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杂志做了一篇关于短视频平台快手的封面报道。文章提到，截至2018年12月底，抖音的日活跃用户已经达到2亿，而快手的日活是1.6亿。关于这两家短视频平台的竞争和比较，一直都很受关注。

在采访中，快手联合创始人程一笑对抖音的后来居上“略有一些惊讶”。程一笑惊讶的地方在于，他没想到，聚焦在内容消费者这一端的短视频平台，也能做得这么好。与之相反，快手的定位则是，属于创作者，“是记录和分享生活的场所”。

抖音早期崛起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平台上出现了大量高颜值年轻人制作的音乐和舞蹈短视频。而快手视频的精美度则要欠缺一些。

除了在内容上的区别，抖音和快手这两个平台，在对待创作者和内容消费者上，也有不同的偏重。快手的机器分发，会不断调节排序，让更多人发布的视频有曝光机会，以避免总是少数精品内容被置顶。而抖音的算法逻辑是，要把流量源源不断输送给最受欢迎的内容，一个视频观看的人数和点赞的人数越多，就越能得到推荐，从而被更多人看到。

文章说，从平台的功能上来看，“抖音像媒体，快手像社区”。不过，尽管程一笑已经意识到了，短视频内容消费者端也有巨大需求，但是他仍然希望，快手在内容消费杀时间方面的属性弱一些，记录的属性强一些。

以上就是快手联合创始人程一笑眼中，快手和抖音这两个短视频平台的区别。

对于民国时期，我们能听到各种各样的评价。喜欢民国的人，说它思想活跃，英雄大师辈出，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奠基时期。就连民国的普通人，也有种特殊的风华神采。不喜欢民国的人，说它荒唐残酷，天灾人祸横行，是一个苦不堪言的乱世。仔细分辨，这两种说法并不是针锋相对的，所说的只是一个时代的不同侧面。

这本书所讲的，是一个更加丰富多彩，也更加真实的民国。它将这个时期称为“银元时代”，也就是银元流通的年代。从货币制度上讲，银元的通行时间，是清末光绪年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但由于战乱等原因，民间私下使用银元一直延续到四十年代末。从空间上讲，本书以银元的流通为背景，翔实生动地记录了当时上海的经济生活和三教九流的人物。

本书作者叫陈存仁，是三十年代上海有名的中医师。他办过中国最早的卫生保健报，主编过中国第一部《药学大辞典》、《中医师手册》等中医书籍。在1928年，当汪精卫推动废除中医时，他曾担任全国请愿代表，阻止了提案通过。但这本书主要不是谈医药，而是以个人回忆录的形式，记述了他所亲身经历的上海经济社会，以及重要的历史人物事件。

陈存仁因为名医的身份，能够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人士。他虽然不是职业作家，但一辈子笔耕不辍，还向朴学大师章太炎学习过经学和文字学。除了文字流畅饱满，他的记忆力和材料收集能力也特别强，这让本书具有特殊的社会学和经济学价值，是了解民国社会的有益文献。陈存仁是公认的旧上海专家，80年代那部有名的电视剧《上海滩》，还请他出任特别顾问。因为，从黄金荣、杜月笙这些黑帮大亨，到普通的上海“白相人”，他都有过近距离接触，深知底细。 2000年后，本书和他的另一本《抗战时期生活史》在中国出版，一直深受读书界的好评。

这本书采用的是自传回忆的形式，用自身回忆、记人记事这些专题，分成了二十个章节。读自传也是要小心的：我们读到的，可能是作者真实的回忆；也可能是他想被人知道的自己；或者仅仅是他想象中的自己，这需要详细甄别。所以，我的讲述，还是以陈存仁的客观记录为主，具体从三个方面，来为你讲述银元时代的上海。

第一是银元时代的经济生活。我们具体说说银元是什么，以及有关的金融背景和货币历史。

第二是银元时代的经济活动。一起看看大上海的弄潮儿和冒险家们，是怎样在这个银元时代里造就了龙蛇混杂、光怪陆离的魔都。另外，说起民国人的特殊风采，我们也可以从当时人们的经济信条里找到佐证。

