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南瓜》
中午只有两张嘴吃饭。妻子问我，是切粑条呢，还是搞疙瘩糊。我想也没想，发出的声音就在客厅里乱撞，疙瘩糊呗。面食里，没有什么比疙瘩糊再快捷的吃法了。
妻子应了声，出门。自厨房间搬到外面后，这大门闭合的频率就繁了，好在只开纱门。没两分钟她又进来，说搞疙瘩糊总要放点什么吧，家里没有合适的东西。我问她，方瓜（南瓜）呢？她盯着我，露出满脸的不屑，早就吃完了啊，我去买一只回来。
记得女儿女婿上次回家捎回来过两只，还有两只是放在纸箱子里，特地说是她奶奶叫带来的。当时我也准备问的。心里其实真没想到还能吃到母亲种的南瓜，三月底她上楼时在平台上摔了一跤，又滚到楼下，就站不起来，在床上躺了个把月。估计南瓜秧子在没摔前已经栽下去了，但怎么施肥，浇水，除草？我实在是想象不出来。也许这是南瓜苗的倔犟，或者是卑微者有卑微的活法吧！
我在见到南瓜的那一刻，心里竟然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那腊黄的颜色，一道道藏满坎坎的皱褶像极了八十六岁的母亲的面容；那矮矮的个头也像。我甚至怀疑，即便有满地的南瓜，那个曾经能撑起两百斤重担、撑起一家人生活的老腰伤了，是怎么弯得下去采摘的？但话又掉过来说，如果没有见到南瓜，想必母亲的身体依旧没有恢复，这又是我更揪心的事了。值得宽慰的是，弟弟前不久回过老家，说母亲身体还不错。
母亲只带来两只，家里肯定还有，在等着我，这是母亲多年的习惯。每次返程，她都扒心扒骨的找点什么让我带走，但最得意，最拿得出手的礼物，还是小菜园里长出来的。可能…也许…确实…也是用吃力二字撑起来的。
不到半个小时，妻子喊我吃饭。
我盛了一碗。
家在长江北岸，却算不上是北方人，但我自幼喜欢吃面食。貌似平常的面粉很神奇，只需加上点水便能做馒头，包子，粑条，手擀面，面疙瘩，疙瘩糊，还有过年炸的小扎。不像大米那么单调，除了熬粥，就是干饭。
不过吃疙瘩糊的日子不是很多，主要是夏季到了用餐又来不及做饭的时候，搞疙瘩糊就是匆忙中的一种应付。搞疙瘩糊先烧一锅水，等待水开的空隙里，挖（Wa读瓦音）几碗面粉入盆，加少量的水用筷子搅拌，直到拌成似潮不湿，似干非凝，半推半就的样子就入了锅。灶里的大火让它们华丽转身，清水也渐渐浓稠。倘若有瓠子、苋菜抑或是南瓜伴着清水同行，便有花花绿绿的视觉效果冲击着味蕾。
记得每逢吃疙瘩糊，我总是端上一只与自己年纪不相配的大品碗，恨不得连锅端起来一样。肚子撑得又圆又胀，脸上渗出的汗流过脖子，流过胸脯，圆圆的肚皮上似有许多条蚯蚓爬过的痕迹。
能喝，能吞，能嚼。一碗疙瘩糊下肚，觉得是天下最幸福的事情。
外出这么多年，吃过不少的南瓜，但心里一直认为只有老家的南瓜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南瓜，尽管有大有小，布满了疙瘩，布满了苍桑，但一定是圆圆、矮墩墩的有模有样，有形有状。不像他乡的南瓜，瓠子不是瓠子瓜不似瓜的，一头细一头粗，像装满了水的避孕套。
疙瘩糊熟了，去盛了一碗，带有一丝丝青色，一看就知道有淡淡的甜，没有老家的如同板栗般糯味。中秋节回去，多带一点过来。对了，记得一定要留些种子。
（发2024.夏《铜化集团》报）
《红薯》
在网上买了十斤红薯，突奇的便宜。隔山渡水，千里迢迢地运到我家，只花了六块四毛钱，有大跌眼镜之感觉。
