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次路过村东的一处荒地，父亲说那里曾经有过一座庙，我问父亲庙里供着什么神仙，父亲说记不得了，但记得院里西面是戏台，村里每年五月庙会，都可以在里面看戏。我很认真地看那处荒地，野草有一米多高，覆盖了一切，风吹来，野草摇摇摆摆。父亲说的戏台已淹没到岁月里。
我童年最热闹的事就是村里每年五月的集会。我记忆里每年的四月，就会有人在村街头十字路口或村西木工厂大门左边用木头搭戏台，无论是街头十字路口还是木工厂大门左边的开阔地，都是我上学路过的地方，看见戏台搭好了，就知道县剧团要来了。然后我上学放学经常要往村西望一望。五月初的某一天，就会望见有一辆大卡车或者带拖斗的拖拉机拉着满满一车人来了:村里要唱戏了。
村里集会一般五天左右。那些日子学校每天下午都会放假，让孩子们和村里的大人们一起去戏台前看戏，晚上也有戏。我不喜欢看戏，但喜欢热闹，村里人看戏，我在人群里穿来穿去，那时候知道了上党梆子，知道了《霸王别姬》、《四郎探母》，但我一句也不会唱。集会一过，春耕开始了，村里人唱着刚刚学会的某些剧段去田里干活，孩子们也在上学或放学回家的路上哼着上党梆子。我至今都认为，我童年的时候，全村只有一个人不会上党梆子:就是我自己。全村除了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可以唱一段上党梆子。
有几年元宵节村里也要搭个戏台，自然是组织表演。县剧团有个主演就是我们村里的人，女的。她每年过年回家特忙，一过初五，村里喜欢上党梆子的一堆人就挤满了她家的院子，请她辅导大家。一直到元宵节，大家在临时搭的戏台上唱，她才在戏台下喘口气。我实在记不得她叫什么了，现在回村里问一下六十岁以上的人，可能都知道她的名字。
我上三年级还是四年级的那一年，村里在木工厂大门西边的开阔地上盖了新戏台。据说是县里要在村里开大会，必须有个正儿八经的地方，然后派来工程队突击盖起来的。戏台刚盖好，一场戏也没有唱，县里组织的大会一连开了几天，都是批判大会，把一帮“坏人”五花大绑押上戏台，有一个领导人站在台上高声宣布他们的“罪状”，然后押着他们的民兵让他们低头认罪、抬头示众。当年五月，县里开过批判会，已是春耕时节，村里没有再组织集会。到了秋天，盖好的戏台成了村里堆放粮食的地方。那年虽然没有唱戏，但依然能在村口街头、田野路上听见人们哼上党梆子。
应该是戏台盖好的第二年，五月初，村里依然组织集会，县剧团依然来村里唱戏，但唱的不是上党梆子，而是革命样板戏。我记得《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这些戏，就是那个年代自己也唱。那年五月初集会一散，学校就组织了宣传队，我被选中担任《红灯记》里的李玉和。每天下午，学校老师都要组织宣传队在戏台上排练，我经常在戏台中央唱着“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纠纠”，然后一叉腰漏出肚脐眼来。老师好几次吩咐我回家让我母亲把我上衣上的扣子缝上，我始终没有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在戏台上正式演出的那天晚上，我依然高唱着那句“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然后依然把肚脐眼漏出来。那年因为唱《红灯记》，我“唱出了英雄形象，唱出了革命激情，唱出了对党忠诚”，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这也是我一生中维一一次得到这个荣誉。
我上初中到了外地，每年春耕前村里唱戏我是没法去凑热闹了，暑假回到家里，戏台上堆满了麦子，有比我小的孩子在麦堆里玩，村里依然随处可以听到上党梆子的声音。初中毕业我考上师范学校，暑假要出去旅游，回到村里的次数少了。再后来参加工作，再后来调到外地工作，回村里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不知道从那年开始，我回村里再也听不到上党梆子，据说村里好多年不唱戏了，还有人说县剧团因为发不起工资解散了。 但戏台还在，还是那个样子，孤独地矗立在那里，迎接着风吹雨打、白天黑夜。
有村里人在戏台前曾经遇见过村里那位在剧团唱主角的女同志，说她围着戏台转圈子，不知道转了多少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