第三是通过这本书的材料，我们还可以观察出近代上海城市和商业的发展轨迹。说说上海的民族金融、工商等行业是如何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地成长壮大起来的。

第一部分

下面，咱们就进入第一个话题：从一块叮当作响的银元，说说民国的货币制度。

今天，银元和铜钱一样，都属于收藏品。如今的一块银元，价值取决于年代和版本，成交价从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本书里写道，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手里有十枚袁世凯复辟后没来得及发行的“纪念银元”，这种孤品，更是藏家们梦寐以求的。但在民国时代，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铸造的银元，币值都相等，因为它就是流通中的货币。

中国最早的银元出现在咸丰年间，是商人们为方便计重，手工打造的银饼子。墨西哥铸的鹰洋流入以后，中国也开始大量制造银元，制式从光绪年间的“龙洋”，到民国时期的“袁大头”“北洋龙”。每块银元的规格，都是按照旧制十六两，含有七钱三分银子。

除了银元，当时还通行过其他几种小面额辅币：一种叫“银角子”，也就是南方所说的“毫子”；另一种叫“铜元”，老北京称为“铜子儿”。值得注意的是，铜元与银元的换算不是十进制，而是根据牌价随时变动的。在物价稳定时期，1枚银元换128枚铜元，后来逐渐超过了1：180。为了统一兑换标准，民国中期发行了十进制的货币。新的银角子含镍比较高，就是今天“一角钱”的前身，一枚铜板也就是后来的一分钱。

当时，外汇牌价也是和银元进行兑换的。三十年代初期，一块银元兑换1.6日元、0.33美元。所以，你看出来了：银元既是硬通货，也是本位货币。也就是说，其他货币和资产会波动，而银元的价值是锚定不变的。之后，当民国发行纸钞法币时，最初也是和银元1：1兑换，但是不出几年，就开始不停地贬值。而在民间，银元在私下交易中的价值，却保持着基本不变。法币的这个戏剧化命运，我们几分钟后再讲。

好，关于什么是银元，我们做了简单介绍。再谈后面的话题，包括今后你再接触民国时期的材料，就有一个货币单位概念了。那么，你的下个问题一定是：当时的人一个月赚几块银元？一块银元的购买力到底是多少呢？

这就要感谢陈存仁了，他对各个时期物价的记载，非常详尽，可以说是不厌其烦。

先来说收入问题。1915年前后，上海商铺的掌柜，也就是经理，工资是8元，普通职员是4-6元。到30年代，经过几轮物价上涨，底层贫民的家庭月收入在10元以下，普通工人和小职员的月收入在10-20元之间。一名中学教员或银行职员的月薪是30元左右，一名普通医生的月收入是4、50元，这就是当时的中产阶级了。上海的物价和收入，是全国最高的。同时期的北平，大学教授的收入在80元以上，这可以支撑一大家子的体面生活，过有用人、有车夫、住大四合院的生活，而且每月有结余。而国民党在地方上的税务官、海关稽查等肥缺的俸禄，可以达到2、300元，这就属于权贵阶层了。一个小康家庭，包括房产在内的家产在1000块银元左右。上海历来是富人云集的地方，一位经常被报纸炒作的富豪去世时清点财产，折合成银元是二三十万。

咱们再来说说物价和消费。陈存仁详细记录各个时期的物价。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里，银元是很大的面额，轻易不会动用，日常使用的是银角子或铜元。1915年前后，一碗上海人常吃的大排面，只要4枚铜元。做一身高级的长袍马褂，需要6元。一双比较好的儿童皮鞋，大概1元。平民家庭操办一场葬礼，会花费20元左右。

每石米，也就是120斤米，价格在3元6角上下浮动。有意思的一点，当时上海市民吃的米，已经开始从泰国进口了，价格比江浙的米更便宜。到三十年代，每石米的价格上涨到六七元到十五元。北方以面食为主，在北平，一袋50斤装最好的美国面粉是2元。如果仅仅以粮食估算，我们大致可以理解为：在这20年里，随着物价上涨，一块银元的购买力，从相当于今天的100元以上降到了30元以下。

