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旅居在台湾的画家孙多慈应国史馆馆长罗家伦的委托，绘制大幅开国元勋油画。正值盛年的她，在提笔的瞬间，眼前暮然浮现出一副画面：年久失修的青石桥上，一个秀气的小女孩踏上石阶，穿过四牌楼跃过登云坡，一路跑到胭脂巷，人潮涌动间，就来到了镇海门的城楼前。迎着涛涛江水，一望无痕的江南秋色在眼前轰然炸开，幕布的下一轮明月，在赭红的烟雾里别有一番洞天。
时光穿梭回童年，那条叫做故乡的小路在她心中回响，夜夜踏梦而来，在她的心里碎成一地灿烂千阳。那停在时间缝隙里的故乡，承载了她太多的欢乐与愁绪，竟惊得她失魂，生怕一落笔，就惊扰了满载的回忆。
她梳着羊角辫坐在石阶上怀抱小画本，等父亲回家。小小的脚丫踩在春雨过后的路面上，溅起一簇簇水花。那时候，她只有八岁，是1920年的春天，父亲走在石板路上远远地喊着她的名字：韵君。
回忆戛然而止，一点油墨溅在纸上，晕染开来。这一支画笔，浸染了她一生的情愁。在一笔笔远山近水，人影交叠之间，写满世间的人情冷暖，最终尽是一笔情愁，满纸离散。在未来与过去的间隙里，时光在她面前铺陈开来。
1912年，孙韵君出生在安徽寿县，祖父孙家鼎是晚清重臣，曾一手创办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父亲孙传瑗学识渊博，深受军阀首领孙传芳的亲睐，连任多届政务常委。孙家在安徽是颇具声望的大家，而孙韵君也是书香门第中的一个翘楚。
从小，她聪明好学，又有灵气，深受大家的喜爱。在她的母校安徽第一女子师范，孙韵君的名字时常被校长挂在嘴边，“我们安庆女中有两位才子，一个是苏雪林，另一个是孙多慈。”她不仅有深厚的国文功底，善于写作，而且尤以绘画更为突出。1930年，孙韵君以优异的成绩从安庆女中毕业，等待她的是崭新的大学生活。可命运在这一时刻，再一次转了个弯。时局动乱，孙传瑗被牵连，孙韵君原本平静的生活顷刻间轰然坍塌。突如其来的变故，将她的心境彻底搅乱，她的成绩极像云霄飞车一样，瞬间跌入谷底。本来能够轻松进入国立中央大学的她，连进入省立安徽大学，都要奋力一搏了。经过几番挣扎和犹豫，最终，她放弃国立大学国文系，进入中央大学做旁听生，改学绘画。
1930年9月，孙韵君在宗白华的介绍下，进入了中央大学的艺术系，成了专修科的旁听生。也正是那一年，她遇见了生命里重要的男人徐悲鸿。当时作为美术系的主任，徐悲鸿经常亲自授课，而孙韵君的聪慧和灵气，很快赢得了徐悲鸿的赏识。在徐悲鸿眼里，这个腼腆少女才学的聪颖，灵气的敏锐，都让他惊奇之余，多了几份赞许，“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
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徐悲鸿并没有注意到孙韵君。在徐悲鸿创办的素描班里，孙韵君是最低调的一位。她年纪比其他人都要小，与同学相比功底又差，她在人们眼里是内向而腼腆的，在激烈讨论的课堂上，她往往也是默默不语，实在逼得急了，才说一句：“我觉得大家讲的都有道理，只不过立场不同罢了。”她温润得几乎没有存在感。她的画在他的眼里，也是拙劣粗糙的。她刻苦作画，再加上她对画的感觉和悟性，时间推移，她进步也很神速。从刚入学拙劣的笔触，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她的技艺进步很大，已经从班里最差的一个，达到了中游偏上的水平。
这样的进步让徐悲鸿感到震惊，这个看似内敛宁静的少女，竟然有如此之高的悟性和潜力，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她的变化，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在讲课时，不经意走到她的画架旁，拎起她的画，向同学们讲解素描的技法和诀窍，即使是这样婉转的表扬，在一向严厉苛刻的徐悲鸿的课堂上也是罕见的。他时不时地开始注意她的存在，讲课时也会在她的位置上扫上一眼。她偶尔迟到或缺课，他就会有些焦躁不安，那一堂的课堂上，徐教授的脾气就会格外的大。在徐悲鸿的生活里，她的存在越来越有实感。
