都感觉是鸡肋。其实，这正说明了这一代打工者的最终悲哀，年轻时候的精力与聪明才智奉献给了城市，像甘蔗一样，被城市咀嚼过一遍后，汁水留在了城市，“渣滓”最终难以在城市停留，最终还得回到生养他的这片土地上来。
当然，大部分村民还是做好了准备的。他们利用多年打工的一点积蓄，回家盖了房子。田地虽不少，但对这一辈人已经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早早地就吩咐家里的老人帮助种上了松、杉之类的经济树木，意思是回家后也不打算种玉米了。
想象一下，老一辈已经凋谢，这一辈回归乡村，对种田缺乏激情，将是一副什么样的乡村景象？从当前的趋势来看，不愿意回归的这一代人其实也很难在城市立足，从在镇上买房的这些年轻人身上，看不到他们有什么超强的生存能力。
最终，人口回流将越来越少，落叶归根的良性循环的乡村，始终不可得。少数优秀学子通过高考等渠道一去不复返，年轻一代虽难以进城，还是勉强赖在城市，不愿返乡。乡村发展后继无人，没有人的乡村只有衰败，只有重新回归自然。
五
正东沟人过去在应付物质匮乏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技艺，这些技艺既是对物质的极大节约，又塑造了大量生活中的艺术品。但在工业产品充斥的时代，这些都不存在了，或者至少是濒临消失。过去精巧的竹篾器具，古朴实用的石磨，不用任何铁钉胶水的桌椅，别致的蓑衣、斗笠等等，都渐渐被一些县城周围的所谓农庄搜集去了，为的是给食客们看一看，意思是已经进入博物馆了。取而代之的，一律都是粗糙的、无法自然化解的铁质、塑料制品，甚至很多家庭的餐桌直接以一块大的地板砖作为桌面，取其光滑易擦。过去红白喜事，都有村中的大厨带领一帮人整治出一桌桌美味的饭菜，虽然都是本地常用食材，却色香味俱全，规规整整的十六碗摆放方式，现在却都消失了，美其名曰学城里，圆桌、浅碟加酒精炉，菜品更不足道，甚至有煮整鸡蛋径直当作一道菜的。曾经被托尼称之为中国宝贵财富的民间手工艺，从此似乎走到了尽头，以粗俗代替精致，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呢？
六
和村干部一起聊天，说起了现在村委的管理，他列举了现在的种种现象。多年来，在村委几个成员之间，居然也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尤其是书记与村主任之间，各成一派，凡是对方拥护的，我就反对，势同水火，全然无视村民本身的迫切诉求。比如说某村干部之间的矛盾，书记以其母系、父系亲属都是本村居民，亲属范围较广，所占势力也就不小；而村主任也是靠了亲属范围较广的优势，得以获得这一位置。所以虽然行政不多，但凡是涉及些许小利，都分裂为两个阵营，互相过不去。比如说，在修一条通往一个自然村的简易马路时，因为工程是由村主任牵头，书记一系就出现了钉子户，路不能通过，最终以大打出手、强行通过而告终。在农村，家族与村务之间，难免会出现这种不愉快的冲突，但如何超越家族局限，以一村为务，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
正如上面所言，象征性的行政导致村民的自生自灭。仅就道路而言，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硬化的水泥路，因为没有管理好，被矿车压榨的支离破碎。
如果仅仅是让村民自生自灭，也许还算一种无为而治，但现实是，村委利用自己手中仅有的权力，还要与民争利之势愈来愈明显。比如村里立项工程，争取到国家的大额建设资金。于是，干部让自己的朋友出面承揽工程，自己在幕后指挥，建设完毕，获利“二一添作五”。村民最初以为是村委为民办事，最后明白这样做目的原来是干部自己在捞钱。几年间，干部的腰粗了，成了暴发户。
我初中时代的同学，年富力强，文化程度在村里是很高的了，高中毕业，曾经有一段时间可能也被哪个方面看中，入了村委会的大门，本来可以好好培养为群众办点事儿的，但最终还是另谋他去。问其原委，村干部说他只能打杂帮忙，干不上事情，而他的家族背景就非常寒微了，父母双方都没有什么亲属，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没有群众基础吧？而村里的另外一个汉子，为人圆滑，也乐于帮助邻里，嘴巴花哨，自己勤俭持家，日子过得也红火。以办事能力来就这二人论，他比我同学差远了，就因为会阿谀奉承，很快得到重用。
在各自为家、无人思考村子长远发展的情况下，村子就是一盘散沙，散沙中难以产生真正的村民领袖。
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似乎是市场的作用。确实，不能否认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否认其合理性。但我们应该看到，重视地方是留住乡村人才的关键。我们从正式体制到一般社会心理，都只强调中枢的作用。从区域发展来说，城市分为各个不同的层次，从一线到三线四线，最后无足轻重的就是乡村了。反过来，人口也就向高层次城市流动，在小城市都不够气壮，更别说乡村了。直白地说，就是乡村没有机会，没有地位，没有希望，而这不仅仅是市场决定的。虽然用人为干预的方式来挽救乡村，未必是很好的办法，但改变我们对地方的不重视，恢复到城乡并重的路子上去，最低限度，不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将是必要的。这就要求乡村医生、教师乃至一切乡村人口，都有机会在本地获得一个受人尊重的、体面的生活。而机会来自制度的安排，一方面，要让人才愿意下基层；一方面，要有一种机制，让在大城市里工作的优秀人才，有机会为家乡做贡献，有些地方的乡贤委员会的组织，是值得借鉴的。只有人们将眼光盯在地方，从地方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必一定到中心（镇上、县城、省城、北上广等）才能得到认可，人才的分布才会趋于相对均衡。当然，自上而下的重视，物质资源的反哺，也是必要的。作为自上而下的力量，在于挖掘、配合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一句话，要充分尊重民意。
七
游牧时代，人们逐水草而居，这是人口追逐物质资源，但这多少还是有一些主动性的。现在，正东沟年轻一代出去打工，成了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因为只有到城市才能赚到点钱。从这个意义上看，还是人口追逐物质资源的，人口越是外流，尤其是优秀的人才的外流，越是导致城乡之间失去平衡，而物质资源是随人口而流动的，于是出现了物质追随人口而去的趋势。不是有很多的农民，千辛万苦培养一个大学生，结果孩子大学毕业了，留在了城市，还需要父母省吃俭用，凑钱帮助买房子吗？或者退而求其次，在镇上或县城也要买个劣质的廉租房吗？这就是人与物一并流向了城市，正应了费孝通那句话，“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不仅大学生不会再回来，就是目前在乡村教书的教师、乡村医生，也想尽办法到县城，甚至更大的城市。在这样的洪水冲刷下，乡村的田野能不越来越贫瘠吗？
我爬上树把那红彤彤的柿子一个个从树上摘下来，当树梢上还剩下两个又大又红的柿子时，我小心翼翼的向前挪动脚步，想把它们摘下来。那一刻，母亲在树下喊道：“别摘了，留着吧。”我说：“留着是浪费，摘下来吧。”母亲说：“别摘了，留两个柿子看树。”父亲附和着说：“留着吧，树老了，它也希望有个伴儿。”
此时，我想起了祁隆的那首《又见山里红》：
那是你秋天依恋的风
那是你漫山醉人的红
那是你含情脉脉的心
酸酸甜甜招人疼
你是我一片思乡的情......
柿子红了，我永远的风景。柿子红了，我永远的心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