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断头台的启发
英国哲学家休谟，提出一个“是/应当”问题，认为事实与应当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比如一个小孩儿掉到了河里，正在大声呼救，你应不应该去援救呢？一般而言，我们都应该去援救，援救才是善的。可是，为什么要去援救呢？你可能想过，小孩儿溺水非常痛苦，不救的话很可能溺死，所以应该去援救。等等，小孩痛苦是事实，溺死是很可能发生的事实，可事实能够直接推理出应该吗？小孩痛苦是一个事实，见到小孩溺水又是一个事实，主体去救人也是一个事实，可是应该在哪儿？其实，应该完全来自另一个源头，它虽然和事实关系密切，但是一定不直接来自事实本身。事实推不出应该。
学者为此忧心忡忡，他们觉得价值、人类的应然从此缺少了事实性基础，变得不牢靠了。并为此，提出过“是”可以推出“应当”的论证。但是，这些论证依然有争议，不够圆满。所以，他们把休谟问题，称之为休谟难题，甚至休谟断头台（斩断了应该与事实的联系）。不过当我了解到休谟难题的时候，却喜不自胜！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让人振奋的了！让道德脱离事实的无赖捆绑，真是一件天大的幸事！
把价值捆绑在事实上是错误的。其实摩尔的自然主义谬误已经开其端了。那些想用一些事实性的描述、形而上的特征和关系去定义善的企图都是失败的。从路向出发，对事实的描述、形而上的发现，是一种客观求知识的路向；而娩出价值和道德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在“他人痛苦”和“应该去援救”之间，只需要加一句话就可以使推理成立：“我关心他。”
“他人痛苦”，是一个纯事实。“应该去援救”，是一个纯粹的应该。而“我关心他”是一个事实和应该的结合体。假如你关心一个人，别人未必知道，但是你自己一定清楚你确实关心着他，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你关心的人正遭受痛苦，所以你不会无动于衷，如此而认为应该去施救。这就是应该。同理，我们发现，所有的善，所有的应该，和一切事实的联系，都需要这样一个事实与应该的结合体。
在我们进一步解释之前，让我们引用一下，前面提到过的学者试图论证“实然”可以推出“应然”的例子：
1.A承诺做P
2.由于承诺做P，A将自己置于做P的义务之下
3.A应该做P
很显然，句1是事实性的，句3是应该，而句2看起来是事实性的，可是“义务”二字其实是一个事实与应该的结合体。这一点哲学家赖特已经指出来了。
“事实与应该的结合体”，意味着什么？
我们可以把“我关心他”简化为“我关心”。“我关心”，是一个事实，同时是一个应该。这三个字是百善之源。一切事实性描述都可以通过这三个字转化为价值性描述。
现在，我们进一步说破，“仁”、“良知”、“明德”，均因“我关心”三个字而成立。它们向来不是客观存在，所以在科学那里几乎毫无地位。然而，相反地，同时颇具启发意义的是，这几个概念却恰恰是圣学的核心。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良知即是道”，即是关心人；为物欲蔽，昧了良知，便是不关心人。“格物”即正物，正物就是关心物，以至于诚意、正心，都是此意。进而，一切事实与一切应该，通过“仁”、“良知”、“明德”，就无不通。也就是说，“仁”、“良知”、“明德”正是“事实与应该的结合体”。
苏格拉底所代表的西方路向，是关于独立的事实的研究；孔子所代表的中国路向，是关于互动的事实与应该的结合体的研究。在客观事实的研究之外（科学）还有真正的以事实和应该的结合体为对象的研究和实践。这条道路不是别的，正是圣贤之学。