那时候，徐悲鸿还没有意识到，对于35岁的他来说，孙韵君像一枚石子，跌进了他的波心，湖面上的涟漪，飘摇着未知的神秘色彩。
她的出现，与感情相比更大的刺激到了他的创作激情。他邀请她作他的模特，她在惊讶之中答应了他，对于孙韵君来讲，这是难得的机会。徐悲鸿用娴熟的技巧和笔法勾勒出一副质朴的少女图，画稿上的孙韵君面如星月，短发齐耳，眼神中带着一丝忧郁地看着前方未知的世界。或许，这就是当时徐悲鸿眼里的她，质朴中透着清婉，醇厚中夹杂着一抹清愁。
徐悲鸿隐约感觉到，他对孙韵君的感情从师生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而在孙韵君眼里，徐悲鸿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画家，是敬重的师长，也是慈父一般的存在。
1930年初冬，游台城，阳光晴好，两个人在山麓间艰难地前行，登顶的那一刻，繁盛的树木褪去，视野一下开阔起来，群山环翠，绿树成荫，眺望处湖光粼粼，茫茫青色间，十里烟柳，水天一色。孙韵君想起孙传瑗小时候让他背过的一首诗：“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诗中说的正是这个锦绣台城，而今自己站在台城山中，而父亲孙传瑗却生死未卜，不觉悲从中来，一行清泪滑落腮边。
她的失神没有逃过徐悲鸿的眼睛，他步步追问，泪水再度决堤，她捂着眼睛，告诉他，孙传瑗和哥哥已经失踪三个月，母亲汤氏带着弟弟在南京辗转度日。徐悲鸿这才明白，为什么孙韵君眼中有那么多的忧伤和哀愁，明白她为何考试失利，做了中央大学的旁听生。她的身世与命运，都引起了他深深的同情。他把她拥入怀中，“你要是被文学系录取了，中国画坛上岂不少了一位女画家。”孙韵君破涕为笑，他轻抚她细软的头发，“从现在开始，无论你到哪里，始终有一个人在关心着你。就是我，徐悲鸿。”
爱情在悲伤中萌芽，徐悲鸿在孙韵君忧伤的画布里，渲染上了一抹艳丽的明黄。在忐忑不安的心跳声里，她清晰地听到了他给她带来的安全感。那种感觉，就像幼年时候，她赤脚踏在青石板上，远远地向着父亲的背影奔去，重重地跌进父亲的怀抱里，那样温暖.
台城回来，徐悲鸿连日画了一副《台城月夜》，画面上她烟波婉转，忧郁的眼神中透着一丝妩媚，她立身而站，裙裾飘然。而他坐在她的旁边，眼神笃定，唇角上扬。他们第一次出现在同一张画布里，她颈上飘起的白围巾，透露着些许未知的情愫。
“大慈大悲”是徐悲鸿最喜欢的一方印，他把她的名字，换上了一个慈字，那一刻，孙韵君告别了过去，成为了有无限可能的孙多慈。
1931年，孙多慈考上了中央大学艺术系，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他们的爱情正在土壤下潜滋暗长。只是他们并不像鲁迅和许广平，沈从文和张兆和那样有运气，他们的师生恋尚未开始，就遇到了劲敌——蒋碧薇。在确定了自己对孙韵君动心了之后，他在午夜梦回里时常想起与蒋碧薇一起度过的患难时光，他在心意游移间，提笔伏案给远在老家的蒋碧薇写了一封信：“碧薇，你快回来吧，你要是再不回来，我恐怕要爱上别人了。”第二日便收到蒋碧薇的加急电报，即日回南京。拆开电报那一刻，他顿生悔意，隐隐觉得从此事情的发展不再受自己的控制。蒋碧薇回来之后，声泪俱下逼问徐悲鸿，他告诉了蒋碧薇他只是爱才心切，对孙多慈的关注多了些，一切还只是自己的单恋，事情并没有她想象的那样复杂。盛怒中的蒋碧薇在徐悲鸿的承诺下，暂时熄了怒火，而在她心底始终有一块疑云笼罩在她的头顶，令她时刻感到不安。
一个是渐生裂痕的发妻，一个是点燃创作欲的少女。面对理智和情感的双重夹击，徐悲鸿焦头烂额，辗转难眠。