为什么说只能是大致呢，因为当时的商品价值和消费结构都和今天完全不同。大家习惯用米来估算，是因为这是人人必需的花费。但是，由于农业生产水平和国际贸易发展的原因，当时粮食的综合成本，比今天要高得多。

要说价值比现在低的，最极端的自然是房子了。先来说租房。1915年前后，上海县城，也就是今天上海的中心区，一套住宅的租金是每月8元左右，最便宜的只要2元。而市中心一座医院的旧办公楼，当时的售价只有800元。随着上海城市化进程，房价也在飞涨。到三十年代，那座旧办公楼的成交价达到了13.6万元，20年涨了170倍。南京路上一座小楼的2层，月租金是50元。

当时，陈存仁也炒过地皮。三十年代，他买了市中心一块4亩左右的土地，成交价5000多元，三年后，这块地上涨了近6倍。当时上海占地一亩左右的洋楼，价值在1万到2万银元之间。同时期，北京一座三进的大四合院，不超过5000元。广州的一座独门小院，才不过三五百元。看来，上海的房价，始终是全国最高的。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民国的钞票体制。在民国时代，人们对银元和钞票的感情不一样。很多人觉得，只有银元才是真正的钱，所以被称为“现大洋”。上海人常说“财不露白”，这个“白”字，也是指银子和银元。许多传统观念的家庭，都会在院子里挖洞，埋藏整缸的银元。这种价值观，不完全是观念陈旧，也是在战乱和金融系统崩溃过程中留下的经验。

今天提到曾在1935年到1948年流通的法币，好像是民国的一场闹剧。但法币的出现，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1932年，日本挑起淞沪战争，上海的钱庄、银行全部关闭，因为开门的话，储户们会蜂拥而至，把手里的庄票、钞票兑换成银元，让银行瞬间倒闭。淞沪战争签署停战协议后，日本又通过收买中国银元的方式破坏中国经济。这促使南京政府加紧改变以白银为交易单位的模式，建立统一的货币制度。在法币运行前期，通过签署《中美白银协定》等手段，国内物价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稳定。发行法币，还让中央政府获得了向美国购买武器的资金。

根据陈存仁对物价的逐年对比，法币的明显贬值出现在1938年4月。当时，对物价敏感的上海市民，纷纷把手里的法币换成商品，囤积各种货物。我们在文献资料里见到过，那个时候的物价一天三变，人们拎着像今天一提卫生纸那么多的钞票上街买东西。一根油条，几个月里就从两千元涨到了一万元，一根火柴相当于133元。陈存仁囤积的几桶汽油，以战前的法币估算，可以买下一幅地皮。银行疲于清点，发行了一种以千万为单位的拨款单，被家庭妇女称为“八卦单”。 有人则干脆用法币代替白纸来糊墙。

这个时候，美元、黄金和银元自然受到了人们的追捧。我们说过，法币在刚发行时和银元是等值的。到了1948年南京政府准备废弃法币时，再想换一块银元，要花1400亿元法币——注意啊，单位可是亿元。所以，老百姓们对银元的崇拜，一点儿都不奇怪。甚至，今天对银元的收藏热情，也许还隐含着这一层历史记忆。小小的一块银元，在国运多舛的民国时代，真是个传奇性的存在。

第二部分

好，说完了银元的历程，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个银元时代，精明强干的上海人都是怎么赚钱的。

说起民国，最重要的一个场景就是上海，这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汇之地，也是历史人物们的主要舞台。在陈存仁的讲述里，大上海形形色色的人物身上，既有别具民国风度的人情练达，又有阴险狡诈的商业手腕，更有杀伐决断的国际视野。可以说，今天人们为了赚钱所想所做的，大多是老上海们早已经想过和做过的。