在我们家红薯叫山芋，虽说是种命贱的植物，不需要怎么施肥，更不需要喷晒农药，但也要花点心思伺弄的呀。自幼生活在乡下，熟悉它就像熟悉邻居家的小伙伴。
春天到的时候，雪藏了几个月的山芋从地窖里被请到阳光下，它们一颗颗像即将上战场的士兵，接受一双双犀利的眼光挑选，破损，有霉斑的自然会淘汰下来。挑选好的种子裹着阳光、缠着春风，伴着希望的眼神入土，渐渐发出希望的叶芽。
山芋喜干怕潮。我记得插山芋藤条以前，土地深翻过后还要垒成一条条小埂似的，然后才打宕，抓一把火粪丢到宕里，算是基肥了。山芋生性泼皮，秧苗经过两三个月地生长，已很茂盛，分不出沟沟垄垄，像一大片草皮毯子。麦子收割完，乘着雨天将山芋藤割回来。两片叶一段，一根藤剪成数段，然后慌慌张张地穿上雨衣，打着赤脚，去地里扦插，这个时候不仅泥土松柔，不伤指头，还省了浇水的功夫。
山芋长得快，芽儿绽出来后，很快就有了一根藤，尽管不长，像丫头的小辫儿，从垄上滚到沟里，顾不上拍拍泥土灰尘，努力向垄上爬，三下两下，就将黄土地变成绿色。山芋满地时得带着根竹竿，将山芋藤翻个身，不然，它们一家会四分五裂，每个藤节处都会生长出毛绒绒的根须。
秋天山芋便成熟了。
老家的山芋刚挖出来都是面的，那几天家家户户都忙着洗山芋粉，这也是件繁琐的事情，山芋得一根根洗净，削皮，然后送到加工厂碾碎，再拖回来，装进纱布裹紧，放到盛满清水的木盆里，一把一把地搓揉，等着混浊的水慢慢沉淀，才得到一些洁白如雪的山芋粉。想想，什么都不容易。
到腊月，山芋在时光的静默中，褪去了红晕，渐渐变甜。儿时，到了这个季节，家里总有段时间，每天会吃一顿烀山芋。吃的时候，我的手便在山芋上捏捏，专挑硬一点的，面如板栗的山芋。但每顿饭后，都会听到父亲一声连一声地呕气，头伸伸缩缩，像前面人家的大白鹅。
山芋暖心，但不养胃。
今年浅夏，我也准备插点山芋，并且看到屋后那棵泡桐树下，有人丢弃了一小堆山芋种子，发出白中带紫的嫩芽，如一束束熏衣草。菜地东边恰好有点空闲的地方，本来种着黄豆，可豆苗一出土便被那讨厌的斑鸠啄断了豆瓣。如果插点山芋，斑鸠不会有兴趣的吧。但后来还是断了这个念头，我怕它争不过西瓜的藤蔓。
一年四季，我家早餐基本上都是熬粥，这是因为方便。晚上抓一把米，辅以绿互、花生米，添加少量的赤豆，早上起来，就有了一锅现成的稠粥。
入秋后，妻子有次买菜回来，见到一群人围着大货车，她也好奇地停住了电瓶车，伸头一看，是卖山芋的。妻子回来跟我说，本来没打算买，但听到驾驶员的一番话就改变了主意。驾驶员是个女的，独自一人驾着大车从山东开过来，下高速交完费的时候，车打不响了。恰好有巡逻的交警，她便下车求救。交警上车捣鼓了一下，车就正常了，说女人是开长途车累的。妻子说，就凭这点她得买，并且买了一袋，二十斤。
乡下出来的人，往往会容易被别人认为一点点的小事而感动。这一感动，就让绿豆花生米赤豆下了岗。
早上揭开锅盖，几根红不红，黄不黄的山芋若隐若现在白米粥中，像江水中拱出来的江豚。我的脑子里便有了电影中蒙太奇的画面，山芋苗在老人粗糙的手中一棵一棵插下去，一锄一锄伺候好，一钉耙一钉耙挖出来，一担一担挑回家。
《花生》
六点多，太阳还挂在西天，像个软软的蛋黄，一不留神就滑向地平线下，旁边的乌云也染上了深深浅浅的红。
和妻子散步，见东边的菜地里，邻居挥着铁锹，将泥土铲到花生的禾苗当中，本来整齐清秀的花生苗弄得像一只只翻毛鸡的翅膀。妻子扔下我，径直从空的土地上跑过去看个究竟，身后留下两行歪歪斜斜的小洞。