这时候的孙多慈，面临着人生的重创。1931年的春节，空气中弥漫着腥咸的土味儿。孙多慈的人生跌入谷底，父亲和哥哥不知所踪，她和母亲弟弟在异乡南京过年。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孙多慈摊开画纸，为弟弟画一幅素描。可她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竟是她为弟弟画的最后一幅肖像。一天，放学回家的孙多慈看到孙多括按着腹部，坐在床上，她给多括倒了一杯水，扶着他躺下，等母亲回来，孙多括才勉强坐了起来，疼的汗水直流，母女俩吓坏了，赶紧四处找车把他送到了医院，鼓楼医院里，孙多括已经昏迷，急性阑尾炎已经穿孔，手术室之外，悲伤一分一秒的流过，看着盖着白色床单的弟弟，母亲当场昏厥。她拼命地咬着自己的嘴唇，让自己不倒下去。天空陷落，地裂无声，世界在那一刻坍塌了。
孙家三个孩子，因为长子孙多拯患有自闭症，孙传瑗把继承家业的希望都寄托到了次子孙多括身上。孙多括的早逝，在孙家的命脉上撕开一道伤口，鲜血淋淋，无法愈合。
母亲一病不起，孙多慈强忍着心里的疼，办完了丧事。看到徐悲鸿的那一刻，她忍了很久的眼泪倾泻而下。弟弟已逝，母亲病重，父亲和哥哥生死未卜，孙多慈连倒下去的机会都没有，蚀骨的疼撕裂着她的心。
她原以为已经跌入谷底，不会再疼，可命运还是在她千疮百孔的心上再开了一道裂痕。伤痛之外，还可以更疼。平日里徐悲鸿对孙韵君的偏爱在学生中早就流言四起，几乎达到了人尽皆知的程度，甚至最后还上了八卦报纸。学生们开始有意避开孙多慈。那些无形的口舌之剑，肆意飞传，割得她满身疮痍.
流言入了蒋碧薇的耳朵里，便成了一枚重磅炸弹。她赶到徐悲鸿的画室，掀开画布正看到那一副从玄武湖回来之后，徐悲鸿所作的《台城月夜》，蒋碧薇怒火中烧，抬手撕了画，当众厉声告诫孙多慈，如敢越轨，便如这画一般。徐悲鸿画室里一幅幅她的素描，此刻使她成了众矢之的，徐悲鸿的偏爱和蒋碧薇的强势，都让她的境遇变得更糟。学校里闹得沸沸扬扬，无法面对舆论和指责和发难，她只好搬出宿舍，到学校外面去住。
徐悲鸿的情谊，孙多慈心里是有感应的。他是她的师长，爱才吝惜她的成长；他待她如父兄，在乱世中给了她温暖和安定。他在她即将倒下的瞬间，扶起她柔弱的肩膀。飘摇无依的乱世里，他成为她的支撑和勇气。在不知不觉中，两个人的情愫抽枝般的疯长。后来，徐悲鸿在纠结中想到一石三鸟的方法，把孙多慈介绍给好友盛成，既可以使盛成尘埃落定，也可以让自己断了念想，而且蒋碧薇也可以风平浪静，不会再生事端。可二人辗转相见后，彼此无意，盛成只一眼就看透了徐孙二人之间的情谊，孙多慈也坦承对盛教授无感，并声称自己喜欢的人要更年长，稳重又才气，言语中直指徐悲鸿。
徐悲鸿的南京公馆竣工，孙多慈以学生身份送去百株枫苗祝贺。蒋碧薇得知后，趁着徐悲鸿外出，一把火将树木付之一炬，烧的灰都不见。蒋碧薇越是强悍，徐悲鸿的心里便越偏向了温顺乖巧的孙多慈。她在蒋碧薇声势浩大的进攻中节节败退，她的爱情尚未开始，便成为了众矢之的，染了一身的污名和痛楚。
1935年，孙多慈多舛的大学生涯终于结束了。她在徐悲鸿的帮助下，出版了个人画集《孙多慈素描集》。徐悲鸿积极运作，给她筹办画展，徐悲鸿计划带着全班同学赴苏联参观的机会，趁机送孙多慈去法国深造。如果能够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孙多慈的画技必然突飞猛进，又可以避免蒋碧薇的强大攻势。可徐悲鸿的小算盘没有打稳，精明的蒋碧薇很快便发现了他的意图，果断将苗头扼杀在了摇篮中。
面对强有力的劲敌，他们的爱情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孙多慈被迫回家乡教书，而徐悲鸿被蒋碧薇拴牢在南京。他们只能通过徐悲鸿的好友舒新城来传递书信。他作画送她，画布上的古装仕女满面愁容，望着天空中飞翔的燕子出神，眼角眉梢间透着幽怨，他题：燕燕于飞，以遣胸怀。孙多慈看画落泪，一字未提，寄一把红豆回去。徐悲鸿见红豆触景生情，连作诗三首，以慰思念。