先拿陈存仁自己来说吧，他的经历就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好例子。我们不谈医学，只说他的经营之道。

首先，他的财富观念很现实，他说：人的生存绝对脱离不了钱。文人往往对钱财看得很轻，但这会导致一生潦倒。他和民国时代最知名的文人，像章太炎、于右任、吴稚晖等人都有密切交往，这些名士虽然誉满天下，但都因为“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这样的洒脱生活，经济上并不宽裕。

陈存仁的现实作风来自早年经历。他的祖辈曾是产业遍布上海的富商，但在他童年时，陈家就败落了。经历过极盛而衰的悲剧，体验到父亲无钱下葬的窘境，让陈存仁从少年起就立志重振家业。

他上过西医和中医的专科学校，先后拜过好几位上海名医为师。由于为人聪明勤奋，二十几岁就独立挂牌行医。陈存仁能以很长的周期来谋划事业，尤其擅长营销。在行医期间，他还办着一份面向市民的保健知识周刊，这份报纸富于趣味性，第一期就卖了一万四千份，很快就拥有了近万订户，这让他名利双收。他还热衷编辑整理医学古籍，主编过多种医药辞典和类书。这类活动使他的业内地位提升很快。

年轻时，陈存仁的门诊费就达到了一元二角，我们前面说了，这在普通人是大数目，在上海已经是老名医才有的标准。四十年代末，陈存仁移居香港重新开始事业。他在香港销路最大的《星岛晚报》开设专栏20年，不收取任何稿费，代价是保留固定的版面位置，这成了长期稳定的广告。

陈存仁说：赚钱不易，管钱更难，只会赚，不会管，仍旧不懂得理财的道理。他一直认真向上海名流学习理财方法，参与房地产、股票投资，收益颇丰。这本书里记录了很多他的心法。比如：对钱财要追求不止，但不正当的钱，一文也不能妄取。择业要向大众需要的方面想，选中一个行业，要专心致志地深耕，不能轻易改行。既要勤奋，又要学会下与众不同的工夫。“钱生钱”是最容易的，所以赚到的钱要懂得节余，初期的储蓄要达到三成，事业有成后，要达到七成。这样才可以进一步筹备更大的计划。

这些话，今天看也许是老生常谈，但在一百年前，可以说是很先进的理财观念。尤其是其中的原则，更是颠扑不破的道理。

这套理论和今天的最大不同，在于强调储蓄，这是由于民国时期没有如今的融资和信贷系统。所以，当时认为亲戚朋友间有彼此借钱的义务，这被称为“通家之好”。但也有位前辈教导陈存仁说：借钱一定要有规矩。否则，耗损金钱事小，精神上的损失事大，有好多人还会因此气出场病来。其中也有一些诀窍：如果是真正值得帮助的亲友，就要下定决心不指望他归还。只有施恩不望报的态度，才能让自己心里平安。如果熟人向你提出高利息的合伙，应该婉言谢绝。

陈存仁的理财观还有重要的一环：要把钱用得有意义。他的相当一部分花销，是用于扩展社会关系的。在做学生时，他就把兼职收入的1/4作交际费。在进入职场前，他通过中间人牵线，花费了12元，在最高级的酒楼宴请上海的各大名医。我们已经知道了，这笔花销是相当大的，但他一直认为，这一顿宴请，是他上海事业的开端。

凭着灵活的理财头脑和交际手腕，陈存仁在二十几岁就买了汽车，成了上海滩的名流。三十岁时，耗资五万元在市中心建了三层医院大楼。

陈存仁的成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三个指头搭脉，一元一元积攒起来的”。而在号称“冒险家乐园”的上海，自然少不了另一种铤而走险、匪夷所思的发财传奇。这些商界枭雄们的手段，比起今天的财富奇闻也毫不逊色。其中最厉害的一个，连青帮头子黄金荣都被他坑了一大笔。

