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羡慕这样几个人：一个是《鼠疫》中患肺病的老人，一个是《静静的顿河》中格里高里的母亲，一个是《约翰·克里斯朵夫》中主人公的祖父米歇尔老人。
患肺病的老人，生命顽强的程度让我惊叹。当鼠疫快要来临的时候，他平静地对里厄医生说：“它们都出来了。”鼠疫来了。当它把这个城市的人口迅速地减少之后，他又对医生说：“它们又出来了！”房梁上传来小老鼠“吱吱”的叫声。这是鼠疫后，医生第一次见到活着的老鼠。这个老人在书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却贯穿始终。我一直奇怪，老人的精神为何一直这样好？他的生存有什么意义？他又老又病，做不了任何对别人有益的事情；当然他也不坏，没能力做坏事，也不伤害别人；他只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事的发展，用自己的耳朵聆听死亡和生命的到来。他太平凡了，太伟大了，芸芸众生中有多少人能这样淡定的生活？
格里高里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哥萨克母亲，辛苦操劳一辈子：丈夫死了，大儿子死了，儿媳妇死了，活着的格里高里不得不四处逃亡，她最终和女儿过活。有一天，她没有起床，女儿对她说，找医生来看看。她说：“不必。我的大限到了。”第二天，她安然地离去。我只知道大象可以预知自己的死亡，它们会提前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安静地死去。狗也行，只要可以，它们从不死在主人家里。对于人，我是不知道有这种本领的。看到她的存在：惊异、欣喜，觉得她是自然的宠儿。我羡慕那样的死法：安静、平和。
米歇尔老人是位音乐家，他认为自己可以很长寿——起码能活到小克里斯朵夫可以养活一家人；但他错了，烈日下突然的晕倒，要了他的命。他最后一次醒过来时，只问了一句：“我是要死了吗？”紧接着，他死了。他没有想到死，却突然地死去，没时间遗憾，没时间痛苦。这样的死法，很干脆。
我恐惧父亲的死。中风二十年，全瘫两年，丢掉了所有的尊严，耗尽了全部的脂肉，磨尽了所有人的耐性。活着到底为什么？父亲去世前半年，我们几个姊妹轮番上阵，生活像打仗一样紧张。那时候我就常想，这样的生存有意义吗？父亲临终的前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嘴巴张得大大的——那时他的下巴掉下来了，不能收回去。他就那样一口一口地喘气，我对他说：“爸，你走吧。没什么可留恋的。太苦了，太苦了……”我抚着他的前额说。父亲走了，我没有哭，我觉得他终于解脱了，有什么可哭的呢！第二天，家里摆席待客，我和二姐同座，刚吃完饭，她就弄了一碗饭菜，往东屋走去。我问她去干嘛，她忽然愣在那里，很诧异地说：“爸爸不在了？”我立刻泪如泉涌。事后每每想到那个情景，我都会泣不成声。我终于明白了，明白了，父亲的存在有它的意义。无论他以什么方式存在，我都可以对那个人喊一声：“爸！”，但是现在没有了，永远也不会有了……可是，可是，我仍然对那样的死，心存畏怯。有一天，我老了，老迈不堪，我要提前告诉我的孩子：如果需要，不要让我没有尊严地活下去。尽快结束那没有灵魂的生命，我丝毫不会怪她。
活着，要坚强乐观地活，老了、病了都不怕；死，要平和地安静地离开，不要手术，不要巨痛，不要喧闹。人生一世多么不容易，活着，做了该做的事；死，又有什么可怕。我羡慕那些人：生得快乐，死得安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