抗战爆发后，孙多慈流徙到了长沙，一家人得以团圆。徐悲鸿得知后来到长沙，为孙传瑗谋了一份职位，后来又把她全家接到桂林。在桂林，水天环绕，山水交融，他们经常相约去漓江写生，那段时光，有了爱情的润泽两个画家的创作源源不断地流出，产量空前。岁月的静谧里，他们忘却人世间的一切烦恼，纵情在山水之间，任情意拳拳流淌。那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光，却又少的那样可怜。徐悲鸿在《广西日报》上刊登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的启事，以此向孙传瑗表达自己的真心。可孙传瑗在得知真相之后，坚决反对，带着全家去了浙江丽水。孙传瑗颠沛流离，又饱受丧子之痛。孙多慈在父亲面前选择了屈服，她以为，暂时的辗转，未必没有再见的机会。而徐悲鸿满腹心伤，在蒋碧薇的劝解之下，去了印度讲学。这一去，就是四五年。
而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孙多慈在父亲的授意下，由郁达夫妻子王映霞介绍，嫁给了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做了两个孩子的后母。
几年后，徐悲鸿归国，面对已经无法回转的事实痛心疾首，却无计可施。
传奇之外，落寞结尾。孙多慈下嫁，徐悲鸿离婚再娶，他们身边都有了伴侣，只是那个人，却不是他和她。
一闪念的错过，所有的结局都已经改变。人的一生，总有那么关键是几个时刻，将人的轨迹滑向未知。而我们终究无法知道，在向左还是向右的选择里，究竟怎样才会没有遗憾。而我们注定终其一生，都要为这一刻的判断，承担后果。我们总是对机会抱着太乐观的态度，总是不自觉地以为，错过了这一次，还会有下一次，机会总会来的。而事实的真相却是，有些时刻，终其一生只有一次。这一生，这一刻的执念，错过便不曾再来。是勇敢挣脱，还是默默俯首？挣脱也许遇见的未必是光明，而俯首得到的也注定不是安稳。所有的选择，都需要承担风险。
而在风险中犹存的，竟不是情义，而是力量均衡的判别。最终，她在双重压力下选择了屈服，放弃了与所爱执手的机会。那一刻，她不知道，这一次放手，她将跌进无底的深渊，再无复苏的可能。原本，幸福曾频频向她招手，只是，在最后一刻，她忽然丢掉了勇气。她原本以为，即使分开，也会有相见的机会。却不知道生命里有多少的再见，最终都默默成为了生命中无声的诀别。此生不复相见，爱恨只能随风。人终究不知道，某年某月某一刻的判断，将我们的一生掰向完全不同的轨迹。
多慈嫁给了教育厅长。一段轰动一时的传奇爱情，却落得个草草收尾的结局。她跌入婚姻里，却不再奢望爱情。她的爱情早已经尘封在眼光霞碧的玄武湖，跌落进碧山秀水的漓江边。慈悲之恋，就此封尘，消散在烟波般的记忆里。
不再有奢望，她把全部的力气都用在了绘画上，她笔锋流转间，透出人世间百态的炎凉苦楚，她一跃成为民国时期第一批著名的女画家。
1953年9月，孙多慈在台湾的中山堂参加画展，举目踌躇间，竟一眼看到了蒋碧薇，这对几十年前的情敌，竟然在这样的场面里相遇，双方都愣怔了许久。还是蒋碧薇开了口，寒暄过后，她把徐悲鸿逝世的消息告诉了孙多慈。她当即脸色大变，泪流成河。她们唯一的一次对话，竟是告知徐悲鸿的死讯。
往事铺陈开来，悲伤逆流成河。有些故事，我们只是猜中了开头，却无法猜中结尾。她为他守孝三年，终生不忘至爱。一如她的诗：
一片残阳柳万丝，秋风江上挂帆时。伤心国家无穷恨，红树青山总不知。
光华已逝，岁月无法回转。有些错过，终究无法回头。1975年2月，民国著名女画家孙多慈先生病逝台湾，享年6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