此人名叫黄楚九，过去和陈存仁是同行，清末时做过眼科医生。黄楚九创办了上海第一家西药房，自治了一种“艾罗补脑水”，号称是由一位外国科学家艾罗博士发明，能治疗失眠健忘，每瓶2元。艾罗补脑水在各大报刊连续打广告，一时之间风行全国。这时，有个叫艾罗的外国医生起诉黄楚九，说补脑水盗用了他的名字。黄楚九的辩护是：艾罗就是用上海话读英文的 Yellow，也就是他黄楚九的黄，根本没什么艾罗博士。他胜诉以后，被市民们称为“全上海最大的滑头”。

靠着这第一桶金，黄楚九进军地产业和娱乐业。他在法租界开设了大世界游乐场，内部餐饮、游艺、娱乐设施一应俱全，买票入场可以在里面游玩一整天，门票大洋2角。一时之间，大世界成了上海的新地标。

随后，他又开设了24小时营业的日夜股票交易所和日夜银行。由于夜间营业，他的银行吸收了来自赌场、妓院的存款，连黄金荣也被他吸引入股。表面上虽然风光无限，但此时黄楚九的几项重大投资连续亏损。

结果，当他下属一个经理携款出逃时，引发了银行储户的挤兑。日夜银行这种金融界异类，根本无法向其他银行拆借资金，这使他的资金链立刻断了。黄楚九连病带急，几天之内，竟然一命呜呼。黄家出殡时，还搞了场声东击西，让准备大闹葬礼的储户们扑了个空。黄楚九可以说是滑头了一辈子，他死后，大世界被黄金荣接管抵债，其他储户只拿回了损失的一成。

陈存仁出于考据癖，一直在调查黄楚九的债务情况，得出300万或70万两种结论。这对于他引起的商界地震来说，并不算太大的数目，尤其是不能和那些盘踞上海的外商相比。

比如，在法租界有个叫盘登的法国人，本来只是无赖出身，借着外商的身份，搞出了一种叫“万国储蓄会”的集资：就是每月存12元，十五年后收回本金。这种零存整取的利息很低，本来没有吸引力，但他设计了一种月月抽奖的形式，头奖是2000块，特奖是5万元。这让储户们觉得既是在存款，又相当于每月多了一次中彩机会。发横财的例子，让上海市民趋之若鹜。“万国储蓄会”竟然吸纳了上亿的资金，相当于当时上海十几家银行的存款总额。

民国时期，上海外商中最有影响的是犹太商人哈同和沙逊。哈同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在上海市中心的花园方圆20公顷，建筑仿照皇家园林。沙逊的经营模式是囤积土地，升值后再卖出一半，剩下的利用贷款建楼自持。最有名的一座沙逊大厦，年租金就达到了几十万。在抗战爆发前，沙逊将公司分割出售，携带巨款离开了中国。

第三部分

这些合法或非法，正当或邪恶的经济活动，共同成就了一个繁荣世俗、充满无限可能的上海，孕育出现代城市文明的开端。今天中国商业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从这些经济活动中延续而来的。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民国时期上海工商业的具体运行轨迹。

在陈存仁幼年，“上海”的概念，仅限于前清的上海县城。1935年，这个区域的人口只有几十万，主要从事传统商业。真正的“十里洋场”大上海，是在英法租界，人口达到了300万以上。而随着商业蓬勃，大量人口涌入，劳动力和市场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充和拓展。三十年代，上海拥有了全国一半的现代工厂和百货公司，是中国工商业的发源地。

上海商业繁荣的基础，是金融业的发展。民国上海的金融界，既有银行，也有从清代保存下来的钱庄。照理说，有了现代化的银行，老式钱庄就该被淘汰了。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钱庄是一种无限责任公司，一旦出现债务，将由全体股东的个人资产偿还。所以，钱庄是有严格审核制度的，只接纳资产情况良好、从事正当生意的富豪客户。当时，拥有钱庄的庄票，也就是支票，是上流社会的身份象征。