清明回家，曾见过一地地的青苗，现在也快结果了吧。想想就像在昨天，时光就这么静静而又快速从身边滑过，仿佛一个人从少年忽地变成两鬓斑白中年人，做了一个梦似的。
老家的花生是小粒花生，曾经是沿江一带很有名气的土特产，现在被“老洲山药”，“老洲土鸡”，“老洲媒鸭”挤出前三的排名了。我心里常常为之不平，像自己的恋人被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她的坏话一样，总想着为它正名。但老洲花生真正的产地在下圩，最有名气的在下圩先进，合意，人形，双墩四个队。五四年长江破大圩，圩口涌进的水成扇形正对着这四个相邻的村庄及周围大片的土地，洪水退却后，大量的江沙沉淀下来覆盖住以前肥沃的土地。虽然经过土壤改良依旧只能种植一些旱季作物。尤其适合种花生。
下圩花生除了种植时施点农家肥外，几乎不用化肥，结出来的果实不大，但粒粒饱满，外表貌似呈网状，有些粗糙，摸上去却又光滑。炒花生用的是江边的白沙，会炒的人可以不用看不用尝，仅凭嗅觉就知道花生熟没熟，且出锅的熟花生没有一点焦色，像是太阳烤熟了的一样。那些年走亲访友，托人办事，必然会拎一袋花生。
程家墩适合种花生的土地不多，产量不高，扒花生用不了几天，分到每家每户的时候还沾着沙土。母亲是个性格倔犟的人，她见不得自己的孩子眼馋，嘴馋去盯别人家孩子的碗，尽管分到的花生得晒干留到年底，卖一部分换点钱，还要留一点做年货，送人情，但还是要烀一点让我们尝尝鲜的，像蚕豆，玉米棒（我们叫六谷垂子）上市时也是要烀点一样。放学回家看见锅屋里的土灶上，锅盖盖的严严密密的，四周还捂着毛巾抹布，那缕缕热气夹着淡淡的花生味从锅盖的缝隙中钻出来，诱得我的鼻子一耸一耸的，手便忍不住伸过去揭开沾满热水珠的锅盖，一股热气从我的眼前散尽才发现花生其实是不多的，稀零的散落在多半是山芋的上面，那红皮的山芋被热气闷得涨破了皮。吃晚饭的时候，上面的花生早被我们吃光了，剩下的都是山芋了，记得当时父亲的胃不好，吃了山芋总是打嗝，那呕气的声音一声比一声悠长。
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就背着个空书包，手里拎着个四齿的小钉耙，用老家的话叫“小抓子”，几个孩子一道去三，四里远的先进，合意那四个队的地里去“捞（nao平音）花生”。那些收获过的花生地里，我们或跪，或蹲，或坐像个淘金者将翻了两次的土地再翻过一遍，眼睛随着手中的铁耙移动，每看到一粒花生便是一次惊喜。还有雷雨过后，去地里捡花生那是收获最大，最省力的一种方式。
虽然“捞”的不多，大多数还是水籽，二波浪子（没有长好的瘪花生），但能为家里做点事增加点收成是儿时每个孩子的愿望。
那时的花生生长周期长，四月份下地，要到秋天才能收获，我读初一时，冬天还见到双墩那边的人还有花生没有挖完。那个季节，已见不到捞花生的孩子了。
烀花生远没有炒花生的味道来的那么浓烈，那么欺负人的嗅觉。剥开烀成浅灰色的花生壳，睡在里面的花生米粒粉红色的，像张保养好的粉嫩的脸色，吃到嘴里糯糯的略带点甜，但真的称不上什么美味，尤其是在现在人的味蕾已被形形色色的食品磨搓过，失去了原始良知的时候。
这朴实的味道是一种粘合剂，将远方的家和我日渐苍老的心粘连在一起，拉也拉不开，分也分不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