开办钱庄的大多是宁波、绍兴同乡，彼此间拆解资金不需要签署契约和担保，全凭口头信用，小到几千元，大到几十万，即便没有第三者证明，也不会出现抵赖现象。

今天，在一些地域和行业，仍然存在这种乡土社会式的资金往来。这不仅仅是商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并不是只有落后的一面：当时的出资人，也就是东家，出于同样的信用模式，将公司的经营和财务都全权委托给了经理，也就是大掌柜，自己只在年底听取一次报告。在传统伦理对双方的约束下，这种经营模式反而极大地节省了交易和管理成本。大掌柜可以不受掣肘，充分发挥才能。宁波有个伙计，为东家代管资本总额八百两的颜料店，竟然一年就实现两万多两的利润，直接就被东家赠送了股份，身份变成了股东。而出资人一方，也可以迅速将盈利投入新的领域，把精力集中在战略问题上，不必参与具体业务。在近代商业史上，无锡纺纱厂荣家、宁波烟叶大王陈家等民族企业代表，都是从这种传统商业模式中脱颖而出的。

上海文化的繁荣，是由出版业带动起来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早的出版机构，和北京大学一同被称为“中国近代文化双子星”。

陈存仁的患者里有位朴实的老工人，熟悉之后，他才知道这个老工人竟然是商务印书馆的大股东，因为他是当年上海唯一会用排字印刷机的工人。商务印书馆从编印英语教材、中小学教科书起家，成长速度极快，二十年间，已经是分支遍及全国的大型机构了。在商务之后，上海又陆续出现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公司，竞争日趋激烈。

民国时期上海出版界对新模式的探索，不亚于今天的 IT 业。比如，当年曾经有一种“一折八扣书”。就是定价1块钱一本的书，打一折后是1角，再打八扣，只卖8分。就算最初的定价虚高，折后价格也低得让人难以置信了。这种出版物主要翻印章回小说这类畅销书、快销品。原理就是利用雄厚资金，通过大宗购买纸张、大量印刷来摊低每本书的成本，再以低利润率迅速向全国市场倾销，通过快速资金回笼来实现盈利。同时，也能迅速碾压其他竞争者。这说明，当时这些出版公司的运作能力已经非常成熟了。

说到这儿，我们又要绕回到开头的那个话题：民国究竟是不是一个好时代呢？如果从商业文明的角度来说，这个繁荣发达、丰富多彩的民国，恐怕只存在于上海。陈存仁去过一次北平，当时的北平几乎没有城市工业，完全是一座乡土文化的古城。他对北平的物价之低赞不绝口，就连齐白石作画的报价，都比上海画家要低一倍。可是，物价低，也代表着收入和生活水平不高。

他去湖北寻访李时珍故里，看到当时的农村生活相当艰难，村民们根本就没见过银元，连银角子都很少使用。当地的名医请他吃饭，中间四个大盆里的鸡鸭鱼肉都是用木头刻的，浇了一些汁在上面权充门面。所以说，对民国感受如何，实在是要看身在何地，属于哪一个阶层了。今天，我们能够用生动的细节来感受民国社会，多亏了这本《银元时代生活史》。

最后再总结一下：本书是民国时期上海医生陈存仁的回忆录，也是一部近代中国城市经济史。

第一，从清末到上世纪三四十年，银元在中国扮演着硬通货和基准货币的角色。每块银元含有七钱三分银子。三十年代，城市底层家庭月收入低于10元，中产阶级月收入在30-50元左右。

第二，上海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城市，得商业文明之先。既有像陈存仁这样精明强干，凭借媒体宣传走向成功的实干者。也有像黄楚九那样嗅觉敏锐，不择手段的商界枭雄。真正从上海分走最大一块蛋糕的，是当时租界里的外国商人。活跃在上海的各类经济力量，开辟了中国的商业文化，并且影响至今。

第三，从这本书里，我们还能看到上海工商业的成长轨迹。民国时的上海金融业，既有现代化的银行，也有传统的钱庄。钱庄所代表的旧式商业道德和信用体系，为民族工商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出版业的蓬勃发展，使上海成为了中国文